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16年，在南开大学读书期间，周恩来在一篇名为《试各述寒假中之事况》的作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短短数百字，字里行间盛满了周恩来对父亲的思想，写出了自己青年时期恋家思父的真情实感。 在周总理的一生中，父亲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除了养育他长大外，在周总理踏上革命道路，探索中国未来道路的过程中，父亲的存在也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父亲冒险帮周恩来传递消息，父子之情令人感动周恩来虽出生在江苏淮安，但其祖籍是浙江绍兴。在绍兴，曾流传着“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周恩来也曾说“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曾做过师爷。这个家族传统，在周恩来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师爷的族人只有一些房产，一般不会从事商业，也不购置田产，他们十分重视名节和对后代的培养：
忠诚清廉、宽容明智、深谙处世之道，这些都是周氏家族祖传的人文基因对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产生的人格上的影响。 此外，母亲万冬儿善良、干练又刚烈的性格也深深地影响了周恩来。每逢族中举行祭祖仪式时，万冬儿总是耐心地向周恩来和弟弟们介绍祖先的事迹，并勉励他们要光宗耀祖，不辱家门。 1907年，年仅30岁的万冬儿因病逝世，这一年，周恩来9岁。不幸的是，第二年，周恩来的嗣母陈氏也去世了。一年内，两位母亲接连去世，给周恩来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打击。此后，他在各位叔伯亲属、娘舅家一些亲人的帮助下逐渐长大。 可以说，除了走上中国革命之路的亲身实践外，家族传统的教育和人文基因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在本人的内因作用下，周恩来逐渐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人和政治家、军事家。 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周恩来毅然投身于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对此，周劭纲并没有阻拦。从心底里说，他是支持儿子的，也支持他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客观来说，周劭纲本人也是个很有主见的人，他时刻关心着时事发展，也通过报刊等方式了解共产党及共产党领导的活动。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在全国的活动形势急转直下，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忍杀害，每一位共产党员每天生活在被逮捕和被枪杀的白色恐怖下。 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重要核心成员，更是成为蒋介石重金悬赏逮捕的对象。在形势严峻的当时，周劭纲一直在上海陪着儿子周恩来，并帮他做一些秘密联络通讯的工作，一直到5月下旬，周恩来离开上海赶赴武汉时，他才停止通讯工作。 1931年初，共产党内出现多名叛徒，对党的安全和工作造成严重威胁，周恩来多次临危受命，采取果断措施，将党的损失减少到最小。在这一时期，周劭纲住在位于上海四川北路永安里44号的二嫂家里，他守在上海，将这里作为联络处，继续帮助儿子恩来进行秘密通讯的工作。虽然他觉得自己干不了什么大事，但是，只要能够帮到儿子，只要能做一些，只要能够尽自己所能掩护儿子，他心里便宽慰了不少。 1938年，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在武汉工作，兵荒马乱的生活渐渐稳定了下来，1月，他给父亲写去了一封信，请他来武汉和自己一起生活。 父亲抵达武汉的当天，周恩来出席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饭桌上，周恩来眼含热泪，痛心疾首地说道：“大家好，今天我要失陪了，因为我的老父亲今晚十点便会抵达汉口。暴敌让我们蒙受了损失，遭遇了不幸。暴敌也让我的老父亲被迫南下。生离死别，全因暴敌侵略，但生离死别更加深了我们国人的团结……” 周恩来一番情真意切的话，令在场所有人都感动于他的真挚的父子之情，话音刚落，会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1940年秋，周劭纲转移至重庆，此后，他便一直待在重庆红岩村。由于年事已高，他又不愿歇息，便做一些看门、扫院子的小活，跟身边的工作人员相处得十分和睦。  意外得知父亲去世真相，周恩来悲痛欲绝1942年7月，周劭纲突发疾病，病倒在红岩村办事处，十天后，一直高烧不退的他再也没有醒来。周劭纲去世时，周恩来也正在医院疗养身体，他于两天前刚刚接受了手术。 工作人员知道周恩来重感情，很孝顺，跟父亲的关系一向十分亲密。担心他受刺激，也为了让他安心养病，大家商量后，决定暂时先瞒下这个消息。 尚未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的周恩来，在给邓颖超的信中，专门提到了父亲的病症和疗养之法：
虽然与父亲聚少离多，但周恩来仍然时时刻刻关心着父亲的身体，更是事无巨细，从主治办法到每日吃食，周恩来总是面面俱到又无微不至。 一天上午，他再次给邓颖超写信，信中写道：
写信时，摆放在病房里的花瓶突然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唯物主义的忠实追随者周恩来更是积极地想：“我病已去人去也，花枯瓶碎好回家。” 然而，当天下午，《新华日报》的一个报童在给他送报纸的时候，由于年纪尚幼不懂事，不小心说漏了嘴。周恩来听到父亲已经去世三天的真相后，原本病中的他脸色更显苍白，身体虚弱得当即便站不住，蹲了下来。在大家的搀扶下，他才硬撑着身子回到了办事处。  周恩来痛哭不止，更是罕见向邓颖超发火：“别人不了解我就算了，你还不了解吗。出了这么大的事，你怎么能瞒着我呢？” 邓颖超心里也很难受，她一边流着泪，一边向丈夫道歉。后来，董必武得知后，急忙出面为邓颖超澄清：“这是组织决定的，也是出于你的身体考虑。” 听到解释后，周恩来也理解了大家和组织的良苦用心，他怀着丧父的悲痛心情，给远在延安的毛主席发去了一封电报：
