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八年（1138）六月，陈俊卿中进士后，初授左文林郎、泉州观察推官。他上任后并没有以自己是榜眼出身而趾高气扬，对同僚们设宴聚会，他常常推辞谢绝。有一天，郡中忽然失火，太守汪藻赶去察看，发现自己的下属官员正在一所酒馆花天酒地，陈俊卿的车夫也被借去出行。事后陈俊卿遭到汪太守的责问，陈俊卿连连道歉谢罪。后来汪太守知道了真相，便对陈俊卿说：“那天的事与你无关，不该责问你，你为什么要道歉呢？”陈俊卿回答：“我不能制止同僚的行为，又借车夫给他们使用，怎能是无过失？况且那时你正在大发怒火，我也只能忍耐，不急辩解，而去加重他人罪过。”汪太守听了十分叹服，认为自己胸怀比不上陈俊卿。陈俊卿在泉幕秩满，按例应调馆阁清选之职，却因奸相秦桧觉察他不肯附己，而把他调任南外睦宗院教授，后又调任南剑州（今南平）通判，直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病死，才被宋高宗调进京都任秘书省校书郎。他安份守己，一年多时间里，除公事外，从不上权贵家门攀附。宋高宗后宫嫔妃如云，但儿子只有赵旉一人，生于建炎元年（1127），体弱多病。当时正是金兵南侵，赵旉小小年纪就随着高宗颠沛流离，辗转逃命。建炎二年，苗、刘在临安作乱，要迫使高宗把皇位传给年仅三岁的赵旉。赵旉经过如此种种磨难，身体状况更差了。苗、刘之乱平定后，高宗把建康（江苏南京）作为行都。一天，一个宫女不小心碰掉一个金香炉，发出响声，赵旉受到惊吓，抽搐不止，几天后夭折。一时间，高宗嗣下无人，皇储空虚。朝中大臣劝高宗早日择立太子，以安时局。高宗难免心里焦急，于是命人在太祖后代的伯字辈中选择嗣子继承帝位。经过一番选择，只留下伯琮、伯浩二人。高宗原看好较健硕的伯浩，但还在斟酌之际，一只猫经过，伯琮兀自不动，伯浩却一脚踢去，高宗见此，认为伯浩轻狂难当社稷，于是留下伯琮，遣回伯浩。这年伯琮才六岁，由宫中张婕妤养育。次年二月，伯琮被授为和州防御使，赐名瑗。高宗宠妃吴才人也想养育一子，高宗便在第二年五月又选了宗室的一个五岁幼童赵伯玖，赐名璩。宫中一时有了两位储君，引起朝中大臣的不安。绍兴五年（1135），高宗应大臣赵鼎之请，让赵瑗在资善堂读书。赵瑗天资聪颖，博闻强记，深得高宗喜爱。绍兴十二年（1142），十五岁的赵瑗被高宗封为普安郡王，赵璩也长大成人，被封为恩平郡王。对此两人，该立谁为嗣，高宗犹豫不决。他最终想出一计，以评定两人优劣。他赐给两人美貌宫女各十名，赵瑗的老师史浩看出高宗的用意，便告诉赵瑗千万不能胡来。过了一段时间后，高宗果然将美女召回，经过检查，发现赐给赵璩的十名美女已非处女，而赐给赵瑗的那十名美女仍是完璧。高宗没有将结果告诉别人，但心里已有了计较，决定确立赵瑗为太子。绍兴二十九年（1159），韦太后去世了，高宗又想起立储之事，终于决定立普安郡王赵瑗为太子。他命宰相选择有才能者来作皇储的辅导官，宰相们都争着想安置自己所亲善的人，但高宗都不满意，他要选择“馆职端厚静重者”来担任，于是提名陈俊卿，授他著作佐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不久迁为著作郎。陈俊卿在王府二年，为普安郡王讲读传统经义，用来规劝告诫。他正色特立，言简理精。因为郡王爱好鞠戏（马球），陈俊卿就诵韩愈当年谏张建封书所述击毬之害，婉转劝谏郡王停止鞠戏。郡王会意，敬而纳之。陈俊卿退而喜曰：“王聪明而乐从谏，社稷之福也。”