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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顺喜 铭台 刊发：旭东
红山文化玉器的考定 红山文化玉器在20世纪初已见著录，并为海内外一些大博物馆收藏。据不完全统计，红山文化玉器旧藏于海内外博物馆和私人手中，过去已公布过的在国外有多例。例如，美国华盛顿弗勒尔博物馆收藏的勾云形玉(佩)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收藏的饰龙鳞纹钭口筒形玉(箍)、法国吉美美术馆和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玉雕龙。国内主要有辽宁省博物馆天津市历史艺术馆和上海博物馆等建馆较早的博物馆的收藏品和辽宁省文物店、赤峰市文物店近年的收购品。另外，私人收藏的有傅祖谟家藏的一批。其余多零星收集品，都没有明确出土地点。由于这批玉器在造型和工艺上都有相当进步性，且近于商周玉，时代一般定在商周时期或更晚，但也已注意到其所表现出的原始特征。 从7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有关地区文物考古机构和人员的加强，注意从玉器收集地寻求玉器的出土地点已具备条件。并迅速取得进展。最初接触的几批主要为辽宁省文物收购部门和赤峰、朝阳、阜新市县的文物部门六七十年代的收购品和收集品。它们之中有勾云形玉器、钭口筒形玉器、兽形玉、勾形玉，甚至还有玉虎、玉戈形饰等，大多数都是近年出土品，都可追寻到出土地区，只是说不清具体出土地点。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均来自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哲里木盟，辽宁西部的阜新、朝阳地区和河北省承德地区，而别处不见。这就把考定这批玉器的出土地集中到辽宁西部及其相邻的内蒙古东南部和河北省西北部地区。
这几批玉器资料中最重要的线索有两条:一是赛沁塔拉的大玉龙，一是胡头沟墓葬收集的玉龟、玉鸟等。因为它们不仅玉器的特征明显，具有代表性，而且有明确的出土地点，是追寻这批玉器的时代和文化所属的主要目标。 赛沁塔拉(原名三星他位)大玉龙。这件玉龙体细长而内卷，长吻前伸，有脊饰上卷。除头部外，通体光素无纹，体穿单孔。卷曲的身体与商代玉龙有近似处，但制作技法与具体形象均与商代玉龙有很大不同。赛沁塔拉村位于赤峰市以北百余公里、翁牛特旗所在地乌丹镇西北约 10公里处。村北有群山，山南为一片开阔地。玉龙的出土地点在山的南坡上，在玉龙出土范围内只散布有红山文化的泥质红陶片和饰压印篦点“之’字纹陶片。从出土地点到山顶一带，还分布有饰压印“之”字纹夹砂灰褐陶片、泥质红陶钵片、绘黑彩的彩陶片、石耜、石磨盘和石磨棒等，而不见其他时代的遗存。 胡头沟玉器。这批玉器包括龟、鸟、勾云形玉器、玉棒、三联璧、玉珠等(图一O)。玉器个体虽较赛沁塔拉大玉龙小得多，但种类多，从而更具代表性。它们也大都可以在商代玉器中找到相同种类，但具体形状和制作方法很不相同。这批玉器的出土地点是一个古墓地，位于阜新县最西部与北票县交界处。这里属大凌河支流牤牛河流域，墓地紧贴河的东岸，是一块黄土高岗，已被河水冲刷近半，墓葬就是被河水冲出来的。从断崖看，有属于两个层位的墓:上层是土坑墓，出辽宁式曲刃青铜短剑，属春秋中晚期;下层为一座土坑石棺墓(编号 M1)，玉器就出在下层石棺墓中，但因为玉器是从当地群众手中收集来的，还需找到进一步证据。于是在岗顶作了清理性发掘，又发掘到一座石棺墓(编号 M3)，其内分为五个石砌棺室，其中M3-4随葬了一件三联玉璧，M3-3和M3-4各随葬一件绿松石质的鱼形耳坠。引人注意的是，这几座石棺墓里都未见有陶器随葬的任何迹象。陶器出在围绕墓葬的一圈石墙处，为排列整齐的筒形陶器，泥质红陶，绘黑彩，具有明显的红山文化特征。这种陶器的最大特点是没有底部，此前不久在喀左县瓦房的一处红山文化遗址就曾见过这种陶器的底部。这些形制、出土位置都很特殊的陶器与石棺墓是什么关系?由于这座墓地并不单纯，主要是石棺墓上还出有春秋时期曲刃短剑文化的墓葬，所以仍存疑问。
