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八年（1138），陈俊卿参加会试高中榜眼，初授泉州观察推官。那时秦桧为相，专横跋扈，除一意主和外，专事摧残善类，所有忠臣良将诛锄略尽。陈俊卿因不肯依附秦桧，一直遭受压抑，秩满时被调往南外睦宗院教授，不久又添差通判南剑州，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死后才受高宗重用，召为秘书省较书郎，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后又升为殿中侍御史。陈俊卿任殿中侍御史后，便以弹劾奸佞为己任。他怀忠秉义，维持纪纲，纠察百官，不避强权。他首向高宗进言：“人主以兼听为美，存心必本于至公，人臣以不欺为忠，论事必达于大体。御下之道，恩威并施。抑骄将，作士气，则纪纲正而号令行矣。”陈俊卿弹劾的第一个奸佞是韩仲通，第二个奸佞是刘宝。韩仲通时为江东路安抚使兼知建康府，刘宝为京口统兵。陈俊卿向高宗奏道：“韩仲通本以狱事附秦桧，冤陷了许多无辜，今桧党尽逐，而仲通独全，何以惩恶？刘宝总戎京口，纪律不严，裒敛（搜括财物）特甚，朝廷命他分兵屯戍，他拒命不遣，亦不可不治。”高宗览阅陈俊卿的奏疏后，把韩仲通和刘宝二人治罪，一时朝野对陈俊卿的奏论都感大快人心。汤思退字进之，处州（今浙江丽水）人。因附秦桧，官至权参知政事。秦桧去世以后的半年多内，高宗没有任命过新宰相，旨在结束相权陵忽君权的格局。他先后让沈该、汤思退和万俟卨担任参知政事，他们原来都是秦桧的死党。万俟卨因想自立门户，遭到秦桧的排斥，汤思退在秦桧死前与董德元各收到秦桧千两黄金，董德元以为倘若拒绝，秦桧病愈一定怀疑有二心，就收下了赠金。汤思退则认为，秦桧多疑，他日病愈，必以为是待以必死，于是拒绝了赠金。高宗据此以为万俟卨与汤思退不党秦桧，就召万俟卨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让汤思退知枢密院事。绍兴二十六年（1156）五月，高宗先让沈该与万俟卨并相，次年六月，汤思退取代了万俟卨的相位。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相，也就是高宗要推行没有秦桧的秦桧路线，高宗也曾毫不犹豫地下诏强调：“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绍兴三十年（1160）五月，沈该以贪冒被劾，落职致士，后官观文殿大学士、知明州。汤思退转为左仆射，吏部尚书陈康伯进为右仆射。绍兴三十年（1160）八月，淮东总管许世安上奏朝廷，言金主完颜亮已至汴京，起重兵五十余万，屯驻在宿、泗二州谋划攻宋。陈康伯接报后，面见高宗言道：“陛下应亟筹边备，以防金人败盟。”汤思退在侧，却怫然道：“去年王伦使金，曾还说金国恭顺，和好无他，不知今日有什么败盟消息？臣以为这是沿边将吏为了贪功觊权，才会有此讹言。”绍兴三十年冬十月癸亥，日中无云而雷，天象异常，高宗惊骇，忙召群臣奏论。
针对宰相汤思退秉政无状，巧诈倾邪，有意蒙蔽，侍御史陈俊卿当即劾论道：“宰相上不当天心，下不厌人望，是固当罢，何以他为？”过后，陈俊卿又单独向高宗奏言：“思退文艺有余而器识浅暗，不足以任天下之重。”宋高宗听后，就下诏罢了汤思退的相职，以观文殿大学士奉外祠。然而同朝群臣复议，请求高宗再革去思退的职位。陈俊卿言道：“事贵适中而已，思退非有大罪，只因不堪宰相而罢之。祖宗时免去相位有恩礼未可杀，思退虽不才，但视沈该不有间隔吗？今沈该犹以大学士家居，而思退却顾不得，那么这样执法赏罚就偏矣。”由于陈俊卿的这番中肯意见，大臣们也就不再议论汤思退了。高宗罢了汤思退左相后，由陈康伯转任左相，参政朱倬进任右相，之后高宗又任利州西路都统吴拱知襄阳府，派三千兵马戍边，兵备始渐加强。