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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讳言，在乡村、在小城做过三十多年中学语文教师的我，曾经非常认真地想拜伏在叶氏的门下，积极地依照叶氏的语文思想从事语文教学，努力想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一个学富五车、纵横捭阖的语文大师。 
但是，正如上文所说，在很多重要的关头，我都与这位语文巨人擦肩而过。若干次拿起叶圣陶关于语文教育的论集，若干次又放下了。那种晦涩的文风，那种让人难以卒读的文字，让我这个喜欢读书的人，不得不一次次地放下。我可能会被人们目为狂放，视为另类，然而，我必须讲出真话，在我以自己的草率、莽撞、无知、盲目对语文进行着叩问与研究的时候，在我现在业已形成自己的语文世界与文学世界的时候，恰恰，中间的过程将叶圣陶省略了。我因此做到了一点：我接受了叶圣陶的影响，然而，我有意无意地控制了他对我的遏止。至少在我们的少年时代，我们曾经读过《孔乙己》，读过《故乡》，读过《一件小事》，读过《文学与出汗》，读过《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读过《失掉的好地狱》，读过《秋夜》……也就是说，我，其实并不是叶圣陶的孩子。不管是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还是此后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我的师承有鲁迅、有胡适、有陈独秀、有郭沫若、有茅盾、有冰心，这样的精神传承中还有施蛰存、王统照、沈从文、钱钟书、朱自清、朱光潜、废名……如果还要列举异邦的师承，像现在我所师承的新批评派、日内瓦学派以及耶鲁学派等批评家流派以外，更多的如海明威、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威廉·福克纳、詹姆斯·乔伊斯、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泰戈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如果将叶圣陶列入这样的名单，可能很多人都会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是的，叶圣陶，至少与他们不般配。至于才情与哲思、文笔与慧心，也许，明眼人也能一眼洞穿。虽然，从语文教师角度而言，我们像一个婴儿，处在叶圣陶所形成的羊水包围中，然而，我没有像费尔巴哈所讲的吃下去了叶圣陶，然后成为叶圣陶式的教师。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是说我们这些生于六十年代的人，曾经享受过世间最美好的教育。现在，细细想来，虽然是最美好的教育，但也仍然有着最深的遗憾。像我这个年代的人，现在，都已经步入中年人的行列了。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受教育的历程：我们的小学时代，全部在文革中度过。我们的初中时代，则是在文革的余绪中度过的。我在小学时，没有机会读到叶圣陶。我们的初中时代，也与叶圣陶无缘。晚生于我们的弟弟妹妹们，在他们的小学与初中时代，有幸读到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记金华的两个岩洞》《多收了三五斗》，而我，则是到了高中，才在语文课本上读到了叶圣陶写的《景泰蓝的制作》。据说，这篇文章是叶老为了语文教学中说明文教学特地写的范文。现在想来，这篇文章能体现出叶老的严谨、精心与用心。然而，初读之时，觉得这位大师，好像并没有横溢的才华，至少这篇中规中矩的文章里，并没有让我们更期待的内容，也没有更多让我对他刮目相看的东西存在。或者，这么说吧，这项工作，其实并不需要叶老这样身份的人亲历亲为，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就可以将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平庸乃至沉闷的叶圣陶，始终没有激发起我对他的激情。我时常感叹，为什么也就只相差了一个年级，我们这些80届的高中毕业生，竟然就没有能读到更多的叶圣陶的作品？一方面是遗憾，另一方面，则是庆幸：真的不知道如果受叶圣陶的深度影响，我会是什么样的情形。读大学时，我读到了叶圣陶的《夜》、《倪焕之》。这是继《景泰蓝的制作》之后，第二次与叶圣陶相遇。第三次相遇是在从中学到大学这一过程之中：我知道了中国语文学科是由这位叶先生确定的。我们也因此知道了叶圣陶在语文界的地位与影响。