那时在王府，不但有郡王的左右亲吏，还有不少诸府的同僚亲属，陈俊卿也是正色出入，从来没有与他们私自交往攀谈。两年之后，陈俊卿历官礼部司勋员外郎、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他曾与国子监丞朱倬是邻居，朝夕往来，关系不错。等到朱倬当了言事官，俊卿向他祝贺一面，便不复往。朱倬因此很敬仰俊卿，不久朱倬升迁为中司，就想推荐俊卿为御史，他事先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俊卿，但陈俊卿却极力推辞。过后数月，汪彻成为殿中侍御史，也暗中把陈俊卿的名字推荐上去，果然得到高宗批准。诏命下来后，汪彻才对陈俊卿说：“我是怕你又要推辞，所以这事不敢告诉你。”陈俊卿迁任殿中侍御史后，第一次入对时就对宋高宗言道：“人主以兼听为美，而存心必本于至公；人臣以不欺为忠，而论事必达于大体。”他反复推明，引今附古，话语中肯温厚，却内含正直之气，凛然不可侵犯，高宗听了很感惊异。俊卿接着又论曰：“御下之道，唯恩与威不可偏废。今主兵之官率无远虑，惟事骄侈，其志不过聚敛以肥家，其术不过文诘以固宠，其所以侵渔百姓，刻剥军士，陵驾州县，轻侮朝廷者无所不至，而任事者未尝一谁何之，则将不知有威矣。养兵之费，月计百万，而虚籍大半不可稽考。军士疲于私使，困于回易，太率以奉主将之私，而所得衣粮随手克尽，羸瘦单薄，有可怜之色，而主将恬不之恤，则士不知有恩矣。陛下诚有以抑将之骄而警其惰，作士之气而收其心，则纪纲正而号令行。三军之士孰不感戴上恩、而效死以报国者哉！”对陈俊卿这番所论述的“恩威并施”治国之道确是切中时弊，宋高宗听了又是再三称善。绍兴三十一年（1161）三月，气象依然反常，雷声不断，大雪纷飞，阴雨霏霏，壬辰日又发生一次大地震，京都震感强烈。宋高宗不免心头不安，急忙下诏罪己，又召集群臣议政。陈俊卿挺身而出，对高宗奏道：“去年冬无云而雷声大作，今年春季又响雷而下大雪，中间日暗无光，而淫雨不止，前日又有地震之异，变不虚生，实应人事，朝廷当反思，是否贤才有未任用，赏罚有无失当？防御有否修好，而赋敛是否节制？近臣有否挠权，大臣有无担当者？君王左右阿谀奉承者众多，而忠言谠论听不到，那么任何嘉气也不会呼应而来。《传》曰：'听之不聪，厥罚常寒。’所以愿陛下下诏求言，以审察朝政之阙失，而深诏大臣念咎引慝，以答上天的惩戒。”陈俊卿的建言振聋发聩，很使高宗深思，当下他就诏令台谏侍从们上奏对策。陈俊卿又对高宗言道：“这些年来按惯例总是以小廉曲谨、文采醞籍来取人，而对于识量深沈、智略慷慨之士，未有如意者。所以看起来多士盈庭，而大事临头却常有乏才之叹。为此我们应广收博采人才，舍短录长，用之绳墨之外，责以事业之成，勿拘小节，勿课近效，庶其有得以济时用。”在宋金对峙、战事日紧的情况下，陈俊卿以独到的见解和远见的谋略提醒宋高宗，不要偏安一隅，要居安思危，要切实做好防务，要进取不后退。陈俊卿又对朝廷的铺张浪费、人浮于事、过于奢华提出批评，他对高宗言道：“今日当务之急在节省财政费用，特别是冗官妄费成为今日财用的大蠹，例如添差总管，钤辖一郡，而没有更替的，有更历数州而没有停止的。皇亲国戚生辰，朝廷要赐给礼物，尚依照平常旧例，有旨罢去勅局却两年还没有罢去，有旨减用吏员，可三省、密院、御史台却不减，大礼的浮财更是以巨亿计算，其中乐工就有五百人，教习一百天，伙食费便达二万缗，还有修车、添置服饰、器材以及仪仗等库官吏，添给伙食每日五六百的，还不知有几人？自四月初一到礼成，不知要花多少钱。请求令下后节省开支限制亏损，而陛下要以身作则，从宫掖做起，如北宋宝元、庆历、熙宁年间那样，则国家富足，百姓富裕，那么人心不怕不服矣。”