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孝宗即位。孝宗在做皇子时就主张抗金，因此收复失地成了他即位后首抓的第一件大事。隆兴元年（1163）四月，为了防止主和派的反对，孝宗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浚和诸将下达北伐的诏令。张浚接到北伐的诏令后，星夜赶回建康，调兵八万，号称二十万，一路由李显忠率领取灵壁，一路由邵宏渊指挥攻虹县。后来，由于李显忠与邵宏渊二将不和，导致符离之溃。张浚不得不提出辞呈待罪，陈俊卿也奏请从坐，孝宗不得已诏皆贬秩两等。符离之败对孝宗北伐雄心的打击是沉重的，他也发现恢复大业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开始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六月，孝宗让主和派代表汤思退复出，不到一月，就让他担任右相。陈俊卿再次弹劾汤思退，请孝宗罢免汤思退相职，但没有得到孝宗许可。陈俊卿又极力向孝宗上奏重用张浚，于是在隆兴二年（1164）三月，孝宗重新任命张浚为右相兼枢密使。汤思退为了求和，暗地里让右正言尹穑诬陷张浚大肆挥霍军费，欺上瞒下违抗圣命，孝宗再次动摇，从前线召回张浚，免去他的丞相职位，命他赶去福州。张浚因受排挤出朝，在赶往福州的路上抑郁病死。而汤思退又下令解散张浚在两淮筹建的万驽营，停修海船，拆除水陆防御工事，撤退海、泗两州守军，做出割地求和的姿态。由于汤思退暗中调离南宋军队，加上宋军毫无准备，所以金军抢渡淮水，迅速占领了濠州、滁州，长驱直入，再次饮马长江，直接威胁着江南的安全。大小官员对汤思退害国伤民的行为咬牙切齿，大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书责骂汤思退、王之望、尹穑三人叛敌，应立即斩首示众，孝宗一怒之下免去三人官职。汤思退在罢官回乡途中，一路遭受唾骂，心惊胆战而死。杨存中（1102－1166），本名杨沂中，字正甫，绍兴十二年（1142）高宗赐名存中，代州崞县（今山西原平）人。他出身将门，其祖父杨宗闵，曾任永兴军路总管，与唐重一同守卫永兴，金军攻陷城池，迎敌战死；父亲杨震，曾任知麟州建宁寨，在抵御金军时战死。杨存中身材魁梧，力气超人，擅长骑射。宋徽宗宣和末年，山东、河北地区群盗四起，杨存中应募从军击贼，积功至忠翊郎。靖康元年，金兵再围汴京，诸道宋军勤王，杨存中与张浚、田师中从信德府守臣梁扬祖以万兵入援，回来杨存中就成为张浚部将。绍兴二年（1132），升任神武中军统制，开始掌管宿卫亲兵，绍兴六年升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密州观察使。十月，杨存中于藕塘大破刘猊，名震北方，被授保成军节度使、殿前都虞侯，不久又兼领马步帅；七年，为淮南西路制置使；九年，迁殿前副都指挥使；十年，为淮北宣抚副使。绍兴十一年（1141），金将完颜宗弼耻于顺昌之败，又谋南侵。朝廷诏令各地大军集结于淮西以待金兵。杨存中率领殿前司兵三万戍守淮河，同金军在柘皋展开激战，金军以拐子马在两翼掩护前进。杨存中时为宣抚副使，他让万人手持长斧，如城墙而进，各军鼓噪奋击，金军大败，退屯紫金山。绍兴十二年（1142），宋徽宗棺椁下葬永固陵，高宗命杨存中都护。事毕后，杨存中拜少傅，以保傅管军从杨存中开始。绍兴二十年（1150），杨存中被封为恭国公；绍兴二十八年（1158），拜为少师，职位视同枢密使。杨存中在殿中共二十五年，权力恩宠日盛。由于他长期手握兵权，搜括财物，又善于逢迎，交结朝中权臣，升至殿前都指挥使，士卒们都对他十分怨恨，也引起朝中一些大臣的议论。绍兴三十一年春正月既望，京都临安雷雹交加，接下又是雨雪纷飞，凝冻旬日不解。面对灾异，高宗又是下诏求言。