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本名孙毅，做过知青、文化馆馆员、记者等，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起转入文学批评和研究，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主要著作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鲁迅与陈独秀》《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鲁迅忧思录》等。 编者语丨无意间遇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孙郁老师的文章，读了几篇后甚是喜欢，他的文字总充盈着智性的灵光，在还原民国时代文学的血肉形态中，他一次次探索前行，一种亲切、一种陌生、一种疏离、一种温和的场域，总令他驻足回望内心残存的旧梦，但旧的时光终究永恒的逝去了，它依稀的痕迹和朦胧的记忆，却使往日的一切成为了永恒。 ▼ 诗翼阅读·（微信公号shiyiyuedu） 主办/诗翼人文坊·诗翼阅读（shiyiyuedu） 作者孙郁 本文选自网络 本期编辑丨罕莫 五六年前就想着手写这篇文章,但一直不太敢下笔。这里不得不出现周作人的名字——我知道许多人现在还讨厌着他。但一个不能回避的现象是,在当代文学里,存在着周作人的一个传统,他的审美情调越来越重地暗示着人们,以至一些颇有影响的文化人,在默默地沿着他的思路前行着。周作人之于当代文学,恐怕不仅仅是自由的文化观问题,在我看来是一种情调,一种感知美、表现美的态度。相比于鲁迅传统、胡适传统,周氏的传统更多体现在文人的书斋里。“新京派”散文的复兴,我以为是周氏的遗响在起作用。而且这作用一天比一天加大了。 我曾在《鲁迅与周作人》一书中,谈及过周氏兄弟对后人长久的引力,至今仍坚持这个观点。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周氏兄弟的影响成为主调。五十年代形成的散文传统一个个地崩塌了,随着张中行、黄裳、邓云乡、止庵、杨之水的走红,文坛终于形成了另一种色调——个体的知识趣味和悠然的审美理想。只是在近年,被中断的五四的另一种文化,开始改变文坛的格局。至此,泛道德的文化观念,受到了更为深刻的撼动。这种撼动比以王朔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其精神的隐喻性,同样不可小视。 1 周作人逝世后的文坛,在相当的时间里已看不到有关花鸟草虫、希腊神话、日本物语式的文字。其实,1945年以后,他便在文坛上消失,由于“汉奸”之罪,周氏风格的文学便隐到社会的边缘里。他出狱后的写作虽产量颇丰,但锐气已失,大多遁入自娱之中。然而处于文坛重要地位的老一代作家如郭沫若、茅盾、俞平伯等人的记忆里,周氏早年的英名仍在,他们除了惋惜、愤愤然外,依然悄悄关注着周作人的文章。在五十年代“革命”话语成为时髦的时候,像俞平伯、黄裳诸人的文章依然安静得很。周氏文章的魅力在暗中被传递着。 偶翻阿英的日记,发现在革命的年代,他仍然搜集着知堂的散文。唐的书话红于五十年代,但文风里可见《夜读抄》的境界。唐说自己是追随鲁迅的,可是只是形似,文章的神呢,却颇像周作人。周氏的《药堂语录》、《书房一角》乃书话中的极品,非常人可以为之,唐暗中追随,章法文气多有吻合,惟气象略逊,这是一眼就可看到的。郑振铎、黄裳诸人也有类似的情调,尤其黄裳,谈版本目录,有明清骨风,文字的组合,也略仿知堂,以至钱钟书致信黄氏,云其有知堂韵致。读书人不约而同地赞佩周氏文章,是个奇怪的现象,现在,《周作人文选》、《知堂书话》走俏于世,便证明了他特有的价值。 钱钟书在文章中批评过周作人的文体枯涩,以为其引文过多,掉到书袋里去了。但钱氏著书,也喜欢连缀古文,情致亦有与周氏暗合之处,读《管锥编》时,我便想起《药堂语录》、《谈虎集》来,一些史学观,也颇为接近。另一位一直对周氏耿耿的孙犁,晚年撰文,不知觉间,也滑到知堂小品的路径上去,想一想觉得有趣得很。我记得孙犁抨击周作人如何可耻,对其附逆于日本侵略者深恶痛绝,但道德上是一回事,审美上呢,是另一回事。在《书衣文录》和《远道集》等随笔中,我还是看到了他与周氏兄弟之间的相近处。