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淞风物】印度锡克教在沪四处谒师所简介，讲述锡克教在沪“发展”之实质

印度锡克教在沪四处谒师所旧址简介

讲述锡克教在沪“发展”之实质

周正

前言

锡克教（Sikhism）是15世纪产生于印度的一神教，主要流行于印度旁遮普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地。“锡克”一词，来源于梵文，意思是“学生”、“弟子”、“信徒”。锡克教徒被称为锡克人，长发、梳子、钢箍、匕首、短裤是锡克教徒的五大信仰标识。尊崇十位上师并以上师们传授的《阿底格兰特》为经典，《阿底格兰特》象征第十一位上师。以公平正义、扶贫济弱和宗教自由为基本教义。锡克教神寺每天给穷人提供免费餐饮。圣城是阿姆利则，朝圣地是被称为“神之所在”的阿姆利则金寺。

锡克教在上海的发展始于上海开埠，上海开埠建立租界后，印度人来到上海，他们大多数是来自旁遮普省信奉锡克教的锡克人，聚居于今广西北路，该地曾称为锡克路。清同治二年（1863年）公共租界建立，锡克人遂迁居虹口。为了维护租界的治安，租界当局自光绪九年（1883年）起从印度招募巡捕和司阍（门卫），在上海的锡克人逐渐增多。光绪二十八年，上海的印度籍巡捕与司阍超过100人，他们要求租界当局为他们建立锡克教谒师所。租界当局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宝兴路（今东宝兴路）建立了第一座锡克教谒师所。

总体上有关沪上锡克教谒师所的资料不算多，《上海宗教志》有对锡克教较为全面的记载，不过记载显得较为僵硬，其内容虽然涉及面广，却并不深入，由此，本文整合宗教志的部分内容，以一种更容易理解的方式，为大家阐述印度锡克教在沪四处谒师所的历史，从而了解锡克教在沪“发展”的实质。

四处谒师所的渐次展开

历史上上海有四处锡克教谒师所，至今仍全部留存，实属不易，其分别是：宝兴路（今东宝兴路）谒师所、戈登路（今江宁路）谒师所、马霍路（今黄陂北路）谒师所、舟山路谒师所。全部位于原公共租界的范围内，以下具体介绍各个谒师所的情况。

一、宝兴路谒师所

宗教志对宝兴路谒师所的记载是比较详实的，故在此处全部引用宗教志的内容。宝兴路锡克教谒师所位于宝兴路（今东宝兴路北四川路附近）。光绪二十八年，从印度招募来沪的巡捕和司阍因信仰锡克教，向公共租界当局要求修建一所锡克教谒师所。租界工部局董事会虽然同意这一要求，决定从公共基金中拨款3000银两购置土地，但未付诸实施。直到光绪三十一年，租界工部局董事会认为修建一所谒师所“无疑对上海的印度人大有益处”，“在其内可提供一处条件适宜的礼拜场所，也可监视他们的一般行为，也可对他们的日常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光绪三十二年租界工部局用3396银两，在宝兴路购得土地1.9亩，同时又从印侨中筹募8000银两的建筑基金。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四日动工奠基，光绪三十四年三月竣工，同年五月三十日（6月28日）由工部局总董霍必澜为锡克教谒师所揭幕。

该谒师所系两层楼房，由红砖和人造石砌成，屋顶铺盖油毛毡和波形铁皮，总造价11200银两。底层是长15米，阔9米的会议室兼作餐厅，南端有2个小接待室。楼上是谒师所，圆拱形屋顶。南端有四间小房，供布道师生活起居。

谒师所内部简单朴素，没有绘像和其它装饰品，只在中央用绳索围成方形的祭台，布道师坐在祭台中央，边摇铃，边朗诵《元经》，教徒们环坐在祭台四周，聆听布道师诵经。礼拜结束后，教徒们到会议室共进午餐，餐毕议事，议毕散会。