陈俊卿便引《春秋》所书雷雪之变，对高宗言道：当时两异相距八日，其变有渐，圣人犹谨慎而书之，矧（何况）今一日并见，其异甚矣！盖雷雹，阳也；雨雪，阴也。雷而复雪，是阳不能制阴，阴桀得作出而为物害也。以类推之，是为夷狄将侵陵我朝，臣下将窃威权之象，所以应之，恐非虚文常礼所能及也。今虏势骎骎，盖已可见，备御之计未知所出，而大将官保傅，总兵戎，，殖货财，事交结，夺民利，坏军政，其力足以奔走死士，其威足以杜塞众口，道途灰目，中外切齿久矣。养之不已，将有指大于股之患。此最不可不深虑！至于开言路、用人望、别能否、正纪纲、信号令、广惠泽，亦所以应天消变之术，而不可缓者，惟陛下并留圣意！接着，陈俊卿又劾奏了杨存中久握兵柄、尤以聚敛交结得幸的罪状，言语益切。其时奏劾杨存中的还有太常寺主簿李浩、敕令所删定官陆游、司封员外郎王十朋等，于是高宗在二月甲寅罢去杨存中殿前都指挥使，进太傅，为醴泉观使，进封同安郡王，赐玉带，塑望时入朝。金帝完颜亮南侵时，杨存中反对和议，并督军防守。乾道二年（1166），杨存中去世，年六十五，追封和王，谥号“武恭”。张去为是内侍张见道的养子，初为韦太后宅提点官，累迁至安德军承宣使，带御器械，又迁内侍省押班。其时张见道为内侍省押班，父子并充景福殿使。张去为逐渐受宠后，请求回授养父一官职，受到高宗的嘉许。其后张见道以保康军承宣使致仕，而张去为给宰相秦桧、御医王继先办事，升为延福宫使，累迁至内侍省都知，并恃恩可在外朝谋议。因为张去为曾是韦太后跟前的红人，后又当上内侍省的都知，成为后宫管家，所以秦桧就暗中勾结张去为，倚靠他刺探宫中消息，从而对高宗的动向意愿了如指掌，达到控制高宗和巩固自己权位的目的。对秦桧擅政专权，高宗是了然于胸的，但为了维持对金和议，他只能和秦桧狼狈为奸，因为绍兴和议中金朝规定不能任意罢免宰相，所以高宗对秦桧尾大不掉之势也无可奈何，只能既加以利用，又疑忌猜防。高宗每次接见秦桧，膝裤里总藏着匕首，以防不测，直至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死后，高宗的隐忍才终于出头，不必在膝裤里藏上匕首。绍兴三十一年（1161）四月，金国使者来宋都临安索要宋的汉淮之地，并突然宣布钦宗死讯。宋廷商议拟待金使北还后治丧，左史黄中对左相陈康伯言道：“这是国家大故，臣子至痛，奈何尚可失礼？”陈康伯即日奏请高宗为钦宗治丧，高宗照准，于是宫廷内外，相率举哀，一连数日，把金使要索条件搁置不提，金使迫不及待，转问宰臣。陈康伯道：“天子居丧，尚有何心议及此事？贵国如仍顾旧约，幸勿败盟，否则且俟缓议。”金使再欲争论，康伯不与一言，累得金使没趣，悻悻自去。眼看金主完颜亮将率兵南下侵宋，陈康伯急奏高宗应对。高宗这才下诏，召同安郡王杨存中、三衙帅赵密同至都堂共议军事，又令侍臣台谏一并集议。杨存中接入道：“强虏败盟，曲在彼，不在我，自应主战为是。”陈康伯见赵、朱二人作壁上观，便对存中言道：“现在国势虽弱，并非不足一战，但须君臣上下一德一心，方可制胜，我且入朝申请，待皇上意见坚定，然后再议，你看何如？”陈康伯一连等待了好几天，没有高宗下达出兵的诏令。他再仔细探听，才知道原来是内侍省都知张去为在暗阻高宗用兵，并且还劝高宗巡幸闽、蜀，于是他缮写奏牍，极言“金敌败盟，天人共愤，事已有进无退，请圣意坚决，速调三衙禁旅，出扼襄汉，观衅后动，勿再迁延。“殿中侍御史陈俊卿当即上疏，言张去为窃弄威权，亏损圣德，今复沮挠成算，请按军法斩之，以作士气。宋高宗览奏，愕然曰：“卿可谓仁者之勇矣！”第二天便授陈俊卿为兵部侍郎，过后数月，高宗终于听从陈俊卿举荐，复张浚原官，召判建康，又下诏陈俊卿整顿浙江西路的水军，李宝因而才有胶西大捷。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宋高宗内禅，六月孝宗即位。孝宗即位后，追册故妃郭氏为皇后，续立贤妃夏氏为皇后。郭氏生有四子，长子赵愭、次子赵恺、三子赵惇、四子赵恪（夭折）。