文/郑晗 主播/童童 
我还记得我坐在精神病专科医院的走廊里，看着来往的大夫如同仰望神明一般。 大三下半学期，在有条不紊的考研、健身和生活中，我突然开始厌食、失眠和莫名地恐惧。 这些症状从渐显到占领我的身体仅仅用了不到两天时间。整夜的失眠和长期不想进食让我恶心眩晕，随之带来心脏及胃的剧痛。 本以为可能是压力太大，精神紊乱，然而我苦苦挣扎了两周后发现，我的身体机能好像出现了问题，我没有了自行入睡和进食的能力，以至于开始精神崩溃。 起初我并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这症状突如其来且无迹可寻，最要命的是它来势汹汹，凭我的能力无法缓解。 闺密极为不靠谱的解释一时间成了这症状的唯一解释——邪祟入体。 尽管我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这疼痛已经占领了我的意识，来不及细想，我奔赴回家，求我妈带我看“大仙”。 我隐约记得自己七八岁时曾经见识过这样一位“大仙”，这次却并非是那一位。 在我妈短暂和她说明情况后，她端详着我的面容，在我的胳膊上一通摸索揉搓，然后就去隔壁屋子请问神明，之后给出一个解决之法——烧些贡品再给我“叫魂”。 就是拿一些小米、手绢和一个杯子，将小米灌满杯子，盖好手绢，攥住手绢多余的地方在我的头上边打圈边念咒语。 这一顿折腾以后，晚上我破天荒地吃了一个馒头，还说了许多话。我一度以为自己被拯救了，直到晚上被同样一个噩梦惊醒。 我梦见自己漂浮在时空里，五颜六色的光从我身边飞速掠过。 一个声音告诉我：“这就是你的一生，你周身无数的光是你今生遇到的人，在时间中，你们的相遇不过是须臾，一次相见，不管为彼此停留多久，最后的结局依旧是失去……” 我被一口怎么也喘不过来的气憋醒，急促的呼吸伴随着飞快的心跳，我没出一丝丝的汗，但浑身战栗。这是我内心最深处的恐惧，自发病以来我不曾有一分一秒摆脱过它对我的支配。 抬头看看外面的天空，夜还很长，身边的妈妈也睡得正香。 这也不过是病中最常见的一夜。我看着天空由深不见底的黑慢慢变成墨蓝色，再由墨蓝色变成白色，直到屋里进入第一缕晨光。 我失去了追剧、春游和网购的兴趣，周身的阳光、微风和嬉笑声都与我无关，也包括时间。 我妈为了“激活”我，探索着各种办法，带我春游观景，游园赏花，往我的书包上绑辟邪桃木。 直到最后她终于意识到，带我去医院接受治疗可能才是最有效的。 
那一年的三月三十一日是个周四，我踏上了求医之路。 辗转几家医院后，我们最终将系统治疗定在了回龙观医院，一家专门治疗精神疾病的医院。 去之前我们在外面吃了午饭，我看着饭店墙壁上的镜面玻璃，那个二十岁青春洋溢的少女好像不见了，不然镜面中这个面色铁青，脸颊凹陷，眼圈乌黑，眼神呆滞的人又是谁？ 我是第一次来到专科医院，这里的门诊类型分得非常细，老年痴呆、酗酒、焦虑、抑郁、狂躁、情感障碍等等，都能找到详细的科室。 给我看病的大夫姓孙，三十多岁，语气温柔，提问的方式让我非常容易接受。根据我的叙述，她评估了我的情况，给我开了一小沓检查的单子。 加上在前几家医院做的题目，这一天，我做了两千多道测试题，涉及情感和自我认知的方方面面，医生可以根据答案测定我的精神状态和疾病情况。 之后是神经系统检查，将一个测试的夹子夹到我左手的食指上静止三分钟，用来检测神经系统活动的轨迹。 检查报告上关于神经系统平衡的图谱由两条直线垂直相交而成，就像高中数学中的x轴和y轴，测定结果用一个圆点表示，圆点越接近中心交叉点神经系统越正常，好在，我的还算平稳。 这张表里的其他信息都不足以引起医生的注意，唯独116的疲劳指数。 “116的疲劳指数，意味着你躺着都有可能很累。严重的失眠、恐惧和焦虑，都是现在的症状。你感受到的胸痛和胃痛是自发性疼痛，食欲不振，进食困难，丧失兴趣这都是抑郁症的症状。”孙大夫解释道。 我被确诊为中度抑郁和严重的睡眠障碍。随后，她给我开了药，由于我年龄小，用地西泮（俗称安定）恐怕会有依赖，所以在睡眠上，她给我开了助眠的佐匹克隆，辅以半片的地西泮。 她说给我开的抗抑郁药物是副作用最小的，务必在每天睡前服用，我点点头，再三道谢后去拿药。 我来到医院的处方药窗口，等待着属于我的救命稻草。 拿到药的那一刻，我激动万分。药盒很小，剂量很少，简洁的药盒上写着药的名字：盐酸舍曲林。 
我开始了和抑郁症的漫长斗争。 曾经我看到许多影星和名人因为抑郁症而自杀，我一点也不相信，我总认为迫使他们放弃生命的，八成另有隐情，抑郁症不过是堵住悠悠众口和舆论的挡箭牌。 直到我加入抑郁人群的行列，我才明白这种痛为何远远超出了我能够承受的范围。医学上把疼痛分为十二级，最高级是分娩。 很多女性爱孩子，愿意承受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分娩之苦，但没有一个抑郁患者在痊愈以后想第二次承受抑郁带来的痛苦。 那不单单是身体上的自发疼痛，还有内心深不见底的恐惧，这世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引起她的兴趣，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勾起她的期许。 《小王子》中有这样一句话，代表了最简单的幸福，狐狸对小王子说，你下午四点钟来，那么从三点钟起，我就开始感到幸福。而这幸福，我很久没有感觉到了。 那个时候，吃药对我来说比吃饭都期待。用来助眠的佐匹克隆，只有半小时的起效时间，困的时候赶紧吃，然后它就能推我一把，让我睡着。 尽管吃了药，在半夜，我还是会毫无征兆地惊醒，那如同拨浪鼓一样的心跳，让我无时无刻不觉得再过一秒我就可能和死神作揖问好了。 四小时药效一过，我会准时醒来，或是端坐在床上，或是辗转在被窝里，等着，至于等什么，自己也不知道。 吃药一个月后，我已经可以做到生活自理。 尽管如此，我的感知和情绪多数时间仍处于下线状态，就好像一直冬眠的小兽，睡累了短暂醒来，换个姿势继续睡。眼看着已经入夏，它好像还是不想醒来。 