孙犁不会承认此点,但在艺术品格上,我仍把他视为周氏传统下的特别的存在。 时光进入到七十年代,许多学人也把目光集中到了周氏那里,舒芜、钱理群相继写下的著作,引起的争论至今未绝。钟叔河孜孜以求地编印着知堂随笔,邓云乡、张中行干脆扬起了《雨天的书》那样性灵化的旗帜。《读书》杂志在一段时光里在走《语丝》当年的路子,正所谓“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而这,正是周氏兄弟当年的劳绩。我读近年《文汇读书周报》、《万象》等报刊,偶遇到刘绪源、李长声的文章,便嗅出了知堂气息。他们或脱胎于此,或暗中模仿,有时也不妨说是趣味上接近。这些在给我以深深的印象,即,周作人传统,正像滚动的雪球,越来越大了。 2 邓云乡在1981年著有一本《鲁迅与北京风俗》,虽研究鲁迅,但题旨似乎不在精神上,却呈现了一种品玩旧京城的文化情调。书中处处暗含周氏笔法,引用周氏的观点之多,在那时是罕见的。书的风格颇似《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少年时代》,文脉中流着静谧之美。我后来读现代史料,才知道邓云乡是周氏的弟子,那是我看到的形似周氏的最早著作。邓氏为文稍显平直,没有知堂欣赏的废名那样峻拔奇伟,和张中行比亦稍逊风骚。还有一位喜欢知堂的学者也很有味儿,那便是被学界目为“犹大”的舒芜。舒芜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晚年却回到周氏兄弟那里,以为五四传统乃文化的起点,其中精义均隐含在周氏兄弟之中。 《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对周氏读解得很深,是一本很重要的书,我以为思想上梳理得很清,对后人启发较大。他还著有随笔集多册,像《未免有情》,《串味儿读书》,调子沉稳老辣,文中多谈妇女、专制、五四余绪,为文讲究,气韵散淡,格调是从二周那里来的。舒芜早年喜欢思辨,《论主观》很有哲学风采,受到马克思、列宁中译本的影响是自然的了。但后来风格大变,小品心态占了上风。当代文人,屡屡受挫,不回到明代,不回到晚清,而往往回到周氏那里,什么原因呢?颇值一思。 北大的钱理群,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研究鲁迅的同时,也同时把目光投到周作人那里。理解鲁迅的遗产,倘不参之以周作人思想,我们将不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这个问题早在五十年代,曹聚仁就曾谈过。然而知音者稀少。人们只是在经历了大的历史变故后,才发现了周氏兄弟,是硬币的两面,其实这两面中,正视周作人,其价值难度并不亚于鲁迅。 直到二十世纪岁末,我读止庵、刘绪源、林凯的文章时,发现了他们不由同时站在了知堂那里。止庵的小品几乎与知堂如出一辙,我觉得他在其中陷得很深,连词章都相似得很。刘绪源写过一本读解周作人的书,他还出过多本散文,走的也是《药堂语录》的路子。我在他那儿也看到某些痛楚,那便是“苦茶”式的哀怨,虽然把它处理得很淡,仿佛并不经意,而无边的怅惘,依稀可辨。是有意的追随,还是无意的巧合呢?批评家们自有说法吧? 最有趣的是,在更为年轻的杨之水的书话,还有那本《诗经名物新证》里,学识里也透着“苦雨斋”式的情趣,文章绝无制义之气。把学术当成小品来写,不以洋八股的调式泼墨为文,在国内为数不多。张中行、谷林这样,金克木、陈平原也这样,在学术随笔里,常能见到国人心性原本的东西。从《庄子》、《老子》到《鲁迅全集》,精华的语句非逻辑思辨,乃东方式的顿悟。当代学人中,有许多看到了此点。与洋八股对立的这种书话体的文本,我以为可以促进学术与创作的发展。 3 周作人的复杂不言而喻,他是中国文化中的贰臣世人公认。传统文化中的士,要么守节成为遗民,要么附逆成为叛徒。周氏自然不能算是遗民,在国共之争中又自言独立,以边缘态度潇洒度日。可偏偏来了日本人,便陷进战争的漩涡里,成为“汉奸”和叛国者。其实理解周氏不能仅用“遗民”之尺和“叛徒”之尺,不然其思想便难以把握。木山英雄先生说他中国气味颇浓,中国读书人喜爱他便很自然,但我以为周氏还有一种非国家主义和非民族主义的文化态度,此种视点则又异于传统士大夫的观念,精神呈现出一种驳杂和深切来。看知堂书话、小品,气象从明清那里流来,但又多了日本散文和古希腊品格,以及蔼理斯的精神。