夏氏是袁州宜春人，生时有异光穿室，及长大，姿貌秀丽，其父因将该女纳入宫中，得为吴太后合中侍御。太后因郭妃去世，特以夏氏赐孝宗，不久受册为正宫。陈俊卿因符离之败累章请罪，被授宝文阁待制知泉州，他复以自请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等到汤思退贬死，孝宗乃思俊卿所言，而太学生数百人伏跪在宫门外拜疏请召回陈俊卿，孝宗遂下诏复命陈俊卿知泉州，陈俊卿未到泉州，孝宗又召他赴阙。乾道元年（1165）正月，陈俊卿进宫入对，孝宗抚劳再三。陈俊卿便引欧阳修、司马光之言，极论朋党之弊，并指出近年来对宰相的罢黜及所用之人，不问贤否，一切屏弃，这种朋党风行，非国家之福，希望今后诏用大臣，一定要以大公至正为心，恩仇并用，兼忘物我，唯才是用。接着他又讲到择将、驻军、屯田等事，并劝孝宗要察群情、去恶者、审真伪、辨忠邪，要从谏任贤，以格天心，以作士气，这样就可让外敌畏威，不敢侵侮。孝宗听了陈俊卿一番话语，很受启迪，于是授俊卿为吏部侍郎，不久又兼侍读，同修国史。陈俊卿任吏部侍郎后，向孝宗进言：“人才者，国家之命脉也。而论人才者，又当以气节为主。祖宗盛时，作成涵养，名公巨人杰立角出，争以气节相高。顷自蔡京、秦桧用事以来，摧丧既略尽矣。气节之士虽有小过，犹当容之；佞邪之人虽甚有才，犹当察之。庶己有以作新人才，兴起颓弊。”因此，孝宗当时很看重俊卿，准备重用他。乾道元年（1165）四月，赵惇率先得子，两个月后，赵愭才生下儿子。赵惇为皇嫡长孙的名分暗中较上了劲，孝宗这才不得不立长子赵愭为皇太子，赵愭妻钱氏自然成了太子妃。这钱氏是参政钱端礼的女儿，钱端礼就倚着贵戚，早已觊觎相位，凡是馆阁之士上疏斥责他的，均被端礼所逐去。刑部侍郎王弗暗附端礼，建为“国是”之说以助他声势。陈俊卿见钱端礼很快将入相，便晋见孝宗言道：“本朝故事，从未闻帝戚为宰相者，愿陛下谨守家法！”孝宗听了，认为俊卿说得很对。钱端礼听到陈俊卿对孝宗所言这回事，暗中派自己门下人对俊卿说，已闻两宫都许端礼为相，如果为相，一定会招引俊卿共同执政。俊卿听了不答话，回到家里整天闷闷不乐。他对家里亲人说：“端礼为何要对我说这些话呢？”翌日，陈俊卿去面见孝宗 ，进呈讲读《宝训》，正好涉及外戚的训词，于是进言道：“本朝的家法，外戚不干预朝政，最有深意，陛下应当严谨遵守，不要让天下后世有以议圣德者。”钱端礼的属下很快把这件事报告给端礼，端礼因此忌恨俊卿，在孝宗面前搬弄是非，讥讽俊卿。这年七月，孝宗只好让陈俊卿以宝文阁直学士出任漳州知府，又改知建宁府（治所在今南京）。中书舍人阎安中封还词头，力请留下俊卿，可诏命复下，安中无法力争，竟然也得罪离职，但最终钱端礼也没有当成宰相，被罢为资政殿大学士，兼提举万寿观使。端礼没法，只好怏怏受命。乾道三年（1167），陈俊卿徙帅江东，孝宗称赞陈俊卿鲠直亮正，召他赴阙。陈俊卿入宫面见孝宗，孝宗对俊卿言道：“卿前离都，盖有不亲信卿者，卿今日无一语自辩，朕更加服卿厚德也！”于是授陈俊卿为吏部尚书。陈俊卿弹劾的第七个奸佞是曾觌、第八个奸佞是龙大渊。出于扶植心腹控制朝政的需要，孝宗自即位起就重用潜邸旧臣曾觌和龙大渊，与他们形迹亲密，称字而不呼名，罢宰相、换大将，都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孝宗的初衷是以心腹爪牙来防止权臣专政，却不料造成了朝政的另一种混乱。佞臣势力在孝宗朝抬头，在两宋历史上颇引人注目。曾觌（1109－1180），字纯甫，汴(今河南开封)人，受父福荫补官。绍兴三十年（1160），以寄班祗候与龙大渊同为建王内知客。孝宗受禅，龙大渊自左武大夫除枢密副都承旨，而曾觌自武翼郎除带御器械，干办皇城司。谏议大夫刘度入对，向孝宗首言曾觌、龙大渊二人是潜邸旧人，待他们不可无节度，又进故事，论京房、石显事。然而孝宗却授大渊知阁门事，曾觌也权知阁门事。刘度就对孝宗言道：“臣欲退之，而陛下却为他俩进之，我何有面目再为谏官，乞赐贬黜。”