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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食子 村里的一位农户养殖了一头能繁母猪，他常年酗酒成癖，一喝酒醉得就不省人事，连自己吃的饭都懒得煮，家里的猪也跟着他饥一顿饱一顿。工作队每次到他家入户，都要提醒他不要忘记喂猪。母猪怀胎数月，生养了一窝小猪，产后的母猪身体虚弱，需要及时喂食，猪食也要比平日精细营养，才能保证奶水充足。刚出生的小猪也需要细心照管，如果母猪奶水不足，还要煮米汤或者泡奶粉给它们喝。这位农户可能根本没意识到母猪生产这回事，照例每天喝得神志不清。母猪在圈里嗷嗷叫了一夜，在极端的饥饿和烦躁刺激之下，将小猪一一咬死，并吃了其中的两只。几天后，这头母猪也因为产后照顾不周而生病死去。这件事给我的内心造成了巨大震颤，虽然死的是猪，但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件惨绝人寰的事。 赌徒 罗万来村委会找到我，开口向我借一百块钱时，胡子拉碴的脸上，每一条皱纹里都挤满了疲倦，布满血丝的双眼闪烁着兴奋和焦急的光芒——他刚赌了一个通宵。尽管他一再诚恳地表示下午就可以还钱，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拒绝了他的要求。 几年前，聚饮和赌博，是村里男人主要的娱乐方式，特别是春节期间，外出务工的人大多回乡了，兜里有点闲钱，人们酒足饭饱之后，喜欢到牌桌上大肆挥霍。村里人还习惯将每一场红白喜事都演变成一个狂欢的赌场，忙完正事，人们就吆五喝六摆开桌子，搬出麻将纸牌彻夜豪赌。 赌博像一场瘟疫，正在乡间流传，奇怪的是，感染上这瘟疫的人，不但不忌讳，反而会大肆宣扬，仿佛不参与赌博，是一件丢人至极的事情，久之，人们对父子兄弟在赌桌上对赌，甚至反目成仇的事件也渐渐习以为常。男人们见面问候时，不再谈收成和雨水，而是开口问：昨晚赢了多少？ 每一位赌徒都知道赌博是套路，如果不及时抽身，赌到最后，必输无疑。赌博团伙的组织者都是些人精，他们策略详尽，分工严密，赌徒是他们的猎物，一旦被盯住，很少有人能轻易脱身。他们会认真研究猎物的家底、性格，装作不经意接近猎物，想办法带他到赌场。他们放长线钓大鱼，一开始，赌徒有输有赢，甚至赢面居多。钱财得失太快，赌徒的性格和對金钱的概念发生了变化，赢的想赢更多，输的想翻本，久而久之，赌注越来越高，团伙开始收网，榨干赌徒的钱财后，高利贷贩子适时出现。一个赌徒的结局，往往是倾家荡产之后，身负巨额高利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也不在少数。 每一位输掉的赌徒，都相信自己能在以后的某一次赌博中一雪前耻，大赢特赢，所差的只是一点手气而已。身在赌场时，他们也曾暗暗发誓，赢了这一把或者扳回本就戒赌，但没有一个人真的离开赌桌。 在乡村，赌博几乎成了一夜暴富的代名词，激励着人们把种庄稼和务工所得的钱毫不犹豫地押上赌桌。村里流传着一个真假难以验证的故事，一位民间赌神，赌技出神入化，从来没有失手过，他有一句口头禅“小赌发家致富，大赌修身养性”。他用赌博赢得的钱娶了媳妇，盖了新房，建盖新房时，他到县城买钢筋，身上钱没带够，他不慌不忙地让帮忙的人继续把钢筋装车，他转身去了县城里一家麻将室。钢筋刚装好车，他就回来了，包里装着刚赢来的厚厚一沓钱。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故事，流传到现在，主人翁的名字早已失传，但村里人一直确信不疑。“小赌发家致富，大赌修身养性”这句话也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人生信条，尽管它毫无逻辑性，赌徒们也不知道修身养性的具体含义，只是直观地觉得这个词形容的是一场赢得盆满钵溢的豪赌。