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身体还算正常，经得起折腾，体重也有六十一斤，请主席放心。”
周总理刚刚做完第三次大型手术，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然而，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他依然坚强乐观。
周总理那伟岸的身躯，曾经越过雪山草地、闯过枪林弹雨，此刻却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只剩下六十一斤。
据周总理的医生回忆：“周总理受化疗影响，吃不下东西，瘦得皮包骨，看得人难受。”
实际上，自检查出患了癌症开始，周总理就知道他的时间可能不会太多了。
1975年1月17日，周总理出席第四届人大会议的闭幕式，他语气平静，波澜不惊，但说出的话语却让所有人揪心：
“经医生确诊，我得了癌症，接下来估计不能像以前那样工作了，生老病死都是顺应自然，人是没有办法左右的。但在可能的情况下，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为了更美好的中国而奋斗。”
两周后，周总理在医院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的分工。
彼时中国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新一任领导班子能否顺利组成，并达成交接，这关系到中国未来百年的发展。
周总理最看好的就是邓小平，他对大家说：“我最看好的就是小平同志，他的能力是很出众的。”
而四届人大闭会，中央人事的安排也确定后，周总理完成了一件大事，他舒了一口气，告诉医生：“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放下了。”
2月4日，周总理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进行了整整四个钟头，手术室外，周总理的亲人、朋友、同事无不为他的身体挂念。
动过这次大手术，周总理的病情依旧不稳定，3月中旬，医务人员又发现他的癌症肿瘤转移了。
周总理的医疗组扩大到几十个人，汇集了各科专家，大家同心协力同病魔抗争，希望奇迹能在周总理身上出现。
但是每当看到敬爱的周总理被病痛折磨，经常头冒虚汗、浑身发抖、食不下咽，医务人员的心也宛如刀割。
这时候，反倒是周总理在开解、安慰大家，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不必愁眉苦脸嘛，我信任你们的医术，但目前世界上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应对癌症，所以放宽心吧。”
3月20日，周总理又将迎来一次肿瘤切除手术，这次手术进行了整整八个小时，手术很成功。
但是周总理的身体经过这场大折腾，更孱弱了。
可周总理还有许多工作不舍得放下，术后才一星期，他就于病房内会见了来自北非的外宾。
1975年6月，主治医师经过开会讨论，得出周总理的生命可能还有不到半年。
周总理或许也有预感，在6月9日，贺龙元帅的祭日，军委中央在北京八宝山举行“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周总理决定拖着病体参加追悼仪式，他在签到簿上留下名字时，由于身体虚弱，头上冒虚汗，胳膊也在颤抖，看得人揪心。
见到贺龙元帅的家人时，周总理抑制不住感伤，拉住贺龙元帅妻子薛明的手，情不自禁流下泪来。
贺龙元帅的女儿劝周总理要保重身体，而一向乐观积极的周总理，这时缓缓抬起头，叹了口气，说道：“其实我也剩不下多少时间了。”
薛明一直难以忘记周总理看向他们的那个眼神，充满了沧桑和迷茫。
一向坚强的周总理，面对着昔日挚友的离去，以及死亡的压迫，也流露出那么脆弱的一面。
同年9月7日，周总理的病情又开始反复，医院要求立马开始新一轮治疗，但是周总理执意要会见来京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他亲切与来宾交谈，同时他又在外宾面前称赞邓小平的工作能力。
或许，这就是周总理执意要来会见外宾的深意，他希望尽力为邓小平后续的工作铺铺路。
周总理虽然事事以工作为先，但是家人、朋友、战友在他的心里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尤其是当周总理面临衰老和病痛的双重折磨，昔日和家人、战友一起度过的日子，成了他时常回忆起的慰藉。
而在世的、或是离去的家人朋友，也是他心中难舍的牵挂。
周总理的护士回忆道：“总理在病房里，时常回想起那些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时候总理是多么意气风发啊，他精神好的时候，也很爱跟我们讲那时的故事。”
周总理总是提起他和贺龙元帅、叶挺等在南昌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他还想着有机会去看望叶挺的子女，他会亲自给他们讲他们父亲的神勇。
周总理也时常回忆起他在法国留学的点点滴滴，而邓小平有一次出访法国，特意给周总理带来一个法国羊角面包。
那是周总理留学时经常吃的早餐，他把那个面包放在身边看了许久，面包坏了也没舍得扔。
而如今，昔日同生共死的战友已经离去了大半，周总理每当想到这点，心情还是会抑制不住地低落。