中书舍人张震缴回孝宗对曾觌、龙大渊的任命，结果被出知绍兴府；殿中侍御史胡沂亦奏论曾、龙二人权钱交易，很快被免为舍金安节；给事中周必大对曾、龙二人迁知阁门事不书黄，并向孝宗奏曰：“陛下对于政府侍从，欲罢则罢，欲贬则贬，独对这二人委曲迁就，恐怕会遭议论纷纷未止。”第二天宣孝宗手诏，谓：“给舍为人鼓扇，太上（高宗）时小事，安敢尔！”周必大入谢曰：“看来是臣没有以事太上者来事陛下。”便退下待罪，孝宗曰：“朕知卿举职，但欲破朋党，明纪纲耳。”过了旬日，孝宗仍申前命，周必大遂请祠（祠禄官：不理政事，而予俸禄）离去。其时张焘刚拜参政，也想把曾觌、龙大渊二人罢去，极力劝说孝宗，但孝宗不采纳。张焘便辞职，于是孝宗授以内祠兼侍读。刘度也被罢去谏议大夫一职，权工部侍郎，而曾觌、龙大渊二人仍知阁门事。没过多久，孝宗又任龙大渊为宜州观察使，知阁门上事，曾觌为文州刺史、权知阁门，二人皆兼皇城司。仅仅数月间，孝宗的授命四变。刘度被出知建宁府，不久又被放罢。朝中群臣凡是有奏言曾、龙二人的，都因得罪被罢离去。侍御史周操连上十五章，被压下不报。自此曾觌与龙大渊声势气焰嚣张，士大夫中的寡耻者纷纷趋附。孝宗曾命龙大渊去抚慰两淮将士，侍御史王十朋就奏言龙大渊衔命抚师，并非经过朝廷论选，有藐视国体之嫌。隆兴元年（1163）十二月，两浙、江东大水，孝宗下诏侍从、台谏指陈阙政。时任著作郎的刘夙上封事曰：“陛下与曾觌、龙大渊辈觞咏唱酬，字而不名，罢宰相、易大将，待他们所言而后决断，望陛下严法守，裁侥幸，应当从宫掖近侍开始。”时任监察御史的龚茂良上疏曰：“水是极阴的，而占卜的为宠爱女性，为宠信奸佞，为小人专制。崇宁、大观、政和以来，小人的势力增长，朝内奸邪窃踞弄权，朝外布满奸诈的人，于是京城发生大水，以至于金人冒犯宋廷，现在任免一个人，施行一件事，命令从皇宫中传出来，人心哗然，指的就是这些人。臣希望先去这心腹之疾，然后政事阙失就可依次而言了。”龚茂良在疏中所言的小人即是当时在朝中掌权的内侍梁珂、曾觌、龙大渊等人。孝宗便谕示茂良：“曾觌、龙大渊二人都是以前郡王府的老臣，不能与其他的近臣来比，而且他们都有文才，敢于进谏论争，杜门不出，未曾干预宫廷外面的事。”第二天，龚茂良再次上疏言道：“唐德宗不知卢杞之奸邪，这也是卢杞之所以成为奸邪。龙大渊、曾觌的所作所为，就是走路的人都能说出，为何陛下不能觉察呢？”龚茂良的疏入后不报，他只好待罪，被降为太常少卿。茂良五次推辞不接受任命，孝宗只好授以直秘阁，出知建宁府（今福建建瓯）。乾道二年（1166）十二月，吏部尚书陈俊卿奉诏命陪同金国使者，并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而龙大渊也被孝宗任为陈俊卿陪同金使的副手。对龙大渊这样窃取皇威的人，陈俊卿嗤之以鼻。除了公事见面外，他决不与龙大渊交谈一句话，连大渊拜见他也谢绝不接待。一天，中书舍人洪迈来见陈俊卿，对陈俊卿言道：“听人家说，郑闻将授右史，迈将迁西掖，你信吗？”第二天，陈俊卿到了漏舍，对诸公言道：“外面议论很久，说曾觌、龙大渊两人常泄漏省中的话，但没有得到真凭实据，所以以前的言官虽多次奏劾，都不能奏效，今幸得此，不可不向上奏闻。”当天早朝入奏事毕，陈俊卿单独向孝宗进言，把洪迈告诉他的话拿来质问孝宗，他言道：“臣不知平日这些授任之事，曾觌与龙大渊两人真的听到吗？抑或是他们秘密伺察圣意而传播在外，这是窃弄陛下威福之权。”孝宗曰：“朕何尝谋议到这班人，必定是窃听得来的，卿言甚忠，当为卿逐之。”陈俊卿再次拜谢退去，他还没有到家门，孝宗就已经传旨，把曾觌与龙大渊调离朝廷。龙大渊被迁为江东总管，曾觌为淮西副总管，一时朝廷内外，人心大快。乾道四年（1168），龙大渊逝世后，曾觌还在福建。孝宗可怜他，想把他召回来，枢密刘珙奏曰：“此人不过是奴隶，厚赐他即可，若把他引为自己近习而待如宾友，使他能听闻政事，这不利于增圣德、整朝纲。”