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称：“这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作为太平洋战争的一部分，日本在以南云忠一率领舰队突袭珍珠港之外，还令其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指挥40多万日本南方军同日对香港、东南亚等地区展开军事行动。
而此时的香港，由于英国曾准备撤出，防务十分薄弱，其守军又把防守重点放在了海面之上。所以，面对从深圳河方向突如其来的日军，一时间便已然落了下风。
香港被攻击的消息，毛主席很快便通过党设置在香港的地下组织得到了消息。对于香港被攻击乃至沦陷，事实上毛主席本人并不感到意外。因为香港乃是弹丸之地，既无纵深，又无重兵；且在进入1940年后，由于欧洲战场上法国的失败，英国危在旦夕，而日本人和美国人也因为战略资源的运输、获得，在太平洋上的矛盾日益尖锐，双方开战已是必然。
但就在毛主席得到了香港被攻击并处理了一系列的党内事务，好不容易在的当日早晨6点就寝后不久，他短暂的休息时间却被任弼时的到来给强行打断了。
宋庆龄等300名人滞留香港
对于被叫醒，任谁也难免会有些烦恼。毛主席疲倦地问道：“是香港的事？这些我都已经知悉了嘛，可还有什么其他事？”
任弼时并不做停留，焦急地便脱口而出：“宋庆龄”。听到宋庆龄的名字，毛主席神经一紧，立刻便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此前虽然日本对我国展开了全面侵略，但香港由于历史地位特殊的缘故，也相对安全，进而成为一众如宋庆龄等民主人士以及文化人士、商界人士的“避难所”。而在这些各界名人之中，宋庆龄的名气、政治分量无疑都是最重的，这也是任弼时会不顾时间焦急赶来与毛主席商讨的原因所在。
宋庆龄先生不仅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同时由于其主张齐心协力、共同抵御外敌，也有着极高的人望。而也正是因为在抵御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上主张联合，她也遭到了蒋介石的排挤。但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她，不仅成为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组织了大量的物资、药品等对当时被日军严厉封锁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了支持。
可以说，宋庆龄不仅是国民党的国母，同时也是无数抗日团体的象征。而在宋庆龄本人之外，当时的香港还有着多达300多位的文化精英、民主人士。
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潘汉年、汪馥泉、郁风、叶文津等皆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可以说这些人是民族文化的火种，一旦香港陷落，日本人必然会迅速采取措施，逼迫他们为其所用，倘若他们拒绝那么必然会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杀害。
2000人不惜暴露，大救援
怎么办？共产党当然不会坐视不顾。尽管他们中有一些人因为对共产党不够了解而成见很深，但在主要矛盾面前，在家国大义面前，毛主席还是迅速回电周恩来，让他务必将他们全部解救出来。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佩服周总理的远见，在此之前作为南方局书记的他早已经在香港构筑了一个有着2000多人组成的地下党员联络网。一旦有事，他们也可以迅速配合行动，而当时廖仲恺之子廖承志为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主任，刘少文为中央交通局驻港澳办事处处长，潘汉年则为实际指挥者。
于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大救援活动就此展开。
而在当时，主要有几个不利的点，一则就是日本人的攻势迅猛，务必要加速转移（香港沦陷后，更是严密封锁海域，禁止船只出港）；另一点就是人数众多，人员分布散乱，难于寻找；第三点，在转移他们的同时，由于一些左派文人为蒋介石政府不容，还要同时摆脱国民党特务的干涉。第四点，这些人员要转移到哪里去的问题，而此时也只有撤离到海南岛，回到内陆，前往南洋三条线路。
好在，就在日军攻打香港的几个小时内，廖承志便找到了宋庆龄的寓所，并劝说宋庆龄撤离。对于时局，宋庆龄自然知道紧迫，随即便在廖承志、刘少文的安排保护之下，乘坐最后一架飞往内陆的飞机离开了香港，并返回了重庆。
与此同时，对于其他人员，我党的2000余名地下党员也冒着不惜暴露身份的危险，争分夺秒地与日寇在抢时间。地下党员通过各种关系，全香港地毯式的搜寻，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将这些人员悉数找到；同时阐明利害关系，说服他们同意撤离。
而在外部，在东江纵队曾生、梁鸿钧、王作尧等人的接待指挥护送之下，游击队开辟了三条水路交通线，这些交通线包括转移到西贡、海丰、澳门等地，也有力的为这些人员的转移提供了条件。
最终，又凭借着日本驱赶100万香港市民返回内陆的难民潮，在经过了数月的周折后，这些事关中华文脉，事关中华民族前途的人士被悉数的转移出了香港。更令人咂舌的是，这次的抢救工作得益于组织架构的完整，计划得天衣无缝，创造了无一人伤亡，无一人被捕、无一人暴露的奇迹。
小结
在事后谈及此次救援时，茅盾先生曾直言：“这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事实上就此次救援的人员成果而言，这当之无愧。
一大批的民主人士，文坛巨擘，商界翘楚都藉由此转危为安，也在尔后的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里也不得不佩服毛主席、周总理的果决与高瞻远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