初夏午后的阳光最是柔和，既温暖又不灼热。 我妈搬了两个小板凳和我一起到门口晒太阳，我抱着她的胳膊，皱着眉闭着眼睛，她用手抚平眉心告诉我，再皱眉这里就会长出“川”字纹。 她让我看看阳光。我抬头看着天，意识中阳光明媚应该是一片金黄色，如今在我眼里，居然有点儿发绿。 我晒绿色的太阳晒了很久很久，和我的一阶段治疗一样久。吃了两个月的药后，从外表上看，我大致像个正常人了，能够每天保持6—8小时的睡眠。 但每天醒来，我还是会听到咣咣的心跳声，洗澡需要我妈搬板凳陪，否则哗哗的水声会让我慌得厉害。 耳塞买了一大把，路上汽车的鸣笛声和吵闹声都会让我不停地打冷战。两个月中，我每周四都要到回龙观医院报到，上午做常规复查，下午做心理干预。 我的心里干预医生是一个三十五岁左右、梨形身材的女性。她有些脱发，但极其温柔。 前几次谈话，她几乎不说话，只在我泣不成声的时候递纸巾和点头，三次以后，她开始分析我，排解我。 我没想到自己会喜欢心理干预这个环节。 本以为，我无法清楚地说出内心的恐惧和忧虑，事实上我也确实不太清楚。我不明白自己好好的怎么就变成了这样，为什么我不能左右自己的情绪。 但是她，却能从我给出的情绪碎片中一点一点拼凑出我心中迷宫的全貌，并且努力带领我走出来。我凝望她，像凝望天神一般。 她让我在这里崩溃得毫无压力，她能理解我任何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崩溃点，她不会说“你至于吗”，不会露出疑惑的表情或是转瞬即逝但可以轻易捕捉到的笑意，甚至，不嫌弃我肆意横飞的鼻涕。 
人的悲欢往往不能相通。 我曾经花费很大的力气，努力去向问我的人解释为什么我得了抑郁症，为什么我得了抑郁症没办法去上课，为什么我会莫名其妙止不住地哭泣，然而他们中的九成仅仅是看客。 我像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他们在观影时百感交集，但遭遇和故事都仅仅属于我自己。不必奢求，理解和感同身受都不必奢求。 在不断就医、复诊、断药、复发和再复诊中，我患抑郁症已经五年。 五年中，我经历了从开始的每周急迫想见医生、一段时间内排斥就医、只吃药不看诊，到如今的三五个月才去医院报到一次。 我有过轻生的念头，也常怀痊愈的自信。药从三片渐渐减量到两片，到最后，一片盐酸舍曲林就能够稳住我的情绪，维持我正常的社交和生活。 看似与抑郁症渐行渐远，但它给我带来的或许是终身不可逆的影响。 比如，我的泪点变得极低，一件小事就可以让我瞬间落泪，情绪来得堪比专业演员。 我变得敏感多虑，爱钻牛角尖，比正常人对噪声更敏感，需要随身携带耳塞。甚至，我时常需要摔东西排解情绪。 渐渐地，我开始和自己和解。我告诉自己，病症来袭并不是我的本意，更不是我的错误。 说来也佩服自己，在悬崖的边缘来回试探的这几年，我居然也顺利毕业、恋爱和结婚，并且通过努力获得了一份稳定的理想工作。 生活正在按照我起初预设好的路线，有条不紊地前行。如果不去回望刚刚走过的那条漆黑又漫长的隧道，路的两边居然也花团锦簇，生机勃勃起来。 
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抑郁症患者更不是，除了如影相随的盐酸舍曲林，在抑郁症中，我看到了努力接受我、倾听我，拉住即将坠崖的我并坚决不肯放开手的妈妈，暴戾了半生第一次为我泣不成声的爸爸，以及见证了我无数次歇斯底里后，毅然和我走进婚姻殿堂的爱人。 每一段抑郁症的治疗过程都不是一个人守着一摊药独自完成的，而是一个家庭关于爱与被爱的救赎。 五年过去了，每当别人知道我还是个抑郁患者时，没什么歧视，大多是惊讶。 这个如今神采飞扬的我，小时候多么希望自己与众不同，长大后就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活成芸芸众生，像普通人一样拥有健康的家人，贴心的爱人，平凡的一生。 如今我爸妈年近六旬，守着一个开满杏花的院子和姐姐的孩子，过着承欢膝下的日子。 而那个在狂风暴雨中迈着坚定步伐拉起我、拥抱我的人，此刻也正小憩在我的身边，至于他是怎样冒着闪了腰的风险拉起我的，又是如何跟耍流氓一样死死抱住我的，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作者：郑晗。值班编辑：梁潇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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