像每一位登山者都期盼登顶珠峰一样，每一位乡间赌徒都奢望一场豪赌之后，包里装满红艳艳的钱币。可惜的是，这种情形在村子里还没有出现过，更多时候，他们手里抓着牌，心里却在想着找谁才能借到钱继续赌，或者盘算着卖猪鸡粮食，把买化肥的日子尽量往后拖，以筹集赌资。 赌博会引发各种各样的治安案件，一直是公安机关的重点治理对象，遇到没有头绪的偷盗案件，对当地有案底的赌博人员进行排查，一般都能寻到线索。接到举报赌博的线索，警方会到现场抓赌，对赌徒进行罚款或拘留，对开设赌场者则施以重罚。在声势浩大的“扫黑除恶”中，聚赌之风被有效遏制，公开赌博的现象几乎没有了，社会风气为之一清。几个月前，当地电视台报道了一件新闻，几位赌徒技痒难耐，聚集到深山里一间废弃已久的田房赌博，被派出所抓了个正着，人赃俱获。以前，这是算不上新闻的，如今能上新闻，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对赌博的打击力度之大。 如今，赌博已经很少见了，关于赌博的事，大多只存在于人们的叙述中，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罗万曾对我讲过一件十多年前的旧事，村里的一个赌徒，在倾家荡产、弹尽粮绝之后，抛家弃子，净身出户，说服和他对赌的人，允许他把自己当作赌注赌最后一把。结果令人咋舌，他自己把自己给输了出去，输给了一个大他十多岁的外地寡妇，跟着她去了外地生活。罗万谈起这件事，虽然可怜赌徒的老父和幼子，但同时也折服于他的勇气和豪情。在追求一夜暴富无望后，罗万每次输到眼红，都会在心中与那个把自己输出去的赌徒暗暗较劲，甚至隐隐期望自己也能如此痛快而决绝地输一场。 表情 陈信是一位聋哑人，听不到任何声音，也不会说话，是一位残疾人。他吃苦耐劳，干活愿意下苦力，学了一身架模的好手艺，帮人干活时，每天的工价在200元以上，冬季盖房子的人家多，工价可以涨到300元。对于一位农民而言，他的收入水平已经不算低。收成不好的年份，土地少的人家种一季小春，收获的庄稼也就能卖四五百元钱。因为手艺精湛，收入稳定，在适婚年龄，陈信娶了一个健康勤快的媳妇，在乡村，这无疑是一个奇迹。 为规范管理，政府为残疾人士都办理了残疾人证，这是他们领取补助、纳入低保、享受相关优惠政策的重要依据。陈信是聋哑人，残疾程度深，被划为一级残疾。在扶贫系统中，一二级重度残疾被默认为弱劳动力或无劳动力，务工收入不能高，或者不能有务工收入。入户调查时，陈信对自己的务工收入毫不隐讳，每次都如实填告知。录入他的务工收入时，系统总是无法通过审核，我们只能在备注里添加了情况说明。 陈信干活踏实，没有抽烟喝酒的嗜好，但家里的生活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他好赌，而且输多赢少，在他的影响下，儿子也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聚赌违反社会治安法规，派出所收到举报后会到场处理，陈信的儿子因多次参与赌博，曾被公安机关拘留过15天。即便如此，陈信的赌瘾也丝毫没有减弱。 疫情初期，正逢正月，在外务工的人大多都回乡过年了，是一年四季赌风最胜的时期。担心人群聚集有交叉感染的风险，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员每天都走村入户巡查，疏散聚集人群。听到哪户人家有打麻将的声音，我们就敲门而入，劝导他们不要聚集，各回各家。对于赌博，村委会没有查处的权利，只能劝散而已。到陈信村里走村入户，我第一次见到陈信玩牌，我们走进房间时，他和伙伴们正在玩一种“炸金花”的纸牌游戏。其他人见到我们，马上丢下纸牌，起身离开牌桌，陈信背对着门，没有发现我们进来。 