学识的,反俗性很浓很浓。我一直觉得,周氏“附逆”之事乃“饭碗”使然,思想剥离于“饭碗”后政权那是另一回事,黄裳、张中行都走他的写作之路,其实是思想与趣味在起作用。 敢于吸取周氏思想的大致有两类。其一是学院里的,钱理群、张铁荣、黄开发就是;其二乃一些写作的杂家,张中行、邓云乡、黄裳是代表。前者注重学理的价值,后者既有学理,又带审美的态度,两种人其实都处于社会边缘,或说是孤独的思考者也未尝不可。除去周氏“附逆”那段历史不谈,就学识、人生态度而言,周氏的遗产均有很大的参照性。张中行把知堂思想看成怀疑主义,而其文章又有儒者的温暖。 在世道巨变的今天,不盲从于他人,又建立一种人性的艺术,周氏大概可成为一种资源。我以为周氏之于后人,更有引力的恐怕是他的“超功利”的文化观,他写文著述,一不瞧他人眼色,二是看重性灵。中国读书人迷恋功名,道德气过浓,千百年下来,人本意义的东西有限。黄裳、舒芜正是看到了周氏的逆俗风格,于知堂书话中得到启发。张中行的文风,我以为也从周氏那里过来。他写古人,谈诗文,情调都古雅得很,又多了现代的理念。这些对当代浮泛学风,可谓一个冲击。那么多人去阅读张中行,其实追寻的正是周作人的传统。若说对“文革”红色精神的消解,此一传统的复活,也有象征的意义。其实谈五四遗产,周作人代表的文化流脉,与鲁迅、胡适比,同样重要。连吃过洋墨水的香港作家董桥,也津津乐道于知堂书话,究其根源,我以为与现代观念也大有联系。 鲁迅生前对美国记者斯诺先生说,中国最好的散文家是周作人。鲁迅如此评价其弟,我觉得一是看重了他的学识,二是肯定了其随笔中的精神气韵。周氏写文章举重若轻,内中又多有学识,他的见解看似中庸,但细细一品,有锋利的锐气。周氏文章的魅力在于以西学的目光探究中国,又以中国人的感觉融知西学。情感的方式是东方的,内蕴呢,却是西洋个人主义的。“文革”之后,文学在道德与功利主义中拔不出来,感伤之后是“寻根”,“寻根”同时又“现代主义”,但内韵要么是洋八股的,要么是“毛话语”的变调。周氏兄弟的文章,与此调子相反,在很大的程度上,拓展出另一种生活空间。中国读书人的自我放松和自由心态的形成,有许多是以回归周氏兄弟的文化品格为起点的。如果说周作人为何能在九十年代渐“热”起来,这大概会是一个解释。 4 张中行的出现,是周作人传统复苏的典型。张氏一生是一介书生,不仅与政治无缘,与流行文化亦多隔膜。他的著述笔触古朴,全无左翼文化与“毛话语”的痕迹。我第一次读他的书,就惊讶于那韵律的高远,好像把周作人的精髓再现了出来。张中行的文字流着五四的气息,对社会、人生的感触均有力度。《流年碎影》是一部苦诉之书,内中有关北大的记忆,让人想起那美好的岁月;而其叙述易代之际的磨难,响动着“以民为本”的哀歌。《顺生论》、《流年碎影》乃哲学之书,诗学之书,周作人便成了这书的底色。你读一读那些远离革命的独白,让人联想起“苦雨斋”的感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暴动和革命,很大程度摧残了文化,另一方面又陷百姓于苦海。周氏之书对此多有揭示,而张中行将它发展到了极致,哀苦之心,催人泪下,那其间,有着尘世的大悲悯的。 舒芜的随笔,何尝不是这样呢?我特别注意到他描述妇女的文字,在运笔与倾诉上,很容易联想起知堂谈女姓的篇什,“以民为本”的,格调一时难以挥去。舒芜善写短小的札记,记人忆旧、读书偶得,都很老到。还有谷林的一些散文,也深得“苦雨斋”的要义,谈天说地中,散落着自娱的雅趣。年轻人中,陈平原在学理上很受周作人的影响。他关注学识的同时,又讲求审美格调和艺术感受力,文章淳朴自然,全无学院派的僵气。陈氏追求学术的自觉,向来拒绝洋八股的文字。他谈“为学术而学术”,从流脉上说,是承接周作人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书生意气》等书,神态就有悠然的知堂气,不知怎么,看他的书,就想起五四后的“语丝派”,那风格不仅与制艺气远,和社会的主流话语,也格格不入。稍后读到止庵的《六丑笔记》,觉得比陈氏更像知堂,文章谈及的均为琐碎之事,掌故学理的表述亦很精致。我觉得作者在知堂的基点上重塑自我,这和张中行、舒芜、陈平原形成了相似的气脉。他们的读者,也是知堂的读者,细究一下其中的关联,我以为可引出一种学理来的。 沿着周氏路向行走的人,大多不是振臂一呼的斗士,他们拒绝吵闹,拒绝盲从,内心有着自己的净土。