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氏病毒”可不是SARS，它与一个叫沙兰的小镇有关。沙兰镇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如果不是2005年6月10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以及随后所造成的近百位小学生的遇难，恐怕全中国住在宁安市以外的居民，没有几个会知道这个镇子，也不会想到这个镇子上还有一座小学校！所以说，这就是传媒时代给我们所带来的一个便利——无论好事坏事，它们都至少以日行数十万里的速度，在世界的各处传播。 2005年夏天，诗歌界最惹人瞩目的一个话题，就是众多年龄不一的汉语诗作者，在不约而同地为沙兰镇遇难的小学生写下挽歌。这些诗，有的在纸媒上发表，有的在网上粘贴，大多充满悲情、愤懑，寄托了众多作者内心的良善与感慨。可惜的是，事情发展到此，并没有算完。渐渐的，一些贴诗的作者开始以一副《阿Q正传》里戴上“铜桃子”的小市民嘴脸，谴责那些没有为沙兰镇写诗的网友，道义上的小富即安、沾沾自喜出现了。与此同时，个别媒体也开始把“沙兰”进行符号化，大肆探讨起了文学与“观照现实”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至此，是不是为沙兰的孩子们写诗，已经从一个个人的选择，无可避免地膨化成了一个诗歌道义上的选择题。 一个诗人，是不是应该始终直面他所面对的生存？绝大多数的人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 但直面生存，是不是就意味着每逢灾难、不幸与不公，诗人就必须在作品中对其中的每一件都作出反应？这可能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了。其实也不止是见仁见智，它还牵涉到了一个“把诗歌当什么来看”的命题。 那么，我们该怎样看待诗歌呢？ 首先，诗歌是艺术。这一点，相信大家是同意的。其次，诗歌是表情达意的一种载体，这一点，相信大家也同意。可是，这样问题也就来了：当在诗歌这个载体上进行“表情达意”，这样的文字是不是都属于艺术？尤其是，当在诗歌这个载体上进行“非如此不可”的“表情达意”，这样的文字是不是还属于艺术？ 答案当然都是否定的。那些“在诗歌这个载体上进行'表情达意’”的文字，若想加入到“艺术品”的行列，就必须多遵守一个前提——它们必须得有所舍弃地、严格按照诗歌的律令本身铺展开它们所想表达的内容！而那些在“'非如此不可’状态下完成的'表情达意’”，则显然把诗歌单纯作为了一种解答选择题的工具或手段，其目的已与诗无关，而在于以某种社会人的势利来表现自己的“政治正确”（或叫“选择正确”）！想想吧，这种情形在中国当代历史的什么时段上出现过？三十年前的“批林批孔”和“小靳庄”赛诗会！ 好的诗歌从来不是“政治正确”（“选择正确”）的产物。诗人所谓“选择上的成功”，必须超越“对错”、“道德”的陈腐尺度。屈原写《国觞》、陆游写《示儿》、田汉作《义勇军进行曲》……这些正面范例的达成，与其说是得自于艺术家那种理性的、人文的选择，毋宁说是得自于写作瞬间——意识与血质和生命的天然契合。所以说，一厢情愿地把“是否给沙兰镇的孩子撰写过挽歌”，制造成类似当年张承志的“以笔为旗”、“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的“道德优势尺度”，是一种写作上的反动。这一点，我们可以允许传媒的无知与幼稚，却绝不能允许写诗的人自己犯糊涂。 上面这些话，没有否定那些为沙兰镇学童作挽歌的朋友们的意思，而是想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即使是在为沙兰镇孩子们所作的那些诗篇里，真正的佳作和佳句（如果确有一些的话）的出现，决不是出自理念上、道德上的选择。成为“圣人”不应该是文学的“大道”，它顶多只能说“大道之一”。这一前提的被忽略，实质上是五•四以来，传统诗歌审美与现代诗歌审美最大的几个隔阂中的一个。也是许多人用有色眼镜来攻击现代诗的口实（诚如那些我们从不知道其诗歌鉴赏水准高低的传媒编辑与老总）。一次洪水、一桩事故、几个新闻镜头，难道就真能赋予庸众在诗歌鉴赏和试笔上的“增高灵”？说的人敢信吗？ 所以，无论是当年知道分子爱玩的概念写作，还是后来出现一脑袋糨子的“三道”、臭不可闻的“垃圾”、再到现在义愤填膺的“公益诗歌”……所有类似的新一代外在喧闹、形形色色的“沙氏病毒”，又怎能获得与下述诗人在60天里的日常劳作等重的位置呢：伊沙、马非、君儿、刘川、叠水、独化——这些人以旺盛的写作状态和优质的文本，频频出现在大家眼前，以致于会令某些人眼晕、敌视、酸话迭出！还有东岳、李异、土豆、而戈、陈云虎、林何曾（本少爷）、李东泽、嘎代才让、马梦——他们勤勉、谨慎、执着地打磨自己诗艺……感谢他们所有这些人，在这六十天里，为我们继续展示着诗歌写作中平淡、寂寞与怡然自得。 其实，那也正是诗歌亘古以来，高贵、洁净的不二法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