由于无法说话，也听不见声音，聋哑人与人交流时，主要靠打手势，脸上的表情比一般人要丰富得多。见到同伴们离开牌桌，他一只手握着自己的牌挥动，另一只手打手势让他们回来，口中咿喔连连，满脸焦急和疑惑。一位同伴用手轻轻指了指我们，陈信转过头，看到我们，脸上的表情混杂了焦急、疑惑、惊慌、羞愧和不知所措……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这样丰富生动的表情，它真切而鲜活，又带着诡异和怪诞，我之前似乎在电影里见过，却又怎么都想不起来哪部电影的名字。 失语者 一天入户走访时，在村里遇到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他问我：“国家给困难群众发钱买肉吃，我什么时候来村委会领钱？” 在乡村生活久了，我已经熟知农民的长相、神情和说话的口吻、语调。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阳光、尘土、风霜已经嵌入他们的身体和脸庞，那是一种洗不掉的生命底色。人的相貌各不相同，但通过他们的外貌和口音，我还是能认出他们和土地紧密相连的命运。这个男人的神色和村民一般无二，他衣着寒酸，满脸落魄，但却说着一口流利顺畅的粤语，腔调和香港电影里的一模一样，他的外观和问题都让我一头雾水。我只能用普通话答复：“村里目前还没有接到这个通知。” 男人回答：“好的，钱到了村上，一定要及时通知我来领。” 回到村委会，和村干部聊起这个事情，他们告诉我那个男人叫陈春。他有看《新闻联播》的习惯，每天下午19点，会雷打不动地坐到电视机前，国家一有什么大政方针，他都会第一时间知道，然后到村里问落实情况。我找来最近的报纸，发现前两天的新闻里确实提到一句，大意是：疫情期间，为保障困难群众的生活，要加强帮扶措施。这条新闻到了陈春这里，不知怎么就变成了国家要给困难人群发钱买肉。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村里人说话，天生带着一种幽默感，当他们严肃地讨论一件事时，这件事往往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当他们拿某件事开玩笑时，常常另有所指，不是在说正事，就是在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描述一件事情时，他们喜欢用一些语义相反的词语，以期达到一种幽默的效果，初到村时，这种表述方式让我如坠云雾。 刚到村里，还没有见过陈春，我就从村干部的描述中对他有了初步印象。在村干部口中，陈春是一个“飞檐走壁的人才，上过十多年大學”。未见其人，先闻其名，一个小村子能出这样的人，让我对他肃然起敬。 一天，陈春来村里办事，他用一口粤语向村里提要求：帮他报销廉租房的水电费。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村里反映情况，要求解决各种困难：宅基地指标、低保名额、临时救助、调解、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提要求的群众大多态度诚恳，在诉说自己的困难时，言辞卑微而恳切，有时说着说着就开始抹眼泪。陈春的要求，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住在廉租房、连水电费都无力承担的陈春，就是村民口中那个“飞檐走壁的人才，上过十多年大学”的人？真是让人惊疑不定。后来与村民交往多了，我才发现当地人喜欢说一些幽默的反话，用当地谚语形容，就是“锄头倒着挖”，“飞檐走壁”的意思是从事违法活动，“人才”的意思是擅长做坏事，“上大学”的意思是“劳动改造”。 在村民心中，陈春是一个传奇人物。少年时期的他脑子活泛，聪明伶俐，下棋时，每走一步，已经谋划好后面五六步。