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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冬天，红军在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下，不得已暂时栖身于陕北地区。 然而陕北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贫瘠，数万红军战士温饱难以解决，蒋介石还是下定决心在三个月内消灭红军，调集了260个团、50架战斗机包围红军，想把红军一口吃掉。  党中央客观地分析了当前的局势，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于是在1936年11月20日，红军致电共产国际，说明了当前的情况，并且制定了东出山西、河南、河北、湖北北部的“新长征计划。” 11月底，中共中央就把这个计划以电报的形式告诉了爱国将领张学良，张学良明白这是一步“险棋”，一番思量后，急忙电告中共中央，希望中共中央能“设法留在原地，熬过一两个月，西北、全国可能有大变化。” 眼见已入冬，内忧外患下，党中央面临生死抉择，这个节骨眼上，是兵行险招、背水一战，还是暂避锋芒、静待时机？在数万红军危急存亡的时刻，张学良口中的“大变化”又到底是什么？  会师陕北，缺衣少食，红军陷入内忧外患1936年初，中共中央作出了渡过黄河，组织抗日先锋军东征的决定。 尽管短短几个月内，红军战果显著，但是出于国家大义，面对属于国民党阵营的中国军人，毛主席还是选择带领中央红军回师陕北，保存抗日力量。  就在中央红军东征先锋军回师陕北时，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成功会师，两军会合后，迅速做出了北上的军事部署。 红四方面军分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相继出发北上， 在这之前，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红四方面军已经两次过草地，等到这次也就是第三次过草地时，野菜都没得吃了， 每位红军战士明天只能发到很少一些青稞面，不得已只能靠牛皮、草根煮汤来充饥。况且天上地下都有国民党部队围追堵截，我军饿死或战死者不计其数。 可是就在红二，红四方面军北进的过程中，张国焘再一次动摇，提出渡过黄河，去青海、新疆建立根据地的错误主张， 要知道，一旦渡过黄河，大军又要背水一战，红四方面军本就损失惨重、建制受损，若再发生战斗，只怕会全军覆没。 不过，幸好由于天气寒冷，大雪封山，张国焘西进的计划只能被迫取消。  1936年10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两军举行了盛大的联欢大会，朱德、徐向前、陈昌浩等领导做了讲话，两军指战员互送礼品，全军上下一片欢腾。 正在北上过程中的红二方面军，得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的消息后，大受鼓舞，大军快马加鞭，终于在10月22日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一方面军把三万多块银元、二百多只牛羊、数万斤粮食赠送给了红二方面军，中共中央也派出邓小平来对红二方面军进行慰问。 红二方面军逃出国民党部队的围剿，成功到达会宁，也意味着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的战略转移全部成功完成，历时两年的长征胜利结束！ 可是在这一片欢腾、祥和的气氛背后，问题也随之而来。 首先是蒋介石，红军三大主力成功会师，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蒋介石怎么也没料到红军三个方面军竟然能全部逃出生天，他气急败坏，马上调集了周边的国民党军近20个师围剿红军。  尽管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我军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歼灭了国民党部队一个旅和两个团，基本上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可是红一方面军只剩下了一万多人，红十五军团只有七千多人，虽然大军成功回到陕北，但是军队减员很多，况且陕北根据地虽然占有二十多个县， 但是在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四十多万的人口，名副其实的“地广人稀”，难以为红军补充兵源。 不仅如此，陕北地区自然比不上东南沿海，这里土地贫瘠，粮食产量极低，经济发展落后，交通闭塞……凡此种种，都限制了红军的物资供给，极大地制约了红军的发展。 甚至在当时有一些国民党的报纸幸灾乐祸道：如果认为红军在陕北能够生存下去，那将是极为荒唐的事情…… 最后一点问题，也是最严重的问题。 红军长征的目的是保存有生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而不是与蒋介石打“内战”，而陕北地区与华北之间有黄河天险和崇山峻岭的阻隔，数万大军想要到达华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距离日军远，距离国民党部队近，国民党部队一定会对陕北红军加紧围剿，内战只会越来越凶，这是日军最想看到的，非常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事实果然如此，蒋介石马上跟了上来。 1936年11月20日，红军向共产国际发电：蒋介石决心消灭苏区的红军，他打算只留下三千红军，其余的均遣散，借此收编红军，将红军消灭于无形之中，其心不可谓不毒辣。 在陕北根据地驻扎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况且蒋介石大军已经逼近，都说“先礼后兵”，然而我军东征先锋军刚撤退，蒋介石就率大军围攻，既然如此，那就只有刀兵相见！ 日寇作乱，“蒋匪”猖獗，毛主席提出“新长征计划”1936年11月12日，党中央制定了红军东征山西、河南、河北、湖北的“新长征计划”，准备给蒋介石以颜色瞧瞧，先干掉蒋介石的“阻拦抗日之部队”，再建立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央红军东征，虽然最后回师陕北，但是却积累了大量人脉，红军“以德服人”，为建立抗日根据地不惜撤军的行为让阎锡山也转变了政治态度，一度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都希望苏联方给予红军援助，然而蒋介石却还在极力破坏，如此红军只能“自救”。 “新长征计划”虽然是兵行险招，稍有不慎就会让红军和蒋介石部队在“内战”中消耗殆尽，可是毛主席的这一决策却考虑得很深远。 一方面，在经历过东征战役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和阎锡山当局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阎锡山的政治态度转变积极，并且马上邀请了红军领导来到山西建立牺盟会， 山西形成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红军也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火种，积累了群众基础，建立和发展了党的地方组织，虽然大军在陕北，但是党组织却在山西立住了脚。 另一方面，若不进行新长征计划，只怕蒋介石会得寸进尺，继续对陕北的红军进行“围剿”，况且现在已经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军不能任人宰割，要主动出击！  在定下了“新长征计划”之后，党中央迅速把这个计划通报给了张学良。 张学良闻言大惊失色，一方面，红军新长征计划所经过之处都是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的战略重地，非常有利于机械化部队的展开。蒋介石的部队机动能力强，一旦红军开始“新长征”，只怕会落入十分险恶的处境，后果不堪设想。 另一方面，就算红军能够躲过蒋介石的围追堵截，那也会和蒋介石部队发生激烈的交火，民族武装力量只会进一步受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更难建立。 尽管蒋介石多次对张学良下命令，让他参与围剿红军，但是全体东北军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回东北去。 但是这次眼见蒋介石又要来狠招，数万红军危急存亡之际，东北军打回东北的愿望更加渺茫。  为保护红军的有生力量，暂时稳住红军，1936年11月底，张学良电告中共中央：希望中共中央暂时设法留在原地，熬过一二个月，西北、全国有起大变化的可能。 张学良又何成不想和平处理国共两党问题，他不止一次向蒋介石劝谏，苦口婆心地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 可是蒋介石想当专一，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剿共”，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甚至一度叫嚣：“就是用枪打死我，我也不会改变消灭红军的计划！” 西安事变，统一战线，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们从来没有忘记过国仇家恨， 然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却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断打压共产党和抗日民主爱国运动，对日寇“不抵抗”，致使东北大好河山落入日寇之手。  如今，蒋介石又准备把红军再次逼走，对红军赶尽杀绝，他的做法彻底让张学良寒心。 而且张学良明白，现在时不我待，若红军真被逼走，只怕“新长征之路”凶险异常，有去无回，万万不能让红军陷入危险境地。 恰巧这时，蒋介石对张学良不积极“剿共”的行为感到非常生气，1936年10月22日，他亲自飞往西安，企图用武力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剿共”。 得知蒋介石要亲自来西安的消息之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就做好了万全准备，若蒋介石想一条路走到黑，那就只有实施“兵谏”。 事情果然不出张学良所料，蒋介石一到西安，就严厉斥责了张学良和杨虎城，指责他们“作战不力”，眼见蒋介石冥顽不灵，张学良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放弃劝说，着手安排作战任务。 然而，蒋介石这个老狐狸也不是吃素的，对张学良，他自然信得过，然而对杨虎城，他却十分警惕。 在到达西安之后，蒋介石并没有住在由杨虎城率领的17路军负责防守的西安城内，而是选择住在东北军的营地——华清池。 起初，张学良和杨虎城计划由杨虎城负责指派西北军，前去临潼华清池捉蒋介石，可是蒋介石的驻地离西北军较远，贸然进入东北军防区，可能与东北军发生冲突。 张学良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就近指派东北军105师师长刘多荃前去完成任务，而此次捉蒋行动的总指挥，则是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这二人都是张学良的心腹。 为保证事变顺利进行，张学良还亲自带白凤翔前去华清池，“聆听委员长指示。”而实际上则是为了考察地形，充分了解情况，做好万全准备。  12月11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决定在第二天早晨6点发动“兵谏”。 当天晚上，蒋介石还在和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一众国民党军官吃晚宴，殊不知，东北军已经悄悄向临潼靠拢。 等到第二天凌晨时分，在白凤翔的指挥下，一百多名卫队官兵到达临潼，直奔华清池而去。 四五点钟，东北军趁着夜色将蒋介石卫队团团包围，在解决掉外围守卫之后，他们进入了蒋介石的卧室，蒋介石已经不见了踪影，可是东北军一摸被子，还是热的。 白凤翔马上将这件事上报给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学良内心十分忐忑，此举孤注一掷，而一旦擒不住蒋介石，让他逃走，只怕他会反扑一口，自己和东北军会遭到蒋介石报复且不说，红军的处境定会雪上加霜。 张学良冷静下来后，马上判断蒋介石一定没有走远，当即下发命令，要求白凤翔带领部队抓紧搜山。 蒋介石果然没有走远，几个卫士护送他躲到了骊山的石头洞里，等到东北军将士发现他时，只见蒋介石上身穿了一件袍子，下身只穿了一条睡裤，正值寒冬时节，又是拂晓时分，骊山上大风呼啸，“蒋委员长”被冻得脸色铁青、浑身发抖。 若是东北军晚来一会儿，怕是要和秦始皇葬在一起了。 就这样，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红军，挽救中华民族，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软禁了蒋介石。 