这个时候，他就会去北海公园走走，他不让人扶着，就慢悠悠地在北海公园的菊花坛前面来回踱步，时常停下来，凝视着不远处碧波荡漾的湖水。
自从患病后，周总理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医院，很少有时间能回一趟西花厅，但他的心中时刻都在记挂着亲人。
他的侄女周秉德回忆道，
“那年5月，伯伯好不容易回西花厅，我去看他，他见面就问我怎么没有把孩子带过来，我说孩子们调皮，怕影响伯伯的身体，伯伯很遗憾，他说都好久没有看孩子们了。”
周总理当时还扳着指头算了起来，他记得周秉德的两个孩子的具体生日。
他说：“沈清是65年出生的，沈桐是68年的，今年两个孩子也到了上学的年纪，要督促他们好好学习。”
周秉德感到遗憾的事情有两件，第一是没能在最后的日子和周总理好好照一张相。
因为按照当时的规矩，周总理这样的重要人物，都是由新华社记者为其拍照，底片也要专门保管。
周秉德虽是周总理的家人，但周总理经常嘱咐她不要搞特殊，一切都按规矩来。
1975年5月份总理回到西花厅那次，周秉德想和周总理单独拍一张照片。
但周总理当时考虑到家里有许多老同志和医护人员，单独照相不太好，就说下次再照。
而谁能知道，再也没有下次了。
周秉德第二件抱憾余生的事情，就是错过了和周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
1975年6月15日，周总理又得空回到西花厅，但当时周秉德却因为家里有客人，没能及时赶过去相见。
当时周秉德还想着不妨事，周总理的身体看起来也有好转，说不定不久就能回到家里住了。
实际上当时周总理的癌症仍然在恶化，身体愈来愈虚弱。
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邓颖超不让家里人知道周总理的真实健康状况，家属日常也不能去医院探望。
周秉德后来才从医生护士的口中得知了周总理当时的身体状况，每每回想到这些，她都悔不当初。
周秉德回忆道：“我后来才明白，伯伯5月份回西花厅的时候叫我去吃饭，送了我几张旧照，还让我督促孩子们学习，这或许就是一种告别。”
“伯伯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很清楚的，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张佐良医生告诉我，伯伯每次上手术台前都会和大家郑重握手。他说每次手术的结果或好或坏，伯伯做好了迎接最坏的结果的准备，因此每一次见到家人，他都无比珍惜。”
进入9月，周总理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已经无法外出散步以及接待外宾了。
9月20日，周总理开始接受第四次大手术，这次手术，尽管医院调来所有的专家。
手术室外，周总理的至亲和战友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这次手术长达五个小时，周总理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力坚持下来，但是周总理的癌细胞已经扩展到全身。
10月24日，周总理又紧急接受了第五次手术，这一次手术以后，他就连站起来走走的力气都没有了。
周总理深知死亡离自己越来越近了，面对死亡，他内心从来没有畏惧、退缩。
但是忧心的是，目前中国的发展环境还未完全安稳，国际环境也变幻莫测，中国还需要总理，总理也舍不得离开祖国和人民。
病痛的折磨让周总理无法像以前那样全身心投入工作，他每日让工作人员读文件报纸给他听，得知一些棘手的情况而无能为力，他只能自顾自叹息。
这一年10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十周年纪念日。
为了纪念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排演了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其中有一首歌叫《过雪山草地》，这是周总理十分爱听的歌曲，他反反复复听过许多遍，还想找主唱人员教他唱。
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
长征岁月是总理一生难忘的记忆，无数红军战士不畏艰难、挑战严寒雪山、前仆后继，才得以保全革命火种，长征精神也是总理顽强抗争的动力来源。
所以，当躺在病床上的总理得知要排演长征组歌时，表示很想去看。
于是邓颖超也把主唱请来总理的病房，让他们再给总理唱一遍这些歌曲。
总理听着熟悉的旋律，眼中盈满了泪水，而一旁的邓颖超，细心地帮他拭去泪水，轻轻拍他的背，安慰他。
作为一对陪伴多年的革命伉俪，邓颖超和周总理携手走过了多少风风雨雨。
但此刻，看着虚弱垂危的总理，邓颖超心如刀绞却也无能为力。
邓颖超回忆道：“我们聊天的时候，很默契，都没有谈起那些伤心的诀别的话语，我们讨论得最多的，还是如何为国家做出最后一点奉献。”
“恩来还跟我讨论如何安排身后事，那个语气就像是讨论明天早上吃什么一样，他说千万不要搞特殊化，保留骨灰更是完全没有必要，把骨灰撒在地里作肥料，撒在水里喂鱼，或者人死了也可以捐遗体给医院做解刨，促进医学的进步。”
周总理知道传统的土葬不再适合新社会的发展，他一直在找机会推广新的丧葬形式。
早在1958年，总理就把逝去父母的坟墓平掉，改为深埋，连带着把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平掉改成深埋。
传统土葬会占用大量土地，深埋后这部分土地就可以让出来再利用。