二十多年前，陈春在外省一家小工厂当会计，他塑造了一个木讷沉闷的形象，某天，陈春借着出差，卷走了工厂保险箱里的十多万元存款。对大部分人而言，那年代的十多万，是一笔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巨大数目。工厂向公安机关报了警，警察来调查时才发现，他留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全是假的，警方按照陈春留的家庭地址去实地调查，被告知查无此人。 这件事几乎成了悬案，厂长是个性格一根筋的人，那笔钱是工厂的命脉。钱被卷走后，工厂关门倒闭，厂长离开家乡，满世界找陈春。厂长心细如发，通过回忆之前与陈春交往的细节，他根据陈春的方言大致判断出他的家乡。厂长来到陈春的家乡，以打零工谋生活，平时细心留意本地人的方言，刻意模仿“陈春”两个字的发言。一两年后，他已经能说一口标准的当地方言。 厂长推测陈春有案在身，近几年不会再回家乡，于是在陈春家乡周边的县城流动，一边打工一边寻找陈春。每天收工后，他就到广场、劳务市场、车站等人群聚集的区域找寻陈春的身影。他隐没在茫茫人海里，时不时对着人群用陈春家乡的方言大喊一声：陈春。当听众回过头，他就从他们的表情和反应中搜寻自己在寻找的人。 厂长知道“陈春”是一个假名，他的呼唤指向空无，没有具体的对象，如同把一粒石子扔进一面湖水。寻找陈春已经成了厂长的生活支柱，常年在外奔波，没有时间照管家庭，他的妻子与他离了婚，他也从衣食无忧的生活中撤离，沉到生活底部，变成了一名风餐露宿的流浪汉。生活的苦难没有击倒他，反而激发了他的意志力和斗志，世界上已没有任何事能让他分心。 离开工厂后，陈春改头换面，如同换了一个人，他用尽全力剔除个体生命中的“旧我”，耗尽精力塑造一个“新我”。陈春深知方言容易暴露自己，那几年香港电视剧和电影正火，他突发奇想，照着影视剧中的人物努力学习粤语，并为自己虚构了一个精确到村的新户籍地，办了假身份证。久而久之，他原先的本地口音消失了，每次与别人交谈，对方都以为他来自南部的某个沿海地区。 通过私下打听，陈春知晓了厂长抛家别业，满世界寻找自己的消息，这让他如坠冰窟，每天都生活在惊惧不安中，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被野兽盯住的猎物，更让他绝望的是，他是这头野兽唯一感兴趣的猎物。虽然凭空得了一笔横财，但陈春忙于逃亡，活得如惊弓之鸟，没有享受过金钱带来的快乐。他不敢回家乡，常年在异乡的城镇流动，一有风吹草动就赶往另一个地方。 陈春在现实生活中逃亡，连在梦中也在逃亡，厂长一次次进入他的梦境中抓捕他。一次次从梦中惊醒，陈春染上了说梦话的习惯，他担心在睡梦中暴露自己，每天入睡前，他在枕头边放置一台录音机，录下自己的梦话。白天起床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回放录音，如果录音机中只有鼾声，他就抱着劫后余生的心情，开始新一天的逃亡;如果录音机中传出他带着本地方言的梦话，他就惴惴不安，一整天不敢出门。 陈春还患上了幻听，走在街头时，耳朵里不时会听到别人喊他的名字——陈春流浪多年，使用过好几个名字，有时候连他自己都已经不确信自己到底叫什么。每次听到别人叫他，那声音都如同一个惊雷在脑海里炸开。他停住脚步茫然四顾，有时身边有人，但他们各走各的路，并没有人留意他;有时身边是一片旷野，一个人也没有，但那声音如此真切，不像是来自虚空。 时光不会倒流，事情已经做下，那笔钱也快耗尽了，陈春已经没有回头路。每次出门，他都觉得厂长就在附近，这种感觉真切而强烈。一块巨大的石头始终悬在他的心头，有时走在路上，看到路人的身影似曾相识，惊惧之下，他要么拔腿就往偏僻处跑，一直跑到虚脱才停下来;要么直接瘫软在地，回过神来后惊出一身冷汗，挣扎半天才能爬起来。