接着他又对节省军费开支提出建议，他言道：“诸州的将官兵士，按例提供私役，教阅不能及时，缓急不能倚仗，故今诸州往往有大军屯守，皆截上供给的军费。宜诏有大军屯守处，即令将官士兵与他们共同教阅，无大军屯守处，即令附近的大军分遣教官就地教习，劝以厚赏，禁其私役，到时习熟，所屯大军便可渐渐抽回，以省截留之费。”就在这年（1161），金主完颜亮亲率领六十万大军南下，相继攻占庐州（今安徽合肥）、和州（今安徽和县），且陈兵瓜洲渡口，打算渡江灭宋。但不久金国发生内乱，完颜亮在兵变中被杀，金军撤兵北还，南宋朝廷这才转危为安。金兵南侵失败后，各地军民抗金热情高涨，纷纷要求北伐收复失地。宋高宗在这种情况之下，十分尴尬，难以发号施令，无法再坚持自己议和的主张。此时他已当了三十多年的皇帝，心灰意冷，到了五十五岁便觉得垂垂老矣，希望能够安心地享几年清福，于是便于次年五月正式下诏册立赵瑗为皇太子，并改名昚。六月高宗退位，移居德寿宫，做起了太上皇。自此以后，高宗专心享受，每天宴饮歌咏，听曲看戏，有时泛舟西湖，其乐融融。真如南宋诗人林升《题林安邸》一诗所辛辣讽刺的：太子登基大典时，朝臣按官阶高低鱼贯进入大殿内迎接新皇帝。不一会儿，赵昚穿着龙袍在内侍扶掖下来到御座前，却拱手站在御座旁，迟迟不坐下。内侍扶掖了七八次，才稍稍就坐。宰相率领百官朝贺，皇太子赵昚又从御座上站起来。大臣陈康伯说：“请陛下面南正坐，接受我等臣僚的祝贺，这才不负太上皇的托付。”赵昚悲怆地说：“父皇自己决断，让我登基坐殿，我怎么能在父皇健在时就做皇上，还是让我辞掉吧！”群臣当然不依，又经过一番苦劝，赵昚才答应接受了皇位，正式继承皇帝位，是为宋孝宗。鉴于高宗贪恋繁华，沉湎酒色，苟且偷安，庸碌无为，陈俊卿担心孝宗亦如高宗那样，对金妥协，不思北伐恢复中原，听取主和派之言，偏安一隅，所以在孝宗即位伊始，就上殿入对。他诚恳地对孝宗说：“如今金兵虽然已北撤，但仍然必须严守防备，要加强操练将卒，严戒贪暴，节省浮费，赏罚分明，抑制挠倖等，这些事虽是急事，但不是最根本的事，最为根本的是陛下要清心寡欲，屏远便佞，使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词詖行不接心术，则庶乎用志而见理明，功业可就而邪正可分矣。”孝宗对自己的恩师还是很尊重的，他对陈俊卿说：“爱卿的提醒，朕当铭记在心，希望爱卿能一如既往教诲，帮朕理好朝政。”陈俊卿见孝宗能虚心纳言，便又言道：“为国之要有三：曰用人、曰赏功、曰罚罪。而所以行之者，一曰至公而已。故古人善为国者，贤不以仇而弃，愚不以亲而用，赏不以远而遗，罚不以近而免，盖不敢以一己之私，废天下之公也。若以生杀予夺，人莫予选，而惟好恶喜怒之私是从，则不惟示天下以不广，而其偏党反侧之害于政事，亦且无不至矣。昔太祖皇帝坐在大宁宫，打开重门直看下去，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必见之。这是陛下家学，愿留圣意，以幸天下。”宋孝宗听罢言道：“爱卿所言甚是有理，朕初即位，定当谨慎用人，有功当赏，有罪必罚，做到公私分明，不负天下人之望。”这次入对，陈俊卿感到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觉得新君是有朝气的，不会象太上皇那样忍辱求和，一味寻欢作乐，暮气沉沉，不理朝政。他相信孝宗一定能中兴宋朝，让金国不敢窥视南宋，让中原大片领土得到收复。当时的孝宗确有收复国土、报仇雪耻之志，这年七月，他认为陈俊卿忠义奋发而沉静有谋，就升迁陈俊卿为中书舍人，不久又以本职充任江淮东西路宣抚判官，兼权建康府事。