他们躲在书斋里,不是沐着风雨的流浪者,痛感与绝望被温雅的知识审美代替了。年龄稍小一点的林凯、黄乔生、马力、刘绪源、靳飞,也不是哭天抢地的人。他们安于宁静,安于平凡,文章自命为“非斗士”。躲避血色,在素雅之中构建自己的园地,其实正是警惕成为外物的奴隶,不同化于人世的流行色中。读这类人的文章,心可以安静下来,仿佛走进无声的旷野,在静谧里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一刻,与心灵渐近,离世俗远了。 5 一百年来的文学,一直有着几种对立的书写传统。洋八股与复古派,党八股与性灵派,在文坛上一直交替存在着。西方的东西进来,青年们先是欢呼,尔后便是仿照,文字要新,句子要长,再加上某某主义,于是便很是庄重,显得大气磅礴。郭沫若这样,阿英这样,舒芜也这样。可是这些人在中年以后,便又退到传统之中,写起很东方式的小品来。退到东方这里,情调便有些古雅,观点渐趋持重,东西方的东西都杂糅在这里。中年的郭沫若,惋惜周作人时说过:“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何以如此?还不是看到了周氏身上东方人的魅力!在周氏兄弟的散文里,西洋的思想被东方化了,东方的精神也个人化了。域外思潮与旧有智慧,于此结合得较好。新文化之后,文言文渐渐死去,白话文有了长足发展,但因为泛道德化与食洋不化,中国人母语的魅力衰微了。八十年代初,汪曾祺率先在小说里,进行了一次语言的复兴尝试。他从“毛话语”中退回五四,又直追唐宋明清,把《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的调子呼唤出来。汪曾祺早期欣赏现代主义,中年屡遭磨难,晚年又颇带徐渭之气,其实寻找的就是自己的母语力量。汪氏虽然是沈从文弟子,但沈从文之于汪氏,主要是小说理念和人生态度。谈及语言的魅力,他看重的还是鲁迅、周作人。《蒲桥集》的自序云: 宋人笔记,简洁潇洒,读起来比典册高文更为亲切,《容斋随笔》可谓代表。明清考八股,但要传世,还得靠古文。归有光、张岱,各有特点。“桐城派”并非都是谬种,他们总结了写散文的一些经验,不可忽视。龚定庵造语奇崛,影响颇大。“五四”以后,散文是兴旺的。鲁迅、周作人,沉郁冲淡,形成两支…… 汪氏把鲁迅、周作人的文体,看成两脉,且带有标本意义,可谓精到之论。母语的力量,正在这里。鲁迅之后,沉郁的文学渐趋悲愤,又由悲愤而呼号而说教,滑入单调的口号里。汪曾祺、张中行另辟蹊径,由周氏那种冲淡入手,直抒性灵,汉语言的张力浮现出来,文风从此一变。九十年代散文的兴盛,二人的劳作功莫大焉。我以为文学传统的承传,于此可见一二。 一是学写作,宜于用作范本。二是可以放在法国蒙田、英国兰姆等作家的散文集一块,读,欣赏。三是可以当作药,治多年来为文的两种流行病:一种是惯于(或乐于)浅入深出,即内容平庸而很难读;另一种是搽胭脂抹粉加扭扭捏捏,使人感到过于费力,过于造作。 这种解释,有文体上的考虑,但更多的是一种价值态度。其实周作人的文字,前后期有别,质量亦不及鲁迅均衡。读他的书,自娱性的东西多,冲动的激情少。读书界近来看重周氏,是对五十年代间浮躁之风的抗拒吧?文化的调适要靠文化自身。周作人自己未必料到,他的文字会启示一种文风的变化。这种变化很像杜甫之于江西诗派。至于那后来的流派利弊如何,是另一回事了。 6 用“冲淡”来形容周氏的传统,细想一下,恐亦有问题。周氏的大受欢迎,其实还隐含着读书人的某种无奈。周作人、废名、张中行、黄裳、舒芜的文字背后,其实有很沉重的东西,那是悲凉之后的冷观,在宁静里疏散出诸多感叹。所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也。启功形容张中行的文字有哲学气,但那哲学却绝非乐观主义的,而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罢”的哀叹。此话形容周作人,大概也会适用。我在黄裳、舒芜等人的身上,同样看到了此点。 前几年看黄裳的《妆台杂记》,言及自己何以爱谈古旧书籍,流露出一种苦衷,那意思是,描写今世之文,多不能明说,只好与古人为伴,谈谈版本目录之学吧。黄裳也写杂文的,因为易惹是非,便躲到了故纸堆里。故纸堆亦有今人的兴奋点,迷恋于明清、民国间的书肆旧闻,固然有读书人的雅致在,但把当代人的情感、理性糅在其中,借古讽今,是明显可感到的。