毛主席立即回电：
7月14日，周劭纲去世四天后，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在重庆红岩村举办了一个简朴的悼念仪式，毛主席致电哀悼，蒋介石等国民党许多政要或致函或到重庆吊祭。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周劭纲生前曾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中共重庆市委将他的棺木移到了重庆革命烈士公墓。周恩来知道后，又恳求当地迁回。 1964年，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奉周总理之命，到重庆将父亲周劭纲之墓迁出了重庆革命烈士公墓，并安葬在了附近的一座无名小山的半山腰上。 周总理生前，几乎很少与人谈论自己的父亲，在侄子侄女的印象里，周总理只有两次提起过父亲周劭纲。1964年8月，或许是为父亲办理迁墓事宜所感，他在与亲戚的聊天中，提到了父亲，说：“我对父亲是同情的。” 1974年，周总理因病即将入院治疗时，侄子周秉钧出差来北京，专程到西花厅看望他，闲谈中，提起对父亲的印象，周总理对侄子说：
 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在整理总理的遗物时，发现了在他随身携带的一个很旧的小黑皮夹子里，有一张看起来很有年头的照片，这让邓颖超瞬间便红了眼。 5月24日，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到了西花厅去看望七妈邓颖超。自周总理去世后，整个西花厅都显得十分孤寂。闲暇时间，邓颖超总会想起与周恩来的点滴往事，为了安慰七妈，周秉德只要有时间便会去西花厅，陪七妈聊天。 这一天，周秉德进屋后，看到邓颖超手里攥着一个旧的黑皮夹子。看到侄女来了后，邓颖超小心翼翼地将皮夹子放在桌上，伸出双手拉着周秉德坐了下来。 邓颖超又盯着那个黑皮夹子看了许久，长叹一声，将它拿了起来，对侄女说道：“秉德，这个是我整理出来的你伯伯的一件遗物。以前作战的时候，拿着公文包上街目标太大，你伯伯便将党的重要文件还有信放在这个小黑夹子里。由于当时工作环境危险，为了保护党的文件，你伯伯便一直贴身放在上衣口袋里。和平时期，你伯伯舍不得扔，便将它放在了保险箱里，里面还有一张你爷爷的照片。如今，我就把它送给你，就当做个纪念了。” 邓颖超说完，便从皮夹里拿出那张泛黄的照片来，周秉德看到照片背后还有总理伯伯亲笔写的“爹爹遗像”四个字。邓颖超知道，周总理将自己一生难以释怀的痛藏进了这个小黑皮夹子里。 在父亲的晚年生活里，周恩来为国家四处奔波劳累，与父亲聚少离多，在忠孝的抉择面前，他毅然扛起了拯救国家命运的伟大历史重任，这也使得他没能给父亲尽孝，成为了他一生的痛。  周恩来亲定十条家规处理家族亲属关系周恩来曾将自己的出身定义为“封建家庭”。他们三兄弟是在族中亲属们的帮助下渐渐长大的。 1909年，在四伯父周贻赓的帮助下，在武汉教书的七弟周劭纲和在老家的侄子周恩来到了东北。在东北期间，周劭纲被安排到铁岭的县衙做起了师爷，周恩来则先后在铁岭和奉天上学。后来，在谈到四伯父周贻赓时，周恩来始终充满了感激之情：“伯父对我真是恩重如山啊。” 这次东北之行，是周恩来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后来，在提起离家前往东北生活和学习的那段时期时，周恩来曾感叹道：
除了四伯父周贻赓外，嗣母陈氏的亲戚龚荫荪更成为了他“政治上的启蒙老师”，龚荫荪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思想进步，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少年时期的周恩来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初步树立了爱国、进步的思想观念。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国家总理，周恩来在对待家族中人从不刻意避嫌，相反，无论是长辈、同辈还是晚辈，他都十分关心大家，尤其是早年曾帮助过他们三兄弟的亲属，甚至是曾冒着生命掩护过自己的亲友们。 但同时，周总理又是十分“避嫌”的，他从不利用自己的职权为亲人们找差事。担任国家总理期间，到西花厅找他的亲属多达100人以上，有时候，他甚至需要请教熟悉家族情况的亲友们，跟他们确定了身份后才能接待。 对于这些请求他帮忙的，周总理总是尽己所能提供帮助，但他从未动用过公权为亲友们安排工作、提供金钱帮助。所有的支出均出自他自己的工资。  对此，他专门跟自己的家族成员做过谈话：
在为国家工作的几十年间，周总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真正做到了言行一致。为此，周恩来还专门定下了十条家规，并要求亲属严格履行：
上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家中唯一的老者八婶母来北京看他，周恩来也特意交代不能派车接送。一次，家中两个晚辈来北京后想要去看戏，但时间紧迫，为了不耽误时间，秘书便派车将他们送了过去。周总理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严厉批评了他们，并以双倍的钱付了车费。周总理严格遵循着不能动用公车的这一决定，尤其是给亲属使用，即便是付费也不允许。  1953年和1958年，周恩来先后提到“平掉祖坟”一事。1964年，他又告诉晚辈：“将来中国的人口会越来越多，人均拥有的土地便会越来越少，绝不能让坟地占用土地，'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掉’。” 为此，周恩来作为总理率先带头，反对家乡修整祖坟，并要求平掉祖坟。 1965年春节前夕，周恩来经过多次亲属工作，取得亲属的同意和谅解后，派侄子周尔萃悄悄回到淮安，在不惊动当地领导的情况下，自费将周家的七座祖坟全部就地深埋，不留坟包，变成耕地供农民耕种。 1977年，周恩来逝世后，根据他生前遗嘱，邓颖超再次派亲友回到绍兴，将周家的两处坟墓就地平掉深埋，变成了菜地，费用由周家的晚辈分担。 除了平掉祖坟变成耕地外，周总理本人和夫人邓颖超都选择不留骨灰，而是将骨灰洒在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周总理的清廉和无私，成为了无数国人的榜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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