二、戈登路谒师所

随着租界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印度人进入上海，进入谒师所参与宗教活动的信徒也变得越来越多，由于当时谒师所仅有宝兴路一处，久而久之，谒师所内拥挤不堪，信徒之间开始爆发冲突，在当时主要是巡捕与司阍之间的矛盾。

民国4年（1915年），由于印度巡捕和司阍之间经常发生磨擦、争斗，且愈发激烈，租界当局为此在戈登路（今江宁路）巡捕房西侧为印度巡捕又修建一所锡克教谒师所，为印度巡捕专用，与司阍所在的宝兴路谒师所分离。

该谒师所的建筑资金为12250银两，是用红砖、人造石彻成的一座两层楼房。底楼为巡捕用贮藏室、厨房和浴室，二楼为谒师所，南端有两小间布道所的起居室，还有一小间阅览室和一小间会议室。民国5年（1916年）７月21日，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总董皮尔斯主持揭幕仪式，英国领事、董事会的董事以及上海万国商团的司令官等一起参加了揭幕仪式。

三、马霍路谒师所

此时反观宝兴路谒师所，在印度巡捕拥有专属谒师所后，宝兴路谒师所一度平静了许多，但好景不长，随着印度锡克教徒来沪者越来越多，信徒冲突再度爆发。

民国16年（1927年）７月，上海的印度司阍人员之间由于乡情不同，方言不同，马其哈斯人和马乐澳人之间摩擦不断，再度发生了激烈的殴斗。英国驻沪领事下令关闭谒师所，后由全体锡克教徒作出“谒师所只用于宗教目的，不再发生殴斗事件”的保证后，才在11月9日锡克教始祖那纳克·辛格诞生日恢复开放。此后，一些锡克教徒为了避免摩擦，于1939年10月（一说1937年），在马霍路（今黄陂北路）249弄156号石库门设立了一所规模很小的谒师所，用作同乡锡克教徒礼拜。从这里开始，宗教志对这两处小型谒师所的记载就很少了，笔者由此另行补充。

黄陂北路249弄，原为一自然村，名芦花塘，1854年，有某王姓海关职员建造了一座四合院平房，内有一大厅，两侧有14间厢房，中有大院。后随着该地区日趋繁荣，四合大院成了寸金之地，业主就用一室隔成几室，室内再搭阁楼的办法，分别租给居民，一度住户达到94户之多，西侧建有一排旧式石库门建筑，马霍路谒师所即在此处。至1949年前居民以中下层居多，跑马厅的马夫、割草工、勤杂工、小商贩等占很大比例。至五十年代后，四合大院被全部拆除，并建成了5幢四层的新楼房。安装了水、电、煤气卫生设备，成了环境幽静，整洁宽敞的住宅区，而西侧的一排石库门则至今留存。

四、舟山路谒师所

舟山路谒师所的设立大抵与华德路监狱（今提篮桥监狱）的印度看守有关，1903年华德路监狱启用时，便已招募了印度人作看守，至1940年，已有165名印度看守人员。这些看守习惯于前往宝兴路谒师所礼拝，久而久之，免不了与那里的信徒爆发冲突。为了便于华德路监狱的印度职员做锡克教礼拝，同时不希望他们与宝兴路谒师所的教徒发生冲突，便于1940年10月在监狱以北的舟山路219号设立了一处小型谒师所。该处谒师所至今留存。

需要指出的是，如今舟山路219号所在地系一座四层洋楼，但该洋楼系商铺，民国时期曾有孟买食品商店和光陆牛乳店等印度商家入驻，并非谒师所本身，其正体乃是商铺后侧的二层小楼，仅在商铺洋楼开了一处门洞。

锡克教在沪“发展”的实质

从历史的进程看，随着锡克教在沪谒师所逐步增加，锡克教看似在上海逐步的发展起来。不过有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文中凡是提及锡克教的“发展”，其“发展”二字总是要打个引号，也就是说，锡克教在上海的力量并没有实现自然的发展增长，而是通过外部信徒的输入，实现机械增长。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由两方面，分别涉及锡克教自身的宗教文化和印度的历史与文化。