黄裳的散文与书话,通常写得很平静,古雅,有不为世风所动的风骨。但看他谈“遗民”的文字,以及史学观的争论,毫无绅士气,倒像个斗士了。孔子主张文章要哀而不怨,以中庸为上。其实人是有血有肉的存在,喜怒哀乐,怎能没有呢?五四后的文人书话,多见凌厉之气。像青藤屋里,忽奏出激越的琵琶曲,给人以惊喜的感觉。中国的古文,喜静不喜动,最终成了一潭死水。新文化的出现,最引人注意的,除了人道的东西外,激情澎湃的生命质感,是颇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当代文坛书话的写作,所以还能有一席之地,我想是有着精神的苦痛在起作用的。张中行、黄裳、舒芜,都是有着这种精神苦痛的人。如若看不到此点,我觉得对这一流脉的把握,会不得要领。 其实受周作人影响的人,价值观未必相同,有的甚至观点相左。废名与沈启无不一样,张中行和黄裳有过冲突,舒芜和止庵在情调上差别较大。但他们不约而同地醉情于书话小品,有各式各样的精神锐气在。例如止庵,文字甘于平淡,谈锋亦藏杀机,以为他不谙世道,恐怕谬之千里。张中行抨击专制遗风,文字带血,厚重之外还带野气,那品位,毫不亚于斗士的文章,这些人的文字特点,是注重于“疑”,不轻意的“信”。张中行认为周作人是彻底的怀疑主义者,故文章常常偏于冷。张氏自己,也非理想主义者,说到精神来源,外来的是康德、罗素,内有的是知堂风骨。这一外一内,构成了其精神的内核,成了始于怀疑,而未终于信仰的人。 我思了,我在么?在的是我还是别的谁人?却是个问题。 读到此文,想起知堂书话里的短章,时代不同,人亦有别,但调子却仿佛从一个旋律里下来的,我们的文人,还生活在五四的苦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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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多次在文章里,强调周氏的怀疑精神和个人主义对固有文明的冲击。至今仍相信敢于反诘的人,会从轮回的怪圈里走出来。周作人是从旧泥潭中走出来的人,但又陷入另一种泥潭里。他的身上少有鲁迅那样的激烈,亦无胡适式的热情,所以对书斋之外的人鲜有影响,热衷于周氏话语的学人,有时易走向学术自恋,或拘于传统士大夫的小情调里,好像是钱玄同说的,周作人之弊在于“安于享受”,其文章自然就没有昂扬的气息,更别说“殉道感”和普渡众生的声音了。 我觉得周氏的投影里,似乎缺少民间的底色,那些书斋里的自语像长夜里微弱的烛光,普照的范围是有限的。血性的,斗士不会喜欢他,洒脱的现代青年人亦与其多有距离,记得一位前辈对我说:周作人究竟好在哪里?此种疑问,高旭东有之,袁良骏有之,许多知识分子均有之,看何满子的文章,听其不满于周氏的叫喊,我有时想,误解的地方固然在,但根本上说,知识群落对这一传统的亲和力,是有限的。夸大周作人在当代文学中的影响力,与历史总还是有些不符。 但是周作人、废名、张中行诸人在学术中超功利的人文态度,我以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孔子以降,中国文人掉入功利之坑,凡事以“有用”为目的,漠视了灵魂问题和人生超俗的境界问题。即便像鲁迅、胡适这类传统,走向极致的结果,依然还在功利主义的老路上。四年前我就说,周氏传统,是对鲁迅模式的一种补充,今天想想,态度依然不变。我以为当下的知识分子写作,应注意到这种互补。可惜,能占有各种优势,互为参照,自成一格者不多。二十一世纪,我们的文坛,不会这样单调吧? 中国的文坛,每过几百年,就会有不大不小的复古运动。韩愈的崛起,桐城派的挣扎,都有这样一点味道。我相信总有一天,还会有一个较大的复归五四的精神写作,回到鲁迅、胡适那里去,回到周作人那里去,并非重复他们的基调,而是以此为基点,重新塑造我们的梦想,多年来我一直有着这样的想法,今天写出来,献给已经过去的世纪,并留给同样关注周氏兄弟传统的友人们。石在,火种便不会磨灭,历史就是这样进化的。 
