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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上一次更新，已经过去了整整8个月。 没有头绪的忙碌，渐渐失去乐于变化的动力。 过于坚守理想的自我，总会让他人以为的坦途变成眼前必须绕过的弯路。  八个月的寒来暑往里，我卸下了奔走的行囊。 日复一日的走进同一个村子。 你以为我也卷入了城市中产阶级的乡村乌托邦建设大潮中了吗？ NO！虽然我一直在把全世界旅游发展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但是，我对借城市中产阶级梦呓来赚钱的乡村建设，其实没有多大兴趣。深受顾雪峰先生思想影响的我，坚定的认为，乡村应当是农民出得去、亦回得了的家园。  八个月的日日夜夜里，我放空了过去的自己。 一遍又遍的研读乡村社会发展的众多书籍。 从一个旅游产业策划人到一位社区营造工作者，在阅读、学习、思考和实践中，我不断反省出休闲农业和旅游化不是乡村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70%的乡村并不适合发展乡村旅游。我深刻意识到缺乏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度认知、缺乏对乡土文明的敬畏之心，做得越多就越有机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这几年，有多少人每天都在兴奋的谈论着乡村振兴，一如看到了二十年前高速城镇化期间房地产上下游的满地黄金。有多少人沉下心来，真正去理解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共同富裕背后的因由和一旦走错造成更大不平衡的危害。  我们的乡村建设并非要建设一个比城市更加宜居、公共服务更加高大上的乡村，硬件建设思维的背后，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功绩，也可能背负骂名。贺老师在《大国之基》书中提到，要“通过国家资源下乡、各种制度设计来为缺少在城市体面安居能力的广大农民提供在农村生产、生活的基础秩序和基本公共物品。农民进可以进城经商务工获利，退可以回到农村生产生活。当城市遇到经济周期导致大量失业，不至于流落在城市。” [2] 他将此定义为保底式的乡村建设。  四川天府新区南新村 当然，采取何种建设方式，都应当根据乡村所处的发展阶段、产业情况、资源依托、区位交通等因素而定。但无论哪一种，乡村建设都不应当只是关注土地和依附于土地之上的硬件建设。通过行之有效的乡村治理，激活农村社会内生动力、内在活力，才是乡村振兴首当其冲的事。 然，治理之上是体制，治理之下是文化。 宏大叙事自然由宏大的人来阐述，作为策划人和社会工作者的我，则更希望以文字力量，唤醒基层管理者和乡建者们对于乡村文化建设、乡土文明重塑的重视。通过文化建设为农民找回生存价值感，缓解当前乡村文化失调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弊病，构建多元协作的乡村文化治理体系。从而城乡一起踏上现代化发展的新征程。  四川天府新区南新村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很多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据说，贵州某仅有几十位留守老人的高山村落，都建有现代化的图书馆。甚至许多文化设施被当作建筑地标，请大师设计，造价不菲。但是，农民并不买账。图书馆无人问津，运动场成为农民的“苞米场”， “你建你的，我干我的”。这种公共设施与农民生活相脱钩的问题，一方面造成财政的浪费，打击政府对文化基建的投入热情，最严重的还会降低农民对政府工作的认可度，有失偏颇地将这些政府投入用“面子工程”一语带过，有损政府形象。另一方面，造成社会对农民的无望感。 本心是善意的，农民却不买账。这也是我在乡村实践工作中曾遭遇的教训。乡村文化建设的重点不在于“我们怎么想 ”，而在于“农民怎么想 ”。 ——我们需要换位思考 站在农民认知特性的角度考虑他们的真实态度、真实感受与真实需要，通过全面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治理质量与治理能力，来重构农村社会认同，加快突破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空洞、机制空转的现实困境。如组建乡村文化宣传队在乡村开展优秀文化宣讲和公益文化活动，以一种积极的、 接地气的、深受村民喜爱的方式传播优秀文化。  四川天府新区南新村剪纸文化 ——我们需要坚持赋权 赋权农民的参与式文化建设，大力发展市场主导型、 村民自发型等多角度乡村文化建设模式，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参与式文化建设寻找更多出路。