一、锡克教宗教文化因素

锡克教自15世纪诞生以来，长期在南亚次大陆活动，其自身宗教文化的发展蒙上了浓厚的地域色彩。锡克教是由印度教虔诚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受到伊斯兰教苏非派的影响，其诞生就与印度教相关。锡克教继承婆罗门教的轮回说，提倡修行，反对祭司制度，禁止崇拜偶像。该教否认印度教关于种姓观念，认为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种姓分立和歧视妇女都是违背神的意志。而且更关键的是，锡克教徒讲求讲经和修行，对传教并没有很大的热情。由此种种情形，导致了锡克教未能走出印度文化圈，成为具备普世性的宗教。

二、印度的历史与文化因素

从前文对上海四处谒师所的介绍可以看出，四处谒师所中，三处都是从宝兴路谒师所分化出来的。但和其他非普世性宗教不同，这三处分化出的谒师所，其设立缘由并不止于机械性的信徒增长，其深层次原因更多的在于频繁的信徒冲突，且每次设置新谒师所的契机都是在一次严重的信徒冲突事件之后。虽说锡克教徒强调勤劳、勇敢，而且“内部团结，互为兄弟”，谒师所往往就是该教的慈善中心，然而礼照拝、经照讲、架照打【好一出“兄友弟恭”的场面（笑）】，信徒冲突丝毫没有平息的意思。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印度的历史与文化的演进相关。

了解印度各地的文化可以发现，从古代起，印度各地的文化便迥然不同，从而导致了古代印度长期分裂割据的状态。纵观印度历史，鲜有印度本土的政治势力能凭一己之力统一南亚次大陆，通常能控制北部印度已是很不容易，尤其是近一千年以来，能够控制大半边南亚次大陆的国家都来自印度本土以外的势力，其最典型代表即是莫卧儿帝国。不过，即使是莫卧儿帝国最强盛的时期，也未能完全控制住南印度，后来随着莫卧儿帝国的衰颓，北印度又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

近现代印度实现统一的基础是由英国人奠定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摧毁莫卧儿帝国，征服印度大部分地区，并迫使诸多土邦附庸。自1858年开始，由于印度民族起义，英属东印度公司完成之前的代管使命，并向维多利亚女王移交权力。1876年开始，这一政治实体的正式名称为印度帝国，并以此名发行护照。1877年，维多利亚女王正式加冕为印度女皇。英属印度时期，仍很多领土并没有由英国直接控制，而是名义上的独立土邦。“土邦”由王公（摩诃罗阇）、王侯（罗阇）和行政长官（纳瓦布）所统治，土邦领主们必须接受条约，并接受英王的共主地位和承认英王为领地的最高统治者，从而成为“附属联盟”。至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时，除巴基斯坦因印巴分治脱离印度外，尚有海得拉巴、曼尼普尔、克什米尔等土邦独立存在，印度借着英国在印度的遗产，强行吞并了这些土邦，这也是日后这些地区分离主义势头日趋强劲的主要原因。印度国内的地域矛盾也因此十分突出。

上海解放后，随着原先的印度居民被遣返回国，印度锡克教势力在沪迅速衰弱，至20世纪60年代最后一批印度人回国，印度锡克教在沪势力宣告瓦解。这一点也能佐证印度锡克教在沪“发展”是机械性的。

结语

通过上述内容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虽然印度锡克教在沪略有“发展”，但皆为机械“发展”，并没有传教的贡献，这是包括锡克教、拜火教等外来非普世性宗教的普遍共性。但不同的是锡克教谒师所增长的契机在于信徒间矛盾的频繁爆发，而不仅仅是信徒人数机械性增加的原因，这是由锡克教自身的宗教文化与印度历史文化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所幸，如今上海依旧保留着全部的谒师所旧址，以宝兴路谒师所最为有名，已经有了文物保护的名分，戈登路谒师所的知名度次之，后两者则知之者甚少，笔者希望能让更多人知晓、关注这四处谒师所的情况，也希望这四处谒师所能够继续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