附： 周作人的《苦雨》 伏园①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长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许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很愉快的，我以前在杭沪车上时常遇雨，每感困难，所以我于火车的雨不能感到什么兴味，但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倘若更大胆一点，仰卧在脚划小船内，冒雨夜行，更显出水乡住民的风趣，虽然较为危险，一不小心，拙劣地转一个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东浦吊先父的保姆之丧，归途遇暴风雨，一叶扁舟在白鹅似的波浪中间滚过大树港，危险极也愉快极了。我大约还有好些“为鱼”时候——至少也是断发文身时候的脾气，对于水颇感到亲近，不过北京的泥塘似的许多“海”实在不很满意，这样的水没有也并不怎么可惜。你往“陕半天”去似乎要走好两天的准沙漠路，在那时候倘若遇见风雨，大约是很舒服的，遥想你胡坐骡车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着四打之内的汽水，悠然进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这只是我的空想，如诗人的理想一样的靠不住，或者你在骡车中遇雨，很感困难，正在叫苦连天也未可知，这须等你回京后问你再说了。 我住在北京，遇见这几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难过。北京向来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构造，于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实垛砖墙，大抵只用泥墙抹灰敷衍了事。近来天气转变，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两方面的建筑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后园的西墙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来摸索北房的铁丝窗，从次日起赶紧邀了七八位匠人，费两天工夫，从头改筑，已经成功十分八九，总算可以高枕而卧，前夜的雨却又将门口的南墙冲倒二三丈之谱。这回受惊的可不是我了，乃是川岛②君“佢们”俩，因为“梁上君子”如再见光顾，一定是去躲在“佢们”的窗下窃听的了。为消除“佢们”的不安起见，一等天气晴正，急须大举地修筑，希望日子不至于很久，这几天只好暂时拜托川岛君的老弟费神代为警护罢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喇哗喇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听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的很不痛快，还有一层，前天晚间据小孩们报告，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夜里听着雨声，心里胡里胡涂地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浸入西边的书房里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点钟，赤脚撑伞，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满了全屋，约有一寸深浅，这才叹了一口气，觉得放心了，倘若这样兴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却没有水，恐怕那时反觉得失望，没有现在那样的满足也说不定。幸而书籍都没有湿，虽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但是湿成一饼一饼的纸糕，也很是不愉快。现今水虽已退，还留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谈，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写字，所以这封信是在里边炕桌上写的。 