周总理的做法一开始得不到家里长辈的理解，老人的思想毕竟比较传统。
但是邓颖超身体力行地支持他，她也把老家的祖坟改成了深埋。
总理当然也希望以自己的身后事为例，大举推行新的丧葬形式，这是他最后的一点苦心。
从12月中旬开始，总理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他下不了床，甚至也无法进食。
医务人员只能把营养液直接灌入总理的胃部，艰难维持他的生命。
由于抵抗力过低，任何一点的细菌感染都可能让周总理陷入危险。
因此周总理待在特定病房，平常除了医务人员，其他人都只能在病房外隔着玻璃看望他。
一切进入病房的东西都需要经过严格消毒，总理没办法再看报纸和文件了，甚至他一天当中大半时间都只能处于昏迷状态。
而他少有的清醒时间，也要被巨大的痛苦折磨，医务人员给他使用了大量的安定药物，但他还是经常疼得出虚汗、浑身哆嗦。
1976年的1月5日凌晨，总理再次被推进了手术室，接受了一次抢救。
而从手术室推出来后，总理的气息已经十分微弱，医务人员紧急通知了党组织成员过来。
而到了1月7日深夜十一点，一直昏迷的总理却突然苏醒过来，微微睁着双眼，看着精神状态还不错。
但是主治医生吴阶平知道，这其实是周总理于弥留之际的回光返照。
周总理看着守在病房里的吴医生，缓缓说道：“我这里一切都好，暂时不需要人，医院那么多病人，还有其他生病的同志，你们去照顾他们吧。”
说完这句话，周总理就不再言语，默默盯着病房门口，像是在等待什么。
值班医生问周总理：“总理是不是要找邓大姐啊，她刚回去了。”
周总理默默摇摇头，但是直到夜里十二点，他一直睁着眼睛，可能他也想再多看看这个世界吧。
在此之前，邓颖超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日日夜夜守候着病房里，自己的身体也慢慢熬不住了。
因此那天她就听秘书的建议，晚上回到西花厅休息。
而到了8号早上一醒来，就感觉头昏眼花，身体很不适，因此她决定早上先休息休息，下午再去医院。
但谁能想到，这次错过竟然就成为了天人永隔。
邓颖超刚准备躺下休息，医院就打来电话，说周总理的情况危急，邓颖超立马备车赶往医院。
邓颖超赶到医院，推开病房门，她以为周总理是在接受抢救，因此内心祈祷着这次也能度过难关。
但是映入她眼帘的却是平躺在病床上的周总理，他身上那么多根用来维持生命的仪器此刻都被卸了下来。
一旁的呼吸机已经停止运转，心电图也变成了一条平直的直线，医务人员分站在两边，低着头，不说话。
看着邓颖超进来了，人群中响起了低低的抽泣和呜咽。
邓颖超知道她来晚了，知道这一次奇迹没有发生在周总理身上，她脚底一软，倒在病床前哭喊道：“我还是来晚了啊。”
这是1976年的1月8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总理永远闭上了眼睛。
次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发表讣告，沉痛宣告周总理离世。
10日、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一万多人，前往北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
周总理生前千叮呤万嘱咐，身后事宜要一切从简，不能大张旗鼓，因此对于前往告别的人员有数量限制。
许多群众赶去医院，但进不去，只能面对着医院的墙壁默哀悼念。医院外墙一天之内摆满了一圈圈的白色菊花。
11日，周总理的遗体被护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哪怕已经一再低调，但是数百万群众还是早早自发站在街道两侧、送别周总理。
从北到八宝山沿途的十里长街，密密麻麻站满了前来送别周总理的人，在凛冽的寒风中，大家表情肃穆而哀痛。
当载着周总理遗体的灵车经过，人群中响起了断断续续的哭声，抱着孩子的母亲在掩面抹泪、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泪痕满面、拄着拐杖的老翁低着头抽泣。
十里长街笼罩于一片悲伤气氛中，而车内看着这一切的邓颖超，悲痛之余也为周总理感到欣慰。
周总理一生鞠躬尽瘁，将一切献给了国家和人民，他也得到了人民最崇高的爱戴和感怀。
丧葬事宜均按照周总理生前交待的那样，尸体火化，并且不保留骨灰，将骨灰撒入祖国的山川湖海，永远守护着祖国的大好河山。
而撒完周总理的骨灰后，邓颖超要求好好保留那个骨灰盒。
她表示自己去世后，骨灰也装在那个盒子里，之后也是一并撒向祖国的山川湖海，就如同她曾经和周总理约定的那样。
到1988年春天，周总理已经去世了12年，这时已经八十四岁的邓颖超，独自徘徊在西花厅的走廊下。
她看着在春风中摇曳绽放的海棠花，想起原来周总理最爱在海棠花下读报纸。
她感叹道：“你已经离去了，可是每年春风吹过，海棠花照例开放之时，常有爱花的人来看花，大家一边看着花，仿佛就看见了你，仿佛你还留在我们身边。”
“你终将身归何处呢？我想或许是随着温暖的春风，又踏过严寒的霜雪，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飘入了长江黄河，之后，又进入那广袤无垠的大海。”
1992年7月11日，西花厅再一次送别了它的女主人。曾经的革命伴侣，又再度重逢于江河湖海。
如今，敬爱的周总理已经离世46载。可他的音容笑貌，时时刻刻留存在国人心中。
殊勋盖世间，无法磨灭；英名满天下，有口皆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