陈俊卿亦向孝宗言道：“自从调出这两人，朝廷内外无不称颂。现在要再召回任用，必定会使天下人大失所望，臣宁愿请陛下先罢免我。”孝宗听了俊卿所言，遂停止对曾觌的诏命。后来曾觌任期将近满了，陈俊卿担心他再进京都，就预先奏请孝宗，让曾觌去任浙东总管。台臣上疏奏论这件事，没有报上去。太学录魏掞之上封事论列，却被以台州教官出京。曾觌到了龙山很久，侦候魏掞之离京了，然后进入京城。适逢虞允文使蜀回来，与陈俊卿一同向孝宗面奏曾觌不可留京。孝宗曰：“是啊，留则累朕。”于是最终任命曾觌为浙东副总管。没过多久，孝宗又以墨诏进曾觌为观察使一官。诏命被中书舍人缴还，言没有因事授拜，必有议论。孝宗不听，陈俊卿对孝宗曰：“不听，亦须有名。”适逢汪大猷被任为贺金正旦使，于是孝宗就让曾觌去当汪的副手。待到他们回来，又给曾觌迁一秩，而竟是重返浙东的任命，曾觌因此怏怏而去。乾道六年（1170）夏，陈俊卿罢政，十月，曾觌以京祠召回。乾道七年，孝宗立赵惇为皇太子，曾觌以伴读功劳升为承宣使。乾道八年，姚宪为贺金国尊号使，曾觌为副手，归来后被授为武泰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淳熙元年（1174），曾觌授开府仪同三司，淳熙四年，曾觌欲以文官资格给他的孙子俸禄，孝宗派中使至省中，出具使相奏补法，当时龚茂良以参政行丞相事，对文武官员各随本行恩荫补官的法则很有抵触，便将此法则上缴去，曾觌因此大怒。龚茂良退朝入堂道间，曾觌指使直省官贾光祖等当道不避，街司叱茂良曰：“参政能几时！”茂良曰：“臣固不足道，所昔的是朝廷大体。”孝宗口谕曾觌去向茂良谢罪，茂良正色曰：“参知政事者，乃是朝廷的参知政事。”曾觌惭愧退去，孝宗又口谕茂良先派人对曾觌降职，而后再施行罚罪。茂良批旨取捕贾光祖一班人，下交临安府鞭挞。孝宗下手诏，责问施行太急，茂良因此待罪乞出，孝宗没有答应。孝宗又忽然赐户部员外郎谢廓然出身，授为侍御史。曾觌因对茂良怀恨在心，就指使谢廓然弹劾龚茂良，茂良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镇江，曾觌又让谢廓然再上章，致使龚茂良贬至英州。曾觌以前做事还不敢太放肆，到这时候，他开始责逐大臣，连谢廓然就可以擅权治罪茂良，跟班的还有韩彦古等人，就这样，曾觌的姻亲，廓然的党派，献谋出策，使孝宗更加怀疑大臣而亲信近习。曾觌起初与龙大渊相好，到龙大渊逝世后，则与王抃、甘昪勾结一起，朝中文武要职多出这三人之口。叶衡自小官做起，十年便至宰相；徐本中也由小使臣至刺史、知阁门事，又换文官资格为右文蓼修撰、枢密都承旨，赐三品服，且很快提为浙西提刑，不久又为集英殿修撰奉内祠，这二人，都是曾觌所提携的。著作郎胡晋臣因转对，极论近习怙权之害，被逐出而知汉州，著作郎郑鉴也因奏论曾觌、王抃被出知台州。淳熙五年（1178）五月，陈俊卿被改判建康、江南东路安抚使兼行宫留守，且诏赴阙奏事。九月，陈俊卿入对垂拱殿，他从容对孝宗言道：“择将当由公选，臣闻诸将多以贿赂交结而得之，如此大坏军政。陛下选用人才，当辨邪正，然又必由朝廷，乃合公论，如闻曾觌、王抃招权纳赂，荐进人才，皆以中批行之，朝外早已议论纷纷。”孝宗曰：“琐细差遣，或勉循之。至于近朕的任命，此辈如何敢预。”俊卿又言：“臣离开京城九年，这回重入修门，看见城内谷贱物平，人情安帖，惟是士大夫风俗大变。”俊卿答道：“向来士大夫奔觌、抃之门，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则公然趋附，十已八九，不复有顾忌矣。如外间喧传某人由某人之荐，某人出某人之门。此曹声势既长，台谏侍从往往多出其门，颐指如意，朝廷亦唯命是听，无敢为陛下言者。天下靡靡，风俗日趋败坏。”孝宗听了俊卿一番言语，终有感悟。他不免想起曾觌用事二十年权震朝野，至于谮逐大臣，贬死岭外的还不少。他对左右身边的人说：“曾觌误我不少。”于是稍稍疏离曾觌。曾觌因忧愁怨恨，疽发于背，淳熙七年（1180）十二月卒。