陈俊卿虽然力辞，但孝宗不允。早在孝宗即位的第二个月，抗金名将张浚就被孝宗任命为江淮宣抚使，于是陈俊卿到任后，便与张浚通力合作，大饬边备。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陈俊卿奉诏入朝奏事，与孝宗入对后，孝宗遣中使面赐金带给俊卿，又给从臣笔札，让他条陈时弊。于是陈俊卿条陈十事：一曰定规模，二曰振纪纲，三曰励风俗，四曰明赏罚，五曰重名器，六曰遵祖宗之法，七曰杜邪枉之门，八曰裁任子之恩，九曰限改官之数，十曰蠲无名之赋。在这《十事》中，其七的“杜邪枉之门”中，他写道：“比年以来，左右近习稍有以名闻于外者，士夫奔走趋附，将帅纳赂买官，远近相传，道路以目。愿深察而痛惩之，无使或为圣德之累也。”孝宗又新设都督府，让陈俊卿改任参赞军事，陈俊卿力辞去建康府事一职，孝宗便另任他为礼部侍郎。时任江淮宣抚使的张浚初谋举兵北伐，陈俊卿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不如陈兵威慑，静观其变，等待万全之策而后出兵。张浚听从陈俊卿的建议，此后，由于符离之溃使孝宗对北伐丧失了信心，从而让汤思退恢复了相位。对这位一味主和的汤思退，陈俊卿心中十分不满，他曾经在孝宗面前论述过，请孝宗罢免他，但孝宗没有答应。谏官尹穑也是议和派一员，对主战的张浚恨之入骨。他受汤思退暗中指使，上疏罢免张浚都督使之职，孝宗便下诏，改张浚以宣抚使治扬州。朝廷以浚为不可用，则罢之，而更属贤将可也。若犹欲责其后效，则贬官示罚，亦古法也。今乃使之去都督甚重之权，居扬州必死之地，凡所奏请，台谏又从而阻之，如此则人情观望，无不解体。浚方为贼饵之不暇，尚何后效之图哉？且浚近画两淮备御之计，惟保险清野，可挫贼锋。陛下即许之矣，今议者之言乃如此，虽浚即以家行，有死无避。然浚负天下重望，一有搓跌，人情震骇。臣恐江上之事，将有不可测者。议者但知恶浚而欲杀之，乃不复为宗社计，此陛下所宜自忧也。愿下诏书戒敕中外，相与协济，使浚得以毕力自效，赎其往愆。如度其终不可用，则请先治臣阿党之罪，而后改图，无使浚他日复误使令，而臣亦得不言之罪也。此疏上后，有司并没有报给孝宗览阅，陈俊卿心中焦急，他又向孝宗上疏，此疏较之上疏语词更加恳切。孝宗阅览两疏后，方始感悟，即下诏张浚复开都督府，又召为右相。然而没过几个月，竟被汤思退、尹穑一伙议和派所排挤，遣往视师江淮，遂不复返。隆兴二年十一月，汤思退因急于和议成功，自坏了宋军的边备，遭到言官论罪，于是孝宗下诏，把他谪贬永州，最终他死于谪贬途中。汤思退贬死后，宋孝宗才想起陈俊卿对他说过的忠言。这时在阙下有数百太学生集体下跪，上疏请求起用陈俊卿。孝宗在殿里踱来踱去，最终决定下诏复命陈俊卿知泉州，但陈俊卿还没前往上任，便被召回赴阙入对。乾道元年（1165）正月，陈俊卿赴京都面见孝宗，孝宗对他抚劳再三，并言道：“朕悔当初没有听进爱卿之言，却听信思退之言，以至今日边备损坏，危及社稷。”陈俊卿引欧阳修、司马光之言，极论朋党之弊，他对孝宗言道：“近岁宰相罢黜，则其所用之人，不问贤否一切屏弃，此钩党（结党）之渐，非国家之福也。愿诏大臣，一以大公至正为心，并用恩仇，兼忘物我，唯才是任，毋恤其他。则殖坏群散，而人人得以自效矣。”孝宗言道：“朋党之弊，确非国家之福，真没想到会有许多官员依附思退。”陈俊卿依然惦记两淮屯田一事，对孝宗奏道：“虏骑既退，两淮屯田似不可缓。前此行之而不见效，其失在于任人不久，而责效太速耳。