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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导报》对话 此次“对话”，我们邀请了青年学者董水荣、陈宇、李志宏，就读者关注的“书法家必须要写好古典诗词吗”？这一话题展开对话，也欢迎广大读者参与到我们的对话中来。黄俊俭（主持人）：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华文化史上的艺术瑰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历史源远流长。孔子在《论语》中曾做出“诗言志”“不学诗，无以言”的论断。及至现代，书法界特别强调书法家的国学修养，尤其是古典诗词创作，有些书法展赛甚至要求自作诗词，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会写古典诗词，就不能称之为“书法家”。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书法家必须要写好古典诗词吗？董水荣：强化当代书法家的文化修养，强化国学修养，都是针对当代书法家文化修养薄弱的问题。书法无疑是根植于整个国学土壤中，古典诗词又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与传统文化的精髓。古典诗词就被理所当然地列入书法家必修范围之内。进一步要求在书法展赛中自作诗词，由此认为不会写古典诗词，不能称之为“书法家”。看上去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但透过这一现象，我发现却是相反的结果。诗词是生命的学问，通过诗词来勘探和论证自身生命的路径，表达精神志向，它也遵循学问的一般法则。什么是学问？清代的戴震，把学问分为义理、考证、辞章，并将三者融会贯通起来。清代姚鼐也持这个观点。只有通，才不会偏向于单薄，三者之间内在发生联系，才能走向深厚。戴震认为，学问有本末，“夫以艺为末，以道为本”。打通三者之关系，才能真正得其“文心”。若将诗词纳入到辞章来看，那应该是“文心”的表达，如失去其他方面的支撑，那也是“失心”的表达。也就是说，诗词背后是综合的学问修养，或是独特的人生体验。当代书法家写的那些古典诗词，却成了精神健壮的反证。我们讲究古典格律，却不关注人格的义理与精神的大道。当代的古典诗词与精神无关，鲜有真正有见地的精神义理、心得。没有整体的“文心”修养，精神终究是孱弱、残缺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尊德性”本是首要的议题，诗以言志，强调“德性之知”，才能接续和应用中国自身的学术资源。当下的古典诗词尽管符合古人格律，但也只是一般的“打油诗”，哪有“德行之见”？当代写古典诗词的书法家，没有几位写出了像样的古典诗词，常常因为诗意陈腐，了无意趣，让人一下子洞见生命的索然无味，甚至让人反胃。我们很难在当代的古典诗词里，看到唐朝的郁勃的生命力，以及对世界的想象力。书法家拼命地向外展示那三脚猫的古典功夫，用古典装文雅，我所看到的只是书法家文化自卑的表现。现代模拟古典诗词，因为不在同一文化语境的频道上，为了调适平仄格律，为了寻声觅韵，不得不在外在的“常识”上下苦功夫。黄俊俭：刚才，水荣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代写古典诗词的书法家，没有几位写出了像样的古典诗词，常常因为诗意陈腐，了无意趣，让人一下子洞见生命的索然无味，甚至让人反胃。水荣对当代书法家的古典诗词水平持否定的态度，人们常讲，缺什么吆喝什么，但文化素养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今天喊一嗓子，明天目标就实现了。李志宏：“书法家一定要会创作古典诗词”的论调是一种文化情怀的绑架，书法家首先是一位艺术家，需要具备独特的艺术创作思维，打破常规而又不逾规矩，通过艺术作品表现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微妙关系。我认为，对书法家是否要学习古典诗词，并不能过分苛求，但由于书法家的创作需要借助汉字，因此提高文化修养是十分必要的，沙孟海在《致刘江信札》写道：“作为专业书法家……除技法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文学，或哲学，或是史章传记，或是金石考古……学问是终身之事。”在各种学问之中，与书法家最为密切的是文字学，书法家应该熟悉文字源流和演变，古为今用，才谈得上创作。比如，以甲骨文文字创作书法作品，一味集字造字是行不通的，要知常明变，熟知字的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古今异文，其隔阂莫过于假借，如“国”字以“或”代替，“皮”作波、披、破，“莫”作摩、磨、谟等，又有同形异字的类型，如谛、禘借用“帝”，帝与旁又有同形异字。