从教之后，我自己亲自讲授过《景泰蓝的制作》，也为高中生们讲授过叶圣陶的《夜》。然而，对这篇颇受鲁迅《药》影响的小说，我并没有觉得它有多么杰出。而在我也开始进行小说创作与研究时，才发现这篇小说，其实可以说粗鄙不堪。我于是就非常感叹，当时，我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教材编写者们，并没有把一些最好的作品拿出来，给那些正是在最好的读书年华中的学子们。（叶圣陶书法。我也并不认为这样的作品有多么出色，比较呆板，拙巴拙巴的，版版六十四的样儿。你要是认为我错，尽管砸砖，尽管说出你的理由来。我只想做那个说皇帝并没有穿衣服的孩子。）其实，叶圣陶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编辑家。叶圣陶是从新文化运动过来的人，作为一个出色的编辑家，叶圣陶曾主编过《小说月报》。《小说月报》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和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极大，其意义和价值在文学层面已获充分肯定。从编辑学的角度考察，该刊在叶圣陶主编时期，内容特色与前期迥然不同，具体表现为：淡化理论而偏重创作，多种文体竞荣，文学性和艺术性明显加强。有论者认为，由此可见叶圣陶编辑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的意义。然而，这里的“文学家”的身份，我仍然认为只是一种文学眼光、文学意识与判断。或者直言之是文学感觉。凡此，叶圣陶具备了，但是遗憾的是他没有相应的作品来说明自己——当然，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编辑家，其实并不需要用相应的作品来说明自己，最典型的就是策划并奉献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赵家璧先生。这样看来，我们就必须发现，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远算不上杰作。至于短篇，我只认为，《多收了三五斗》可算是一篇短篇佳构。但也无法与鲁迅、沈从文、萧红、张爱玲等作家的出色短篇相比。有些作家文学感觉极佳，但出手却不一定上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的意思是，时至今日，我们再没有必要将叶圣陶高高捧至文学大师的位置了。一是时过境迁，叶圣陶真的只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人平平，为文平平”；二是从文学日益成熟的当代视角看，叶圣陶只不过是一个写出一定量作品的、算得上是较有一些影响的作家而已——其影响是优是劣，尚在可讨论之列。 【“为人平平，为文平平”据说是叶圣陶在范守纲面前评价自己的话。2002年，我在上海期间，得与《语文学习》主编范守纲先生晤面，范守纲将叶圣陶语转赠于我，希望我能学习叶圣陶先生，永远保持低调。不幸，这次著文，又犯老毛病，一点儿也不谦虚、不低调了。】很多从新文化运动过来的人，在作品里可以是满篇白话文，但在私人书信中，却是文言文。及至在有关酬唱与唱和中，也多在诗词歌赋中以格律相卖弄。有些时候，真的让人觉得那种半文不白的文言文甚是面目可憎。我不明白，即便是像叶圣陶这样的语文人物，为什么要那么热衷于自己当年曾经打倒的文言文。甚至到了新中国时期，叶圣陶似乎还抱着这样的语体。文言文有那么可爱吗？白话文不可以作为私下酬唱赠答的语言吗？创造性地使用文言文，或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如果通篇皆以文言文来表述，恐怕，会出现鲁迅所说的“硬译”之“硬”吧！毕竟已经是世易时移，新时代毕竟再不属于文言文。然而，我们且看叶圣陶在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之前的话：谓董纯才托其转询，教育部有意调余为副部长，主持教材编辑工作。如余同意，再设法谋其实现。余主教育出版社，实感为力不及，深冀其移归教育部主管。今彼无其人选，乃思余入教部（强将“教育部”省略为“教部”，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尊这样的人为语言大师——姜广平注）。余不能因名义之变更，实力即见充盈。余固无完全脱离教育出版社之想，第（这里的“第”，即便是文言文功底甚厚的人，也少有人明白意为“只”或“但”。圣陶先生不知为何突然之间如此进行语言选择）求缩小工作范围，限于看稿改稿，社长与总编辑之名义雅不欲居，至于改入教育部，更非所愿。这里，我实在不敢恭维叶圣陶的语言感觉。