为今之计，莫若择二员大将，使以建康、镇江之军分屯两淮，而就兼一路之师，使择军中裨将，各以所领分屯沿边诸州，而就兼一州之守。境内财赋得自用，以为屋庐耕牧之费，或募新军，或取旧人之不入队者，授田使耕，不尽其利，则人庄趋之，迟以数年而成效可睹矣。”孝宗听后很是赞赏，他对俊卿言道：“两淮屯田不可荒废，责任在人，依爱卿所言，朕当择二大将前往两淮，抓紧时间施行屯田。”陈俊卿此番赴阙面君，最主要的还是要提醒孝宗用人方面要慎重，他劝道：“察群情之所甚欲者行之，所甚恶者去之，捐其所甚爱，谨其所可戒，审真伪，辨忠邪，从谏任贤，以格天心，以作士气，庶几戎狄（外敌）畏威，不敢侵侮。”对用人方面，孝宗自有他的一套标准，他听了陈俊卿的劝戒，自然也是一味称善。这次入对后，孝宗授陈俊卿为吏部侍郎，不久又兼侍读，同修国史。陈俊卿知道宋孝宗一直倾向于主和派，何况太上皇高宗也在背后掣肘，所用之人多为高宗时旧臣，其余的也多为佞邪之人，所以陈俊卿在担任侍读与修国史时，仍不忘与宋孝宗吹吹风，提提神。“本朝之治，惟仁宗为最盛，愿陛下治心修身之道，专以仁宗为法，而立政任人之际，必稽成宪而行，则庆历、嘉祐之治不难致也。”“今日积弊千条万端，朝廷非不知之，而不能革者，盖大臣受任不专，用事不久，不能以一身当众怨，而风俗颓弊，人各有心。上所建有不便于己者，则兴讹造讪，百计倾摇，必罢之而后已。愿诏大臣力任此责，合群议而讨论之，力行坚守，必冀有成，则风俗变而纲纪立矣。”“人才者，国家之命脉也；而论人才者，又当以气节为主。祖宗盛时，作成涵养，名公巨人杰立角出，争以气节相高。顷自蔡京、秦桧用事以来，摧丧溉略尽矣。太上皇更化之初，力捄（救）其弊，而士狃（拘泥）见闻未能尽革。臣愿陛下深以为念。气节之士虽有小过，犹当容之；佞邪之人虽甚有才，犹当察之。庶几有以作新人才，兴起颓弊。”陈俊卿对孝宗的这些忠言无疑是治国的一帖猛药，渐渐地，孝宗很看重陈俊卿，觉得他是治国的栋梁之材，很想起用他担任相职，但又觉得还不到火候。那时，钱端礼依仗皇亲国戚任参政，排挤朝中正士，还觊觎相位，陈俊卿抗疏力抵其非，并要孝宗谨守本朝家法，外戚不得干预朝政，故钱端礼最终没有入相，由此忌恨陈俊卿，陈俊卿不得已求去，以宝文阁直学士知漳州，后又改任建宁府。诏书下达时，中书舍人阎安中封还词头，力请留下陈俊卿，但诏命又下，阎安中无法力争，反而得罪离职。陈俊卿在建宁府期间，治以宽简，节省开支，做到官府无浮财，众人皆佩服他清廉，也无毁谤之词，三年后，请徙帅江东。在陈俊卿不在京阙的日子里，宋孝宗难免不想起陈俊卿，他称赞陈俊卿为人鲠直，有颗忠心，就召他赴阙入对。陈俊卿进京城面君，宋孝宗对陈俊卿言道：“爱卿之前离开京阙，确有言语中伤你，到今日你也没有一语自辩，朕益服爱卿厚德也。”“铨综事有成法，臣固当谨守。臣愚浅之见，或有不及，愿陛下时时警言敕告。盖君臣之分虽严，而情不可以不通。”陈俊卿言道：“唐太宗唯能导人使谏，所以致贞观之治。今陛下导臣使谏，臣敢不奉诏？”宋孝宗又言道：“朕每读太宗事，未尝不慕之。观德宗之忌刻，不乐受言，亦未尝不鄙之也。”宋孝宗又言：“朕学唐太宗纳谏，卿亦该如魏征时时劝谏。”“今日人材衰少，士气不振，若要求全责备，而后用之，那么就遗贤多矣。要当君臣一意，公听并观，略去人之小过失，而取其大节，去己之私意，而循（依从）夫至公，则人材彬彬出为时用矣。”宋孝宗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人材自然不能求全责备，当略人细过。”陈俊卿又言：“为政而不行甚者，必改而更化之，此先儒之格言也。然臣窃以为，一时之弊政可改，而祖宗之成法不可改也。就所当改，亦必计之，审议成熟后方可更改。