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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一百多年的历史时光里，曾经有过一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瘦弱无力却又有着强大精神力量的背影。 他平日里对人谦逊有礼，遇到原则性问题却能和人争论不休；他以和为贵，却勇敢站出来反抗外敌侵犯国家主权。 他就是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蒋梦麟。  图 | 蒋梦麟 地主家的儿子，人生最初梦想是考科举当大官蒋梦麟出生于1886年，原名蒋梦熊，因为在他出生前，父亲梦见一头熊。梦见熊入家中说明要添男孩，因此他的出生被视为一件喜事。 蒋家位于浙江余姚的乡下蒋村，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户。除了田产之外，在上海还开有几家小钱庄，净资产约有七万两银子，生活很是宽绰。 自幼蒋梦麟的两个哥哥便以步入仕途作为人生目标。他自己也在许多读书做官的人家中看到过金灿灿的匾额，看到平日里人们会对这些人家表现出格外的尊敬和羡慕。 有一天县官到邻村查办命案，蒋梦麟看到他乘坐着四抬暖轿，红缨帽上缀着金顶，轿前有铜锣开道，所经之处，老百姓都得肃静回避。他被权势震撼，下定决心考科举。年幼的蒋梦麟只觉得做官能够让全家高兴，还能得到其他人的尊敬。 这个乡下地主家的三儿子，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进入皇宫，与皇帝品茶交谈，一想到这种场景他就会感到激动。 5岁时，蒋梦麟告别了自由自在的童年，走进家塾接受教育。他恨透了家塾里的生活，甚至用“像一只挣脱锁链的小狗”来形容自己的逃学经历。 后来家乡遭遇大水后闹盗匪，为了孩子们的性命，父亲决定全家搬到上海。时代动荡不堪，蒋梦麟的求学之路也是异常坎坷。 他先是到上海一家天主教会学校学英文，为了躲避义和团运动又回到蒋村。从蒋村到上海，接着再回到蒋村，期间兜兜转转换了5、6所学校，蒋梦麟错过了一个孩子接受教育的最佳年龄。 转眼几年过去了，在绍兴上学时因闹学潮，蒋梦麟被列入黑名单，于是将名字由蒋梦熊改名为蒋梦麟，参加了浙江高等学堂的入学考试。此时他心中仍然将考取功名、光宗耀祖视为自己的第一奋斗目标。 17岁的少年在浙江高等学堂接触到了广泛的知识，他甚至开始阅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  图 | 1920年，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由左至右）在小院門口合影 整个学校弥漫着一种革命精神气氛，到处都是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和报刊，其中对蒋梦麟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报刊，获得了大量的精神食粮。 就学期间蒋梦麟参加了郡试，并不被老师和同学看好的他，却顺利通过初试和复试，成为一名秀才。家里来了几百名亲戚庆贺，一连吃了两天喜酒。这种热闹的景象并没有让蒋梦麟欢欣鼓舞，他甚至十分迷茫。 这个18岁少年的脑袋里，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小人把他往旧世界拖，不停劝说他继续参加科举考试，然后当宰相；另一个小人把他往新世界拽，不停鼓励他追求新思想、新知识。 这两个小人让蒋梦麟烦躁不安！因为近亲有精神病史，他一度怀疑自己也得了精神病。这个少年头一次意识到，除了赶考和做官，自己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追求。 就在蒋梦麟纠结不已时，清政府取消了科举考试制度，他参加的那一次郡试，成为清朝最后一次郡试。 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于有些人来说不啻为晴天霹雳，比如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失去奋斗目标后他选择了自暴自弃，终生郁郁不得志。对于蒋梦麟而言则是契机，他卸下心里沉甸甸的包袱，果断决定出国留学。  图 | 前排左四：蒋梦麟 海外留学遇贵人1908年夏天，蒋梦麟实现了他出国留学的梦想。 在选择专业时，他先是选择了农科。然而当他独自坐在小山坡上思索人生时，一群外国小孩子从眼前经过，这让他想起曾有人劝他学习社会科学。蒋梦麟想到，只要把眼光放开，先将社会问题解决，农业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 于是他和老师软磨硬泡，从一名农学院的学生变成了一名社会学院的学生，开始涉足教育领域，并且遇到了第一位贵人——著名教育学家杜威。 杜威教授反对传统的“填鸭式教育”模式，提倡在实践中学习，他的想法和蒋梦麟不谋而合。从此，蒋梦麟跟随杜威的步伐，系统学习了实用主义教育学知识，成为老师的得意弟子。 杜威的实用主义对蒋梦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渐渐意识到教育不应该是强迫孩子去接受外界的知识，而应该让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得到锻炼，并自然而然地吸收到外界的知识。 1909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蒋梦麟在朋友刘麻哥的引荐下结识了生命中的第二位贵人——孙中山。 初见孙中山，蒋梦麟就被他的智慧深深折服，迅速成为孙中山的小迷弟。他进入了《大同日报》，成为那里的一名兼职编辑，并在孙中山的指导下开始写社论，这一写就是三年。 他说，“孙先生是位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对人性有深切的了解，对于祖国和人民有热烈的爱”。孙中山对蒋梦麟的评价也很高，他认为蒋梦麟“然对于革命议论，风发泉涌，笔利如刀，有宣传家之大手笔也。文字革命时期，不能少此人”！ 