于是凡以前因论觌得罪者皆录赠，胡晋臣起至执政，魏掞之赠直秘阁，龚茂良悉还其职名。南宋同汉、唐、北宋一样，属于封建皇帝集权专制的朝代，但与汉、唐、北宋相比，南宋宦官权势明显削弱。宋高宗即位之初，宦官人数锐减，宋孝宗也下诏：“戒兵将官交纳内侍，公行苞苴，自今有违戾者，必罚无赦。”“苞苴”古指蒲包，以萑苇编束内裹鱼肉，这里为“塞包袱”，指馈赠礼物，引申为贿赂。戚方是镇江军帅，通过贿赂与宫中侍从陈瑶、李宗回交结，故有恃无恐，不但对待士卒残暴，还克扣削减将士粮饷，引起军士嗟怨，朝中言官们论及此事。陈俊卿因此向孝宗奏道：“戚方之所以胆大妄为，剋扣军饷，是因为宫中侍从中有主使他的人，应当一并惩治。”孝宗曰：“朕亦听说戚方贿赂宫中侍从这件事，戚方固然不可饶恕，也应当一并惩治与戚方相勾结的内侍，以警其余。”乾道三年（1167）闰七月，孝宗下诏，罢去戚方的镇江军帅官职，让他在信州居住。同时，孝宗还将侍从陈瑶、李宗回交付大理寺追究贪赃受贿罪状。八月，内侍陈瑶、李宗回因交结戚方受赂，均被除名，陈瑶决杖，黥面发配循州；宗回编管筠州；戚方责授果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没收所盗库金用以犒军。王抃初为国信所大通事，隆兴元年“符离之溃”之后，金人索求海、泗、唐、邓、商、秦地，朝议久而不决。隆兴二年（1164）十一月，金兵犯淮南，孝宗复召陈康伯为尚书左仆射，进钱端礼签书枢密院事，虞允文同签书枢密院事，并命王之望劳师江上。王之望系汤思退爪牙，当然奉着衣钵，专以割地赔银为得计。钱端礼与王之望同谋，奏请派遣国信所大通事王抃至金军议和。王之望还檄令诸将，不得妄进。等到言官劾罢王之望，王抃已得金帅覆书，核准和议，这便是“隆兴和议”，共计三条：三、岁纳银币，照原约各减五万，计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乾道元年（1165）春正月，王抃因使金有劳，进五官。乾道中，王抃积官至阁门事，孝宗很亲信他。金使到临安，议国书礼不合，王抃以宰相虞允文的口吻对金使说：“两朝通好自有常礼，使者为何要妄自生事，已牒知对境。”翌日，金使才递进国书，因此孝宗认为王抃可信任，就遣派荆襄点阅军马。淳熙中，王抃又兼枢密都承旨，他以殿、步二司军多虚籍，建议再各募三千人。因此殿司就乱捕市民来充军，一时号哭声满街道，而军士也乘机掠取民财。对这件事，孝宗只治罪殿前指挥使王友直，而命王抃任殿前司事。淳熙五年（1178），史浩复入为相时，王抃与曾觌、甘昪相结，联作党援，恃恩专恣，其门如市。这些近习招权纳贿，任意黜陟。后来史浩因与王抃有嫌，竟被罢相。著作郎胡晋臣曾论近习怙权，孝宗令枢密使赵雄询问其人，赵雄惮怕王抃等人，乃叫晋臣放弃奏论王抃等人，说他位卑难对付这几个人。胡晋臣后竟被外放补缺，校书郎郑鉴、宗正丞袁枢因转对，数次对孝宗言及王抃等人，孝宗还没有觉察。吏部侍郎赵汝愚也向孝宗上疏言道：“陛下即位之初，宰相叶颙等都担心陛下左右侵权，陛下察数年以来，大臣中是否还有与陛下左右争是非者？没想到这些人的权势已积到如此地步，如今将帅之权尽归王抃矣。”早在乾道三年（1167）闰七月，孝宗罢免镇江军帅戚方之后，欲遣王抃到那里任职，陈俊卿当即劝阻，孝宗才罢抃不遣。淳熙五年（1178）九月，陈俊卿赴阙奏事，在垂拱殿面奏孝宗，言及曾觌、王抃招权纳赂，荐进人才皆以中批行之，如今士大夫公开趋附曾觌、王抃已达十之七八，台谏侍从多出其门，风俗日趋败坏，陈俊卿的这次奏对，给孝宗再敲了一次警钟。淳熙八年（1181），金贺正旦使至临安，又要孝宗起立如旧仪，孝宗窘急入内，王抃擅自允许金使用旧仪接见。翌日，赵汝愚侍殿上，见孝宗不悦数日，便奏论王抃，孝宗就逐出王抃，让他外祠，不再复召。淳熙十一年（1184），王抃以福州观察使卒。