既已改之，则应当守之不变，而不可屡屡更改。”宋孝宗曰：“祖宗之法自不可改，若为弊政当可更之。”接着，陈俊卿又向孝宗提及，有些州县的官吏急功近利，为了聚敛财富，随意征税加赋，既害商贾，又伤农民，贻患后人，朝廷不察，反谓有才，希望孝宗深戒戢之。自隆兴和议签订之后，南宋进入一个相对较安定的时期。于是宋孝宗又开始迷恋往日的鞠戏（马球），和一些臣子玩得不可开交。他又组织王子公孙们欲去白石游玩打猎，陈俊卿见此状况，觉得作为一个君王，不能贪玩，不顾社稷安危，他立即上疏力谏，劝孝宗摒弃鞠戏，不去游猎。在疏里，他援引汉代桓帝刘志、灵帝刘宏、唐代敬宗李湛、穆宗李桓以及汉代司马相如的名言，对孝宗极力规劝，希引以为戒。宋孝宗阅读了陈俊卿的上疏后，深有反省，他决定召陈俊卿入对。数日后，陈俊卿进殿面见宋孝宗，赐座后，宋孝宗对陈俊卿言道：“前日之奏，备见卿忠心谠言，朕决意重用卿矣！”陈俊卿一再拜谢，曰：“为皇上劝谏，是臣的本职，皇上之前不就曾告诉过臣，要像魏征那样，时时劝谏皇上么？”宋孝宗曰：“朕在藩邸（当普安郡王时府第）时便已知卿为忠臣矣！”这年十二月，陈俊卿受诏为馆北使，即陪伴金国使臣进京的官，于是任命他为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镇江军事统帅戚方克扣削减将士粮饷，引起将士嗟怨，有人把此事告诉陈俊卿，陈俊卿当即上奏孝宗，并对孝宗说：“宫中侍从中有主使戚方的人，应一并惩处。”孝宗曰：“此事朕亦闻之，戚方之罪固不可贷，亦当并治主使戚方者，以警其余。”于是孝宗下诏罢免了戚方，并将侍从官陈瑶、李宗回交付大理寺追究贪脏贿赂之罪。接着孝宗又告诉辅臣，因建康刘塬也曾有贿赂行为，正思虑易之，欲遣王抃到那里检察奸弊，留那里数月再回来，这样新帅到任后才不会循习旧弊。陈俊卿听后奏曰：“今遴选主帅，那么宿弊也应当自行革除。”陈俊卿曰：“如果未得人选，那更应该精择。既已委任，则应信任。今未得人选，而先怀疑，似非朝廷以待将帅之体，何况军中积弊不在乎它，尤其交结之风还未革除，所以会有克扣削减军饷之事。今陛下既然惩罚其过失者，而又并罚其有誉之人，那朝野内外，将莫不震摄，何事于此而后不可以除宿弊乎？且军中财赋，用来激励将士，只要主帅不以自私，那其他的可一切听之。今检查过于严苛细致，动辄拘阻，那么谁又敢出意绳墨之外，为国家出力干大事？况朝廷对待将帅这样，会使有气节者也这样为之，心不服其势，必将又会有奸猾之徒，巧思百出，敝随日滋，又怎能尽力提防呢？今不虑此，而想要独一个单车之使前去检察，政使得人，犹失体而无益，况不得人，则其弊又恐怕不在将帅，而在此人矣。”宋孝宗听了陈俊卿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于是采纳了陈俊卿之言，不派遣王抃前去建康。乾道三年（1167）十一月，孝宗在郊外祭祀天地，忽然天上打雷，孝宗大惊，急忙回宫，发出手书诏令戒勉大臣。因为这次不祥的雷声，宰相叶颙、魏杞被孝宗罢职，陈俊卿也在等待罚罪，但迟迟没有收到手诏。过了几天，他却被孝宗任命为参知政事。陈俊卿去向孝宗辞谢，不被应允，只好接受此职。他对孝宗说：“执政之臣，只有为陛下进贤人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职，至于细粹事务，应归各有司者。这样当天有些事可省去，这样中书之事务就稍微单纯，而臣等就能全力于当务之急。”一日，陈俊卿在审察吏部所注知县有老不任事者，就判令吏部改注。吏部官员说：“按例当奏知皇上。”陈俊卿道：“此事难道还要以劳圣听？