陈春有预感，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猎物与追捕它的野兽一定会相遇。 那笔钱耗尽后，陈春成了一个流浪汉。一天黄昏，他在街头游走时，听到背后传来一声呼唤：陈春。那声音是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家乡口音，陈春拿不准这是幻觉还是现实，出于习惯，也出于一丝丝好奇，他习惯性地回过头。陈春看到一个流浪汉，衣服肮脏，凌乱油腻的长发黑白相间，一双木然的眼睛牢牢盯着自己。陈春认出了这个流浪汉，他就是那头追踪自己的野兽，那家工厂的厂长。厂长的模样和梦中出现的不一样，但陈春确信自己没有认错人。 当一生都在逃避的危险真正到来时，陈春的内心反而涌起一阵奇异的安宁，他没有逃跑，也没有瘫软在地。他想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语言突然之间成了他的障碍，他的嘴角嗫喏了几下，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厂长也愣住了，不知道该做什么，找寻了十多年的敌人突然出现，他心里反而空落落的。如果陈春开口解释，他就把满腔怒火倾泻在他身上;如果陈春逃走，即使跑到吐血，他也要抓到他。 两个流浪汉在街头沉默了一阵，陈春主动到最近的派出所投案。目送陈春走进入派出所，厂长离开县城，之后下落不明，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陈春被判了八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他回到阔别了二十多年的故乡。父母去世多年，兄长早已另立门户，如今年近花甲，已当了爷爷。兄长对弟弟年轻时的胡作非为十分痛心，对他没有承担赡养父母义务心怀怨恨，不认这个弟弟。家中的老房子早已经不在了，他只有半间厢房，土墙坍塌，房梁朽坏，门窗不见踪影，屋顶的瓦片残缺不全，荒草從院子里一直长到屋内。陈春在二楼清扫出一片可以放一张草席的空地，把铺盖铺开，住了进去。这是一间四面通透的房子，夜里睡觉时，月光透过屋顶照到床上;刮风时，穿堂风毫无阻碍地灌进屋子;下雨时，屋子里四处漏水，陈春在床上方挂一块塑料布，挡住漏下的雨水，照样睡得鼾声震天。 离开家乡二十多年，大部分时间音讯全无，村民已经习惯了陈春的消失，他突然返回村子，像是一片稻田里长出了一株稗草，显眼而突兀。陈春也发现自己无法融入村民中，早年逃亡时，为了隐藏身份，他刻意剔除自己的方言。回到村子后，他想重新回到方言的语境中，但徒劳无果，他只会说一口粤语，显得荒诞而滑稽，他一开口，人们就发笑，久而久之，他不再主动开口说话，性格也越来越沉默。村民用方言喊他的名字，他会情绪失控，恼怒异常，比手画脚与村民理论，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陈春认为，自己之所以坐牢，就是因为厂长用家乡方言喊了他一声，而他出于好奇回应了他，这让他暴露了自己。这事在他内心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 陈春靠在县城周边打零工为生，贫穷的生命是坚韧的，如同一粒野草的种子，只要有一点丁阳光、雨水、泥土，就能在立锥之地上生根发芽。有一天，他在县城帮盖房子的人家砌墙，脚手架离地面有三四米高，一位路过的村民喊了一声他的名字，陈春回过头，茫然地四下观看，身子不由自主地摇摆，扑通一声摔下了脚手架。在这次事故中，陈春的一只手和一只脚骨折，休养了近一年，他的伤才痊愈。自此以后，他不敢再做爬上爬下的建筑活，也没有力气做其他重活，生计愈发艰难。 