如国内一些乡村实施的老年合唱队、舞蹈队、腰鼓队、红白事理事会、农村棋牌协会、文体比赛、心理健康讲座等，都是值得推广的经验。  四川天府新区南新村工美谷 ——我们需要鼓励自主 鼓励农民自办文化，培育农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在把现代文化引进来的同时， 大力发掘乡土文化并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帮助乡土文化走出去融入社会，转变农民在城乡文化交流中的被动地位，为参与式文化建设提升主体动能。[1] 如以乡村非遗传承人、传统手工匠人为主体开展的文化研学等。  四川天府新区南新村工美谷展出的本地学生非遗作品 ——我们需要儿童参与 让儿童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中来。建立儿童友好型乡村社区，通过专业的社区工作者，以游戏化方式引导儿童参与社区规划，通过绘画、拍照、文学作品、儿童带领走访、角色扮演等方式激发儿童对于乡村社区建设的认知与表达。如果说，弘扬传统文化要从娃娃抓起，那么重塑乡村文化自信更是要从娃娃抓起！  浙江省安吉县乡村幼儿园 ——我们需要文化共同体 构建“城乡文化共同体”，并非形式上的让乡村居民共享城市文化，其深层次的是观念上的认同与融合，城乡居民在精神上是互相关联的。[3] 农村不只是城市的消费对象，城乡之间应形成更为持久、深层次的交流合作，实现共生共荣。  我带领的乡村振兴互助队在四川天府新区南新村 我一直很推崇日本总务省近年来推行的地域振兴协力队项目。政府资助有意愿的都市年轻人在一定期间内（1-3年）移居乡村从事地域振兴活动，包含复兴传统艺能和节日、地域特色产品开发和销售、利用闲置店铺振兴社区商业、支持与城市的教育交流项目、环境保护和野生鸟兽保护活动、为村民提供生活支援（看护服务、帮助看病和购物）等。 2018年我在日本明日香村田野调查 政府提供每位地域振兴队员活动所需经费，每位队员在乡村服务期间的上限为个人报酬240万日元，活动经费200万日元，合计44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2万元。截至2020年3月，任期结束的队员累计6525人，约40%为女性，20-30岁年轻人占70%。任期结束后，有60%的队员选择定居乡村。在定居乡村的人中，约38.5%的人留在村里创业，主要经营餐饮、民宿、零售、艺术、深加工；41.2%定居就业，20.3%的人从事农林业（务农）。此外，日本还推行在校大学生通过参加“working holiday”体验型实习去农村短期工作生活，以此建立与乡村之间的联系。还有一些市，推行“故乡住民票”制度，经注册的城市居民可以通过定期接收该村的资讯、去村里参加民俗节庆活动以及为该村发展建言献策等方式，与乡村保持长期联系和互动。日本将其成为“乡村关系人口”，积极鼓励关系人口投入乡村建设。[4] ——我们需要文化治理 在城乡融合发展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文化的转型重构，不是将传统乡村文化推 倒重建，更不是简单的复原。文化和社会的嵌入融合发展使得乡村文化的治理转型成为一种必然。[3] 长期以来，“送文化下乡”成为基层政府的规定动作，刚性有余、适应性不足，便产生了前面提及的供需失衡问题。就政府层面而言，坚持以农民利益为中心，突出乡村文化治理的民生本位，就要重构乡村文化治理机制，在文化治理理念引导下，厘清“政府主导”与 “完全管理”的界线，“党政主导、社会主办、群众主体”的现代乡村文化理事会，开启了搭建乡村文化治理机制和平台的新思路。 如四川珙县17个乡镇成立了农民文化理事会，将农村社会文化人才整合起来，集中群众的智慧办文化。政府把文化设施、设备、经费等交给群众管理使用，农民成了文化发展的主体，文化部门则由“办文化”转向“管文化”， 同时积极发挥新乡贤引领示范作用。 浙江安吉县乡村 贺雪峰教授说，“文化建设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农村的经济萧条问题，但可以为农村缓解文化破产压力、改善人际关系、让农民获得具有一定品质的生活。从而，农村就可以继续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四川天府新区森的美术馆 对我而言，对乡村的爱，源于对乡土文化保护的自觉，更源于对乡村建设重硬轻软现象忧心忡忡的自责。我希望我有足够的能力，唤醒人们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视，对于乡土文明的敬畏，对于乡村精神重塑的自信。 爱便是愁，愁则全因为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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