明天来取旨，自今起此等事，请勿以闻。”陈俊卿把此事上奏，孝宗立即批下，许可陈俊卿的上奏。当时四明（今浙江宁波）有人进献银矿石，孝宗命守臣前去细询探究，并将要召集治练工人在皇宫中治炼锻铸。陈俊卿获悉此事后就立即上奏孝宗：“陛下留神庶务，克勤小物，至于如此，天下幸甚，但陛下不务帝王之大事，而去忙乎有关部门做的细屑之事，恐怕会被有识之士所窥伺图谋。况且怕那人言语不实，要是开矿凿山愈深，役民愈众，而百姓将受其害，这是不能不考虑的。夫天地之产，其出无穷，若爱惜节省常如今日，则数年之后自当充沛。但愿民安岁稔，国家所少的，岂是这些财物？请直接把治炼一事付之明州，让他们收些富余的以佐国用，这样就不至于扰民矣。”那时，侍从官梁克家、莫济都请求出朝充补官职，陈俊卿向孝宗奏曰：“这二人都是贤良之辈，如果离去了很可惜。原因是近臣中有折腾斗嘴，以致二人心中不快，忧郁而去。”接着又弹劾洪迈为人奸诈阴险、谗言谄媚，不适宜在皇上身边，于是孝宗把洪迈罢职。这年七月，宰相蒋芾因丁忧离去，陈俊卿独持政柄，不久兼知枢密院事。于是他不时劝孝宗要亲忠直，纳谏诤，抑侥幸，肃纪纲，讲明军政，宽恤民力，用人时要录才任使，不必要求全面。有时候，统兵的将官不来见执政者，无法识别他们能否胜任，陈俊卿就每日召唤三数人，与他们从容面谈，观察他们的才智，暗记下来，以备选用。陈俊卿心中装着百姓，因福建、江西等地受灾，粮食减产，陈俊卿就上书朝廷，提议减免福建钞盐的额度，废除江西的和籴、广西的折米盐钱，减免各道以前拖欠的钱粮丝帛数以万计。在当时，孝宗对陈俊卿总是言听计从，于是政务稍微归回中书省了。同知枢密院事刘珙入朝对策时，言语过激率直，违背皇上的旨意。退朝后，孝宗手书授刘珙为端明殿学士，给予外地的祠禄官。陈俊卿收藏了孝宗的手书，又对孝宗密奏说：“前天上奏的札子，实际是下臣草拟定稿的，珙与琰略改一两字，即以投进。如认为有罪，则臣应当先罢免；若幸宽之，则刘珙的任命，臣不敢奉诏。”过了一天，他又去见孝宗，重复前天所述，并劝说：“陛下即位以来，容纳谏诤，体恤大臣，都是盛大恩德的事，今天刘珙因为小事得罪，恐怕从此大臣都会阿谀奉承、顺从旨意，以求保住禄位，此非国家之福也。”陈俊卿接着又言道：“刘珙正直有才，略肯任怨，臣所不及，愿且留之。”陈俊卿道：“刘珙无罪离去，当与大藩，给以全进退之礼。”陈俊卿退朝后，弹劾自己，草奏抵突，请求辞职，孝宗手书挽留他，他依然恳请离去。孝宗曰：“卿必欲去，朕当勉从，且在四明或平江一两月再回来。”孝宗答应，俊卿退朝，回家待命，然而翌日，孝宗却派中使来召俊卿入朝奏事。陈俊卿入朝，孝宗迎上去，对他说：“朕昨思之，卿不可去，且谏官陈良祐亦奏留卿，并非朕一人不许可，是大臣们都议不可以，务必请卿勉为朕留。”陈俊卿退朝回家，又一次上疏，宋孝宗亲书批复，其书末云：“卿之忠实，朕素简知。而辞位无名，屡留愈懿，公论所协，宜勿再陈。”陈俊卿接孝宗亲书后就不再请辞，过了几天，孝宗告知朝中大臣，陈俊卿恳避再三，朕最终不答应。乾道四年（1168）十月，孝宗制授陈俊卿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四川宣抚虞允文致力于抗金，陈俊卿向孝宗推荐他“才堪将相”。于是孝宗在乾道五年（1169）正月召虞允文为枢密使，待虞允文从四川回到京城临安后，孝宗却任虞允文为右丞相，陈俊卿则任为左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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