洪迈（1123－1202），字景庐，号容斋，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县）人，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洪迈的父亲洪皓曾使金宁死不屈，在金国度过十五年流放生涯。但虎父犬子，绍兴三十二年（1162）春，金世主完颜雍遣使议和，洪迈为接伴使。朝廷欲遣使赴金报聘，洪迈慨然请行，于是以翰林学士充贺金国王登位使。洪迈到了金国燕京，金人要洪迈行陪臣礼，洪迈初执不可，既而金锁使馆，自旦及暮不给饮食，三日乃得见。洪迈竟于下跪乞怜求生，天下传为笑谈。金大都督怀中提议将洪迈扣留，左丞相张浩认为不可，乃遣他还宋。洪迈回到朝廷时，孝宗已登基，殿中侍御史张震弹劾洪迈“使金辱命”，议罢之。洪迈早年依附汤思退，后是王淮的得力党羽，为清议所鄙视。朱熹对他特别痛恨，斥为奸佞。乾道二年，洪迈复知吉州，入对，授起居舍人；乾道三年，迁起居郎，拜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仍参史事。因洪迈在朝列中时有“腾口交斗”，致使从臣梁克家、莫济二人不安，俱求外补。陈俊卿上奏“二人皆贤，其去可惜。”接着又与同列劾奏洪迈“奸险谗佞，不宜在人主左右，罢斥之。”洪迈于乾道六年（1170）改知赣州，淳熙十一年（1184）知婺州，绍熙元年（1190）进焕章阁学士、知绍兴府，后迁敷文阁待制，以端明殿学士致仕。洪迈是南宋学者，有《容斋随笔》、《夷坚志》行于世，其他著述尤多。《宋史·洪迈传》云：“所修《钦宗纪》多本之孙觌，附耿南仲，恶李纲，所纪多失实，故朱熹举王允之论，言佞臣不可使执笔，以为不当取觌所纪云。”乾道四年（1168）间，殿前指挥使王琪奉旨巡视两淮城防后回朝，向朝廷举荐和州（今安徽和县）教授刘甄夫。孝宗同意召见他，陈俊卿与同朝大臣都要求先有自我推介。俊卿道：“王琪荐用军队将官才是他的本职，教官有否才能，与王琪有何干系？”陈俊卿退去后，即召王琪来细问，王琪惶恐，不知如何回答。适逢扬州派人来报，说王琪传旨加固州城，今已完工。陈俊卿就回报孝宗，孝宗则云：“未曾下达这道圣旨。”陈俊卿便道：“若这样，那就是王琪诈传圣旨，这可非小利害也！容臣等熟议后再说。”陈俊卿退至殿庐，派遣一官吏召王琪来追问。王琪见了陈俊卿，急忙叩头认罪，浑身发抖，冷汗直冒。陈俊卿回到家里，急忙起草奏疏：疏曰：王琪妄传圣训，移檄边臣增修城壁，此事系国家大利害、朝廷大纪纲而陛下之大号令也。人主机务至繁，天下情伪百出，岂智力所能一一防闲。所恃纪纲号令赏罚耳！今琪所犯如此，考其案牍及所置对，前后抵牾，奸伪明审，此而可诈则亦何所不可为也哉。臣等不胜大惧，谨按《律文》“诈为制书者绞”，惟陛下奋发英断，早赐处分。陈俊卿弹劾的第十三、十四个奸佞是中书舍人林机与谏官施元之。乾道五年（1169）间，吏部尚书汪应辰举荐李垕应试制科，孝宗下旨召试，然而中书舍人林机却言李垕词业未经省平奏，且单独应试并非旧日的典章制度，故不能应试。陈俊卿便向孝宗奏言，元祐中，谢宗就曾经是独试，林机此番大概是受人指使的。陈俊卿经过调查，终于弄清原来是中书舍人林机与谏官施元之密谋，想要阻止汪应辰的举荐，当即把调查结果向孝宗上报，孝宗认为这二人的做法不实在，所以俊卿就奏论此二人奸诈，不宜在朝。于是孝宗下诏，以二人朋比为奸之罪而罢免。
- END -
 整 理：小 编
投 稿：2211030263@qq.com
转载请注明出处，部分文章及图片、视频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原创版权请告知，恶意抄袭我们将追究法律责任。 做核酸检测，这些防护细节你注意了吗？ 2021-09-21  释迦牟尼佛的一生（01图）过目增福，哪怕看一眼，也能得到无量功德！！是一年中最吉祥的日子！ 2021-06-03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