或者，叶圣陶的语言感觉是上乘的，然而，在使用文言文的时候，却令人生厌。新文化运动旨在推行白话文，而事实上，白话文的优秀与卓越之处，我们现在也越来越能充分体验了。何况一代有一代之语言，实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今人何必仿古？所以，我甚至觉得，叶圣陶在这里使用的不伦不类的文言文，实是在作贱曾经产生了伟大的唐诗、宋词，诞生过伟大的汉代雄文与唐宋散文的文言文。真的不明白，在文言文其实已经难以全面应对现代生活与现代文明的时候，叶圣陶为什么还是抱着不放。甚至，就是在论述语文教学的时候，也仍然通篇文言，如叶氏有名的文章《课文的选编》。至如《语文教学二十韵》，我则认为，完全可以以优美的白话文进行表述而能达到同样的美学效果。这是一个“语言大师”、“语文大师”应该持有的态度与方法吗？当白话文在“言文之争”中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之后，现代语言学与现代语文已经走上历史的前台，一批所谓“先贤”仍然以文言文说事儿，真的让后来者费解，我们当初为什么又要费那么大劲去废止那种他们所说的“死的语言”呢？当然，笔者的态度其实也非常暧昧。我对文言文的消亡，抱一种惋惜的态度。文言文是一种体面的语言，是一种高雅而高贵的语言。可惜的是，我们的前辈，已经从根基上消灭了它的使用环境，那种矫枉过正的杀伤，某种程度上斩断了中国文化的根脉。而在其后，假充斯文式的运用文言文，实在有点酸腐得可以。如果真能像毛泽东那样填词作赋，像陈寅恪那样著书撰文，则又另当别论了！1990年代初期，我在江苏盐城市西郊一所乡村中学教高中语文。因为在青年语文教师优质课评比中获得了一等奖，因而接受了一项任务就是为全区初中教师进行语文教学展示。教研室安排的课就是初中语文教材上的《多收了三五斗》，两课时完成。上课的目的还有另一项：探讨长文短教的方法。给我的备课时间很长，有一个月之多。坦率地说，在备课过程中，我很长时间找不到感觉。我不知道如何突破，也无法找到突破口。虽然备课时间长，然而，我还要完成我自身的高中语文教学任务。何况，就是在当时，我也已经开始了我的教育科研阅读与写作，为自己定下了很多写作计划。正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发现语文教学特别是公开课教学虽然能提升一个教师的能力与水平，然而，一不小心，就极有可能让教学滑向表演甚至做假的境地。公开课，其实是一种寻找，它要我们寻找到课文与教师、课文与学生之间的对接点，然后从这个对接点出发，一层层地将课文的内涵在传授给学生的同时，还要制造出文本与学生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一方面，要真实地体现学生的认知水准，另一方面则又是基于文本同时又能走出文本也即理解文本的路径，同时，又要能在一种和谐的语文关系中发现语文之美和语言之美。现在我们经常讲预设与生成的关系，然而，在一个真正的执教者那里，所有的生成，除了必须是在可把控的范围内，还必须有确定与确证的引领者的眼光，引领学生发现，发现我们所面对的文本中所深具的丰富内涵和语言魅力。我是在离公开执教的前两天才终于在一个午夜寻找到那种对接点，这样才终于设计出了课堂程序中的第一个环节：请你在文中寻找出这篇小说中暗示时代背景的部分。由此，我开始层层推进，首先就小说的环境进行破解，然后就情节进行归纳。最后的重点则放在人物上。这样完成了小说三要素的寻找、认知与赏析的过程。特别是人物这一环节上，我最终让“旧毡帽朋友”群像凸现在学生面前，并以此让学生们自己得出一个结论，谷贱伤农，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可以说，叶圣陶这篇小说最为出色的地方就在于以群像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也可以这么认为，叶圣陶的所有小说中，这一篇，是最为出色的。也因此，我至今仍然无法忘记十多年前的这一节公开课。由此我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一个人，与一篇文本的真正的锲合，在于他受教过或执教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深刻的记忆与深刻的感悟。我以这样的案例，来说明一点：我在中学时代仅仅读过一篇叶圣陶的《景泰蓝的制作》，我没有在最好的年华，读到叶氏最好的作品；我因此逃脱了叶圣陶对我的深刻影响，并完成了“我其实并不是叶圣陶的孩子”的人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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