这回的大雨，只有两种人最喜欢。第一是小孩们。他们喜欢水，却极不容易得到，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便成群结队的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实在很有点冷，但他们不怕，下到水里还不肯上来。大人见小孩们玩的有趣，也一个两个地加入，但是成绩却不甚佳，那一天里滑倒了三个人，其中两个都是大人——其一为我的兄弟③，其一是川岛君。第二种喜欢下雨的则为蛤蟆。从前同小孩们住高亮桥去钓鱼钓不着，只捉了好些蛤蟆，有绿的，有花条的，拿回来都放在院子里，平常偶叫几声，在这几天里便整日叫唤，或者是荒年之兆，却极有田村的风味。有许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恶喧嚣，如麻雀蛤蟆或蝉的叫声，凡足以妨碍他们的甜睡者，无一不痛恶而深绝之，大有欲灭此而午睡之意。我觉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随便听听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这些久成诗料的东西，一切鸣声其实都可以听。蛤蟆在水田里群叫，深夜静听，往往变成一种金属音，很是特别，又有时仿佛是狗叫，古人常称蛙蛤为吠，大约也是从实验而来。我们院子里的蛤蟆现在只见花条的一种，它的叫声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这个叫法，可以说是革音，平常自一声至三声，不会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听它一口气叫上十二三声，可见它是实在喜欢极了。 这一场大雨恐怕在乡下的穷朋友是很大的一个不幸，但是我不曾亲见，单靠想象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虚伪地代为悲叹了，倘若有人说这所记的只是个人的私事，于人生无益，我也承认，我本来只想说个人的私事，此外别无意思。今天太阳已经出来，傍晚可以出外去游嬉，这封信也就不再写下去了。 我本等着看你的秦游记，现在却由我先写给你看，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罢。 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在京城书。 ① 伏园，即孙伏园（1894～1966），名福源，又名伏园，字养泉，笔名柏生。浙江绍兴人，周作人在浙江省立第1中学任教时的学生，也是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时的学生。后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于1921年毕业。参加新潮社、语丝社，担任《国民公报》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编辑，与周作人、鲁迅来往均很密切。《伏园游记》中收有《长安道上》，是长安道上读到周作人的《苦雨》后与周作人的通信，详尽描述了途中见闻，可参看。孙伏园的著作还有《丽芒湖》、《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② 川岛，即章廷谦（1901～1981），字矛尘，“川岛”是他的笔名。浙江上虞人。1919年由山西大学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1年开始与周作人、鲁迅交往。时借居在八道湾周家住宅里。《语丝》周刊创办时，他是发起人和长期撰稿人之一。 ③ 我的兄弟，即周建人《1889一1984），原名松寿，改名建人。字乔峰，生物学家，著有《进化与退化》、《科学杂谈》、《鲁迅故家的败落》等书，晚年写有《鲁迅和周作人》（载《新文学生料》1983年第4期），回忆周氏三兄弟的关系，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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