脱贫攻坚工作开始后，陈春主动要求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他是独人独户生活的“一人户”，按照政策要求，“一人户”无法纳入建档户，只能以其他方式对他进行帮扶：纳入低保、临时救助、民政救济……能否纳入建档立卡户是区别困难群众与一般群众的分界线，如果能纳入，会获得住房、医疗、教育、基本生活等全方位帮扶。村里的一户建档立卡户家中只有母子二人共同生活，女方与陈春年龄相仿，一位村干部曾有意撮合他俩结合，组建新家庭，这样既能解决实际困难，两人还能相互扶持，搭伙过日子。在入户时，村干部用开玩笑的口吻分别咨询两人的意见，话才出口半句，就被婉拒了，女方嫌弃男方漂游浪荡，坐过牢;男方看不惯女方灰头土脸，没见过世面。撮合陈春婚事的事情不了了之，我理解村干部的初衷，危房不能住人，但依照现有的政策，陈春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我们到陈春家里走访，他的房子让人触目惊心，我们清楚，一阵狂风、一夜暴雨就会让它坍塌。上二楼时，踩在那架木制楼梯上，感觉到楼梯在轻微摇晃，我上楼梯到一半，一楼的一位村干部也踏上了楼梯，承载了两个成年人的重量，楼梯摇晃的幅度大了起来，连二楼的木制楼板都在震颤，往下簌簌落灰，我急忙轻声提醒他快退回去——我尽量压低声音，担心声音大了会增加楼梯的承重。村干部愣了一下，刚转过身，他脚下的木质踏板就断裂了，他朝下摔了下去，一楼的人抢上几步扶住他，才没有摔伤。 雨季很快就要到来，陈春的住房问题火烧眉毛，必须解决。这间危房已没有翻修的必要，拆除重建的话，政府补助三万元，但陈春飘荡多年，毫无积蓄，无力承担建房费用的缺口。各级部门反复合议、协调，陈春搬进了县城的廉租房。这个家基本没有什么家具，他把铺盖卷成一团架在肩上，走下楼梯，顺手拎起放置在一楼的一口锅和几只碗，轻飘飘地走出了家门。廉租房空荡荡的，村里给他买了几件必需的家具，又拆了村会议室的窗帘给他装上，屋子才有了一点家的模样。 陈春搬完家一个多月后，当地进入了雨季。一个暴雨之夜，我被雨声吵醒，睡意全无，披衣起床，在孤灯下读《钱注杜诗》。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来电显示是村干部陈叔，时间是凌晨三点多。我有一种不安的预感，每次深夜接到工作电话，基本都是村里发生了突发事件。陈叔的声音焦急不已，混杂着唰唰唰的雨声，语音模糊不清，他重复了两三遍，我才大致听明白：陈春的老房子垮塌了，他白天来过村里，他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挂了电话，我急忙披上雨衣，啟动摩托车，在倾盆大雨中赶去陈春的老屋。 陈叔和几位村民已经守候在雨中，手电筒的光穿过夜幕和密集的雨丝，照在老屋的废墟上。一位村干部已经赶去县城的廉租房，过了一会儿，他打电话说，陈春的房门敲不开，他找物管打开了门，陈春没在房间。我们的心瞬间凉了半截，陈叔又拨通了陈春的电话，雨稍微小了些，废墟中传来一阵微弱的手机铃声。我和陈叔扔掉雨伞，走到废墟边缘，铃声清晰了一些，能听出是王杰的《英雄泪》。漫天大雨冲刷着人间，剧烈的雨声中，这首沧桑的歌让我们心头一阵阵发凉。 四海为家的飘荡生涯，塑造了陈春随遇而安的性格，对他而言，哪里能摆放一卷铺盖，哪里就是他的家。他对村中这所废墟般的房子没有多少感情，搬进城后，他就很少进村，只和我们通过几次电话，内容都是他从新闻中看到国家又出台了帮扶贫困人群的措施，让村里发钱的时候一定要通知他。陈春白天来过村中，手机又在废墟中，我们的第一反应是陈春也在废墟里，生死未卜。 我们对着废墟大声喊陈春的名字，回应我们的，只有无尽的雨声。村支书打电话向镇里的挂钩领导汇报了情况，请他联系消防队和急救车。陈叔又叫来几位村民，大家就着手电筒的光，冒雨清理废墟。破碎的土块、瓦片、房梁和椽子吸饱了雨水，变得沉甸甸的，身上的汗刚流出，就被雨水冲走，全身一阵冷一阵热。