并且在当天就向中共中央发了电报，电报中说：我等为了中华民族和抗日前途的利益顾一切，现在已经将蒋介石和他的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逼迫他们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有何高见，速速回复。 原来这就是张学良口中的“大变化”，为了让红军能够保存有生力量，放弃“新长征计划”这一步险棋，张学良不惜牺牲自己和全体东北军的利益，破釜沉舟，与蒋介石彻底翻脸。 西安事变爆发之后，应张学良和杨虎成的邀请，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奔赴西安，共商大事。 其实西安事变发生之时，中共中央领导得知消息之后，最初的决定就是速速处死蒋介石，可是紧接着理智克服了感情 ，周恩来则认为此事“殊欠妥当”。 到达西安之后，周恩来客观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前途，认为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原封不动，西安已经与南京对立， 若继续软禁蒋介石，只会爆发更大规模的内战，更会极大消耗中国政府的军事力量，与国内和平统一背道而驰，因此他极力劝谏张学良和杨虎城，“力陈释蒋之必要。” 此时的日本，却摆出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态度。不仅如此，他们还企图趁火打劫，首先对张学良和杨虎成的做法表示强烈谴责，并且三番两次要求南京政府出兵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派大军去往陕西加紧“剿共”。 日本帝国主义还造谣，说张学良和杨虎成的做法是受了苏联的指使，从中挑拨，把张学良污蔑为“叛徒”。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迅速调集大批中央军逼近陕西，内战一触即发。 可是事情远比想象中严重得多，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企图借张学良之手杀害蒋介石，夺取政权。 中共中央明白，如果再继续主张“反蒋”，那必定会亲者痛，仇者快。 周恩来在了解了南京政府复杂的局势，借鉴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后，提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恢复蒋介石自由的建议。 1936年12月24日，在多方努力下，蒋介石终于被迫接受了“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六项条件，这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开始，也意味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 结语自红军陕北会师开始，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结束，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红军终于摆脱了“不能还手”地被动挨打的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 “新长征计划”是一步险棋，若成功，红军便能到华北和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将根据地连成一片，若失败，则有可能正中蒋介石下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恐难以建立，中华民族必将陷入绝境。 保险起见，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使“新长征计划”未能实施，红军也未能在历史上重复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奇迹，但“新长征计划”却是一个极为大胆的构想，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桥梁，他总结了中央红军东征的经验教训，也为日后红军进军山西、华北做好了铺垫。 在这将近半年的时间里，红军为保存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忍辱负重，坚持初心，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不惜多次进行战略转移。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和中共中央共同努力的结果，从某一方面来说，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挽救了红军，也挽救了蒋介石，更挽救了中华民族。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直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决定因素，从那时起，中国军人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了， 西安事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光辉事迹，必定会彪炳史册，传唱千古。 参考资料： 叶扬兵.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西安会谈的再探讨[J].抗日战争研究,2009,(02):133-140. 常建宏;闫永雪.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胜利会师[J].中国档案,2016,(12):74-75. 文正明.1936年毛泽东“经营山西”战略与红军东征[J].党史文汇,2016,(04):4-10. 刘俊.毛泽东书信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6)[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04):100-102. 高劲松;高凌.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中共的联合——以张学良与红军来往电报为考察中心[J].东北史地,2014,(06):55-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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