不久，又有两次进一步了解这类玉器具体出土情况的机会。这就是1979年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和凌源县三官甸子墓葬出土的玉器。东山嘴为一处单纯的红山文化遗址。该遗址出土的小件玉器中有两件特征明显，一为双龙首玉璜，一为绿松石质鸟形饰。前者体形虽甚小，璜首的龙头却与赛沁塔拉大玉龙的首部形象接近;后者的造型与胡头沟的鸟相近，而以黑皮衬地的片状绿松石的质料与胡头沟的绿松石质鱼形耳坠一致。由此可见，东山嘴遗址所出玉器与胡头沟墓地所出玉器显然属于同一时代和同一文化。 三官甸子玉器出在一座大型石棺墓和近旁小墓中。大墓所出共九件，计有勾云形玉器、钭口筒形玉器、简化型玉鸟各一件，其余都为玉璧和玉珠(图-一)，附近墓中还出有玉棒和兽首三孔器。三官甸子这几座墓葬与胡头沟玉器墓的情况有相同处，即墓内也未见有陶器随葬，陶器包括大型彩陶器也都出在墓葬以外。但三官甸子有更为复杂的情况，这就是包括这处墓地在内的遗址全部为一座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所占据，出玉器的石棺墓上混有大量夏家店下层文化陶片。面对如此进步的玉器和复杂的地层关系，要作出准确的年代判断还需经历艰难的比较研究过程。 但无论如何，东山嘴和三官甸子都是正式进行的考古发掘，它们将玉器的出土与红山文化的关系进一步拉近了。从这几批玉器出土地点都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内，到有具体出土地点的玉器多次与红山文化遗存伴出，这一连串的发现引起孙守道与笔者的进一步思考:那就是把这批造型、制作工艺都较为进步而又长期被推断为商周时期或更晚的玉器与红山文化发生联想，提出了这批玉器可能就是属于红山文化的想法。科学是允许预见的。为此，我们又从类型学和工艺学对这批玉器作了多方面比较： 一是造型。勾云形玉器、钭口筒形玉器、兽形玉以及二联璧、三联璧等为这批玉器的主要造型，均不见于商周玉。龙、虎、龟、鱼、鸟等虽与商周玉为共同题材，然而具体形象、技法和风格均有差异。对各种动物形象特殊的艺术概括，讲求神似和准确的对称感，是这批玉器造型最为突出的特点。 二是工艺表现手法。这批玉器多通体光素无纹，龟、鸟所雕线纹都是用以象征形体各部位的，无商周玉那种额外装饰纹样。穿孔法多用两端对穿长孔，或只在背面横穿成“牛鼻式”洞孔，这都是新石器时代通行的穿孔法，商周玉的管钻法几乎不见。兽形玉呈环形，有的仅切开一缺口，基本上与新石器时代石环全同。多数玉饰的边缘磨成似刃的锐角。在玉面上细加研磨表现出的浅凹槽纹路，或隐或现，富于变化，尤其具有特殊的装饰美。这种玉器工艺的独特表现手法，也罕见于商周玉。 据此，我们认为，这批玉器当属于红山文化。此结论一出。立刻引出了一个更为重大而又十分敏感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红山文化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因为这批玉器虽造型极为抽象，却在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广阔的区域内表现出十分规范化的特点，由此反映出的观念和制度约束的严格，已具“礼”的雏形特别是已有后世象征帝王权力和有关思想意识观念的龙的形象出现。这就促使我们将这批玉器确定为红山文化后，首先联想到的是当地文明起源的问题，初步形成了“辽河流域原始文明”的观点，并于1981年12月在杭州市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上以《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为题公布了我们的研究成果。一时间，引起了考古界对红山文化的格外关注。
【备注】浅读郭大顺先生的《红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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