1917年7月13日，31岁的蒋梦麟带着满满的收获，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拯救北京大学于水火之中1919年的五四运动令北京大学成为学生运动的先锋，也使北京大学处在了风口浪尖上。学生们在开展运动的时候烧人宅邸，乱砸乱打，将事情闹大了。 当时的校长蔡元培主动辞职，请最信任的弟子蒋梦麟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这次代理时间虽然不长，却成为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从1919年到1923年，蒋梦麟三次担任代理校长职务。蔡元培曾说过：“总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其余时间大都由蒋梦麟代为处理学校事务。 1930年，蒋梦麟由代理校长转正成为校长，北大在他的带领下开始了一段“黄金岁月”。 他接手的其实是个烂摊子：政府欠薪，迫于生计的教授们无心教学，四处兼职；学生们思想激进，成天参加各种游行示威活动；学校经费短缺，四面楚歌，面临倒闭关门的局面。 这个乐观温和的校长，用瘦弱的肩膀撑起了北大的一片天。他大刀阔斧改革学校制度，对北大的各院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 让我们膜拜一下北大招聘来的重量级教授：地质学教授李四光、化学教授曾昭抡、外国文学教授梁实秋和叶公超、新人教授吴晗和钱穆......每一个教授的名字都是一座丰碑。 对待教师，蒋梦麟大幅提高其待遇。在校内设立了专门的休息室和校役，教授们授课前后均可在此休息；恢复了教授休假研究规程，对于连续任教五年的教授给予休假一年，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福利。 对待学生，蒋梦麟如同慈父。减免学生的学费，取消住宿费；建造新宿舍楼，单人间外加热水室和弹簧锁的住宿条件在当时是一流的；支持学生组建各种社团，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和精神世界。 胡适对蒋梦麟评价非常高，说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  历经三段婚姻，生命晚年遇“渣女”蒋梦麟虽然外表温和儒雅，却是个典型的“外柔内刚”性格，一旦认准了事情就奋不顾身去做。对待教育事业如此，对待婚姻也如此，堪称是一只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飞蛾”。 他和第一任妻子孙玉书是包办的旧式婚姻，妻子为他生下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还将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但蒋梦麟与好友高仁山的遗孀，也是自己的秘书陶曾谷暗生情愫。 1933年，蒋梦麟以离婚不离家的方式结束了和孙玉书的婚姻，快50岁的他旋即与陶曾谷结婚，还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图 | 蒋梦麟与陶曾谷结婚报道 这段婚姻被一众好友诟病，大家纷纷质疑陶曾谷的人品。她不善处理关系，弄得蒋梦麟和好多北大教授关系紧张，更有人认为她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挑唆蒋梦麟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转而从政，但老夫少妻感情还算甜蜜。 1958年，陶曾谷因病去世，彼时蒋梦麟已是72岁的耄耋老人。临终前，陶曾谷委托亲友说：“梦麟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时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 这个合适的对象很快出现，她就是蒋梦麟晚年悲剧的主角——徐贤乐。  图 | 徐贤乐女士 徐贤乐出身名门，长相光彩照人。在学校时是“校花”，上班后是“局花”，追求者众多。但徐小姐挑选男人不看长相不问年龄，只看中一条——要有钱，越多越好。 本着这个原则她嫁给了年近50岁的杨杰将军，两人结婚七个月就宣布离婚，杨将军为此付出了大笔的赡养费作为代价。 蒋梦麟与徐贤乐相见时已经75岁，徐贤乐也53岁了，但她保养得宜，第一次见面就紧紧攫取了蒋梦麟的心。 见面不过两三个月，便传出两人要结婚的消息。引起了上到宋美龄、陈诚，下到北大同学会师友的普遍反对，特别是好友胡适。他给蒋梦麟写了长信来劝告，言辞有些激烈，气得蒋梦麟将信撕碎扔进了垃圾桶。 面对各种非议，蒋梦麟我行我素，他和徐贤乐秘密举行了婚礼，还签订了有法律效力的婚书。沉浸在温柔乡中的他不会想到，这纸婚书日后会像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图 | 蒋梦麟（右一）与徐贤乐（右二） 婚后没多久，徐贤乐渣女特性展露无遗。她牢牢把握了经济大权，从饮食等各个方面苛待蒋梦麟。特别是在蒋梦麟不幸摔断腿后，她的表现更是令人寒心。 作为妻子的徐贤乐不仅对蒋梦麟的断腿表现出极大冷漠，还以费用难筹为托词，逼迫蒋梦麟由大病房搬入狭小的房间。她还偷偷迁出户口，转移蒋梦麟的财产，甚至还侵吞继女蒋燕华、陶燕锦的存款和股票。 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飞蛾也无法拯救没有温度的婚姻。眼看日子是没法过了，蒋梦麟决心要离婚。二人的离婚案闹得沸沸扬扬，经常登上台湾各大报纸的头条。 徐贤乐不顾情面，把两人的私密生活公之于众。蒋梦麟也不含糊，对簿公堂时历数徐贤乐虐待自己的种种细节。历经一年多的时间，这桩离婚案最终以蒋梦麟付给徐贤乐50万元赡养费结束。  图 | 蒋梦麟与徐贤乐 而蒋梦麟面对记者，引用了《三国志》中司马懿对最后一次出兵祁山的诸葛亮猜测之语，说：“食少事繁，岂能久乎？”说完后沉默良久。 离婚后不到半年，心力交瘁的蒋梦麟因肝癌病逝，终年78岁。 斯人已逝，但他的贡献还在，他的著作还在，他的精神还在。他倾尽毕生心血的先进教育理念，在50年后的今天仍然熠熠生辉。 文 | 怅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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