忙活了一个多小时，大的杂物清理出来了，没有发现陈春，让我们暂时松了一口气。 我们坐在旁边的房屋下歇息，每个人都是满身泥水，雨越下越小，天渐渐亮了。围观的人多了起来，口耳相传间，消息已经在村子里传开。人群中突然出现一阵哄动，我们朝喧腾处望去，看到陈春出现在围观的人群中，他脸上带着一种惊异、好奇的神色，与其他围观者别无二致。 人群渐渐散去后，陈春告诉我们，前一天，他幼时的一位玩伴在河里捉到一桶小鱼，约他到家里喝酒。陈春到了村子，顺路到老房子看一眼，不小心把手机落在了屋里。陈春在伙伴家吃完饭，正要回城，天空下起了雨，他就在伙伴家的沙发上过了一夜。天亮后，他回老房子拿手机，没想到房子已经塌了。陈叔把废墟里刨出的手机递给陈春，他接过来，用衣襟擦了擦，试着按了一下按键，看到手机还能用，没心没肺地笑了起来。 苦熬 陈顺今年40多岁，与苍老残疾的母亲相依为命。正当壮年的他，本应是家中的顶梁柱，但因长期饮酒，已经基本失去劳动力，生活还得靠母亲照顾。老人家已经80多岁，常年的艰辛劳作，让她的腰深深弯了下去，如同一只虾子，与人交谈时，需要尽力仰起头，对方才能看到她的脸。老人已是风烛残年，上下台阶都十分吃力，一般人到了这个年纪，已经在颐养天年，但她还得为儿子操心。 到陈顺家入户走访时，许多次他都醉得不省人事，躺在凌乱的床上无法动弹。陈顺个子高，体格健壮，不喝酒的时候，他思路清晰，说话也有逻辑，语音清亮，但一喝酒，整个人就变成了一滩烂泥。我们没少苦口婆心劝导他戒酒，清醒时，他每次都信誓旦旦地保证不再喝酒，语气坚定诚挚，一开始听他说戒酒，我被他的态度感染，十分宽慰，村干部却苦笑着对我直摇头。 纳入建档立卡户以前，陈顺家的住房是一座破旧的土木结构房屋，因年久失修，已经成为危房。政府为他家建盖了砖混结构住房，将母子俩纳入低保，为陈顺安排了乡村公益性岗位，加上其他帮扶措施，一家人的基本生计能够得到维持。 陈顺家有一亩多水田和一片山地，水田长期抛荒或者转给别人耕种，山地由于疏于打理，虽然种了果树，但很少挂果。农民与土地的关联，不只是耕种与收获的单向对应，通过实实在在的劳作，一个人能保持饱满的精神状态，树立起生活的信心——这也正是母亲对陈顺的期望，有各项扶持措施兜底，母子俩的生活不成问题，但她希望儿子能成为一个勤于耕作，能直面困境、承担责任的人。为儿子喝酒的事，她偷偷哭过无数次，与我们交流时，常常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睛。 不喝酒时，陈顺是一个心怀善意的人，中秋前的一天，他带着一小袋板栗来到村委会，说是山地里收的，才摘下来，送给我们尝尝鲜，今年刚挂果，果实小，明年会长得大些。我们要付他钱，他着急起来，挣红了脸，连连摆手，放下袋子，急匆匆走出了村委会。我剥开一枚板栗，果实虽然小，但颗粒饱满，甘甜鲜脆，看得出来，陈顺用心挑选过。 有一天到陈顺家入户时，难得他没有喝酒，冬日的阳光照在院子里，母亲剥蚕豆，陈顺劈柴，两人不时交谈几句，气氛融洽而温馨。母亲的目光看向儿子时，一张苍老的脸上，每一条皱纹里都洋溢着幸福和宽慰。在其他人家，这样寻常的场景每天都在发生，而在陈顺家，却显得稀缺而珍贵。这短暂的幸福时光，是老人的人生支柱，支撑着她继续在人世苦熬。 孤独者 生活如同季节，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变化，不同的是，时序变迁有规律，生活的变故却毫无逻辑可言。 陈平一家原本生活平顺，家里种着地，儿子儿媳在大理市务工，小孙女在村里的小学读书，虽然妻子身体有病，但儿子每个月都给家里带钱，负担不重，他家的家境在村里算是小康。儿辈孝顺，每个月都回家看望父母和孩子，母亲六十岁生日时，儿子邀约亲朋友人，在家筹办宴席，为母亲祝寿。儿子不爱喝酒，平日几乎滴酒不沾，那天开心，就喝了两杯，送走客人后，一家人关门休息。第二天，儿子却再没有从睡梦中醒来。 前一天还在为母亲祝寿，第二天就筹办儿子的葬礼，剧烈的变故，让一家人如坠冰窟，又不得不接受现实。