再如，以小篆书体创作书法作品，不学《说文解字》，就很容易出现生拼硬凑的不良现象，以至整篇错漏百出，贻笑大方。在行草书创作上，也有因为不明文字演变，出现了大量繁简字错用的情况。要想从源头上杜绝这种现象，就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字学知识，否则，创作者就算名声再大，造诣再高，也难免捉襟见肘，为有识者所不屑。书法家未必要精通古典诗词，但必定要有一定的文字学知识，不必要成为古文家，但不能不在文字学上下苦功夫，朱复戡以《说文解字》为依据，指出了王羲之《兰亭集序》的若干错别字，一一进行考证纠正，他在《致弟子侯学书信札》中写道：“王羲之是书法家，非古文家书法家，不通说文，亦可怪也。”东晋的王羲之都有可能写错字和用错字，更何况是当代书法家？我认为，书法家的创作也需要一个过程，从草创到成熟，直至人书俱老，由于不通文字学知识而写错字是可以原谅的，最不能原谅的是夜郎自大，一错再错，以至无可救药。至于粗心大意，胡乱书写的错别字则应该谴责，这已经是创作态度的问题了。黄俊俭：志宏也亮明了自己的观点。志宏认为，书法家未必要精通古典诗词，在此方面，不必对书法家过分苛求。但是，书法家一定要具备文字学知识。我们换个角度想一下，如果书法家被别人要求补这个补那个，书法家就可能变得缩头缩脚，也许书法家会变得更加“完美”，但可能会被废掉艺术创造力。陈 宇：书法为中华文明创造了独特的文化形态，其传承由古及今，从个性化的文本到书文一体的文本，艺文兼备，使其具有纯正经典的东方意蕴，其思想依据儒释道的人生哲学，表情达意、文以载道，历时数千年，期间更是充满着自我思想思辨和相互的理论争辩，呈现真切的生活感受和深刻的价值追寻。所谓“体道艺之合，究圣哲之蕴”，便是陶铸自身性情，提升人文精神，据此，作为书法家身份的文人，如能得益于以古典诗词、楹联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浸润，借笔墨敞开心扉、表达思想、直抒情怀，这是由技——艺——道的必然过程，倘若真能以传承、传播书法艺术、提升人文精神为文化复兴之大任，古典诗词、楹联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同笔墨技巧修为一样，一定都是书家案头的必修课。遗憾的是，当代书法呈现出繁荣背后人文精神的不足制约了书法的可持续发展，无论是创作者、欣赏者还是研究者，对书法的评判标准多停留在笔墨技巧、形式构成的表象中，并由于认识固化、审美趋同、追逐时风、揣摩评委等，以名利追求不断期望入展、获奖，不在意自身修为不够而盲目跟风，没有主见，人云亦云。当这种趋同成为主流，强大到人人都去追逐，并以此作为标准的时候，扭转是何其困难。在名利与快餐文化的冲击侵蚀下，书法人的自我救赎迫在眉睫，书法人文精神的养成，必须抛弃速成的追逐，这不仅是对书法“内美”的重拾，更是时代责任。趋同意味着平坦、平庸。转变意味着艰辛，需要“甘面壁读十年书”的突围与勇气，当代书法审美趋同的大背景下，实则也给了践行者以重建的机遇与挑战。我们都有这样的警醒，曾经走进展厅，满眼皆是“抄”,书法家成了“抄书匠”的代名词。当然，也曾有一些书法家意识到自身素养的不足尝试自作诗词、楹联，也因对于基本方法与规律的片面理解，问题百出，抄也难，不抄也难，从而陷入创作的两难境地，这种畸形的艺术产品为书法发展蒙上难以拂拭的尘霾。书法家对传统人文学养的严重不足带来的创作“贫血症”，是许多当代书法家面临的窘境。书法家流于工匠一途，文人特质扫地，充斥着时代的无奈与悲哀。好在近些年来，无论是中国书协，还是西泠印社，或者地方各部门，通过各种层面的文艺家读书班、书法家国学修养研修班等实实在在的方式，来倡导书法家队伍人文素养的回归，举办各级书法篆刻专业展赛，通过明确提倡自作诗文，并以现场文化考核，用诗词、楹联、题跋、论书等方式来评估书者的学问和修养，无疑在人文精神、文化学养普遍缺失的今天，给予书法继续前行的理想与希望。“艺文兼备”正是这一时代强音的有力呐喊，以呼唤原创，树立包容、自由、多元的学术风气，以期书艺神韵与文本体裁相得益彰，书法人只有通过自我教育，不断弥补自身人文学养的缺陷。审美境界提高了，笔墨境界才会高。黄俊俭：陈宇从作为书法家身份的文人的角度，提纲挈领地阐释了书法家如能得益于以古典诗词、楹联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浸润，借笔墨敞开心扉、表达思想、直抒情怀。那么，古典诗词、楹联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同笔墨技巧修为一样，一定都是书家案头的必修课。黄俊俭，《书法导报》副总编辑、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著有《书法访谈录》《军旅书家访谈录》，曾在南宁、苏州、扬州、厦门，以及马来西亚举办个人书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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