儿子是家中的顶梁柱，他去世后，这个家庭支离破碎，母亲把儿子去世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祝寿，整天沉浸在自责悲伤的情绪中，水米难进，之前趋于平稳的病情持续恶化。死者的妻子年龄不算大，考虑到未来的路还长，离开这个家庭另谋出路。幼小的女儿原本性格开朗活泼，爱闹爱笑，父亲去世后，她变得敏感怯懦，笑容也从脸上消失了。陈平内心的悲痛并不比妻子和孙女少，但生活还得继续，只能咬紧牙关硬撑。 儿子生前体恤父母的辛劳，把家里的田地都承包了出去，陈平和妻子每天只需要接送孩子上下学，做做家务，闲暇时就和村里的老人打打牌，日子过得安逸而闲适。儿子去世后，陈平重新开始耪田种地，家中还养了一头母牛。儿子生前所在的公司赔付了一笔钱，他的同事们也凑了一些，他们与两位老人协商，刨除丧葬费后，这笔钱存起来，作为小姑娘的教育基金，由同事们保管，定期为小姑娘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直到她完成学业，不足的部分由同事们补上。儿子去世后，孙女成了两位老人最大的牵挂，考虑到自己和妻子已经年老，儿子的同事们又都是厚道人，陈平和妻子同意了这个建议。孙女年龄小，遭遇了这次家庭变故，提前懂事起来，把时间都投入到学习中，成绩一直是年级前几名，让两位悲伤的老人有了慰藉和希望。 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都处在变化中，扶贫对象有动态管理机制，贫困人口有进有退。家庭遭遇变故后，陈平一家纳入“边缘易致贫户”，申报了返贫致贫保险，申请了困难救助，定期入户走访和心理疏导也纳入了帮扶措施。每次到他家入户，我们刚要说点什么，陈平的妻子就开始流泪不止，口中喃喃自语：如果儿子还活着就好了……我们的到来，勾起了她心中的伤痛。村干部曹姐心肠软，一看到她流泪，自己也红了眼睛。陈平内心的悲痛并不比妻子少，但他是家里的支柱，只得克制情绪，咬紧牙关，为妻子和孙女撑起一片天空。他强忍悲痛，故作平静的表情和眼神，让人不忍直视。在具体的灾痛面前，鼓励和劝导的话显得那么轻飘和不合时宜。每次去陈家走访，我们坐一会儿，拉拉家常就离开了。 只要一闲下来，陈平的心就会被巨大的悲痛填满，只有在劳作中，丧子之痛才能缓和淡忘一些。他每天天一亮就下地打理庄稼，播种、施肥、锄草、收获……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做得很慢很慢。做完田里的农活，他就到山上放牛，一直到日头偏西时才回家，把牛关进圈里，去学校接孙女放学。他不敢让自己停下来，把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 森林防火期，我和村里的林管员进山巡逻，走到一片松林时，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一座坟前，旁边的树上拴着一頭牛，老人背对着我们，身子一起一伏，不时抬起手擦一下眼睛——他正在偷偷哭泣。我走近几步，看清他是陈平，我向林管员轻轻挥挥手，示意不要走近老人。我们轻手轻脚转身离开，身后，春风拂过山岗，松林发出阵阵涛声，盖住了老人的呜咽声。 胡正刚 1986年生，云南姚安人。著有诗集《问自己》、非虚构《丛林里的北回归线》，参加过《诗刊》社第33届“青春诗会”，曾获2015年度扬子江青年诗人奖、第四届华语青年作家奖。2019年4月至2021年5月，在巍山县南山村任驻村扶贫工作队员。 责任编辑 胡兴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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