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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比《史记》更“劲爆”。  我们都知道，要想学习和了解我国的古代史，那必然绕不开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这部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书，为我们探究历史，提供了相当全面的资料。 不过，除了《史记》之外，曾经还有一部非常出名的史书，其部分内容不仅与《史记》大相径庭，并且还相当“劲爆”，完全颠覆了《史记》中所记载的“明君圣贤”形象。 这部史书的名字，正是《竹书纪年》。 那么，《竹书纪年》和《史记》相比，究竟是谁的可信度会更高一些呢？难道太史公司马迁真的欺瞒了我们吗？ 在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竹书纪年》中，都记载了哪些颠覆性的内容。  首先，就是关于“尧舜禅位”的另一种版本。 众所周知，在《史记》的记载中，尧、舜、禹三代通过禅让这种方式，完成了权力交接，并且，他们也通过这种举动，成了后世学习的楷模。 但是在《竹书纪年》中，这段历史却是另外一个样子。
什么意思呢？大意就是说，在尧年老之际，舜为了夺取权力，不仅将尧囚禁，还将尧的儿子丹朱也关了起来，导致父子二人从此不得相见。 要是按这种说法的话，那么所谓的“尧舜”禅让根本就是一个谎言，真实的情况，则是舜发动了“宫廷之变”，强行夺取了原本不属于他的权力。 当然，如果仅仅是《竹书纪年》一家之言，那么大可以用“孤证不立”来反驳这种说法，但问题是，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人对“尧舜禅让”提出了质疑。 其中，说得最直白的要属思想家荀子，他在著作《荀子·正论》中就提出，所谓“尧舜禅让，是虚言也“。 另外还有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他不仅认为“尧舜禅让”根本不存在，并且还提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观点。 这个观点，就是包括“尧舜禅让”和“舜禅让禹”，都是“臣弑君”的结果。
有了荀子以及韩非子的佐证，这样看起来《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尧舜禅让”，似乎就更接近于真相了。  不仅如此，《竹书纪年》中还记载了历史上第一位贤相伊尹的另一种形象。 在《史记》的记载中，伊尹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的老师，商汤正是通过他的教授，才得以彻底灭掉了夏朝。 并且，到了商汤去世后，伊尹又辅佐了外丙、仲壬以及太甲这三位商朝的君王。 但在太甲继位之后，由于其肆意妄为，且贪图享乐，导致朝政混乱，百姓也对他怨声载道，期间，伊尹虽说多次规劝，但太甲根本听不进去。 最后，伊尹为了匡正太甲，便把太甲放逐到商汤的坟墓所在地桐宫，让其闭门思过，同时，伊尹暂时代理了所有朝政。 直到三年之后，太甲得以悔过自新，因此伊尹便将其接回，又将权力重新交给了太甲，自此，太甲励精图治，将商朝治理的蒸蒸日上。 也正是通过这件事，伊尹被后世称为“第一贤相”。 而在《竹书纪年》的记载中，伊尹对于太甲的所作所为，不仅称不上“贤相”，并且他的结局还十分凄惨。 他先是放逐太甲，之后又自立为王，结果，太甲从放逐之地秘密潜回，杀掉了伊尹，重新夺回了自己的权力。 这样的记载，完全是将伊尹这个人，刻画成了一个“权臣欺压幼主”的负面形象。  此外，《竹书纪年》中，还有关于周朝时著名的“共和执政”记载，也和《史记》中所记录的大为不同。 按照《史记》中的记载，周厉王在位时，由于其昏庸无道，且不听劝谏，同时还将胆敢对他有怨言者统统处死，导致全国上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最终，不堪忍受的百姓们发动叛乱，将周厉王驱逐，国政则由召穆公、周定公这两位相国共理管理，名曰“共和”，史称为“共和执政”。 但在《竹书纪年》中，这个所谓的“共和执政”，却是指一个叫做“和”的诸侯，代理了天子之职。 因为这个名字叫做“和”的诸侯，其封地是“共国”，且其爵位是“伯”，所以，也被称为是“共和伯执政”，简称“共和执政”。 并且，在《晋书·束晳传》中，也明确提出，所谓“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也就是说，《史记》与《竹书纪年》，记载了完全相反的两种“共和执政”，双方唯一相同的，仅仅是该事件的名字一样而已。 诸如此类相悖的记载，在两部史书中还有不少，总之，两者虽说大体上较为一致，但很多人物、事件的细节，却完全不一样。 更重要的是，《竹书纪年》的部分记载，颠覆了后人心中“圣君贤臣”的正面形象。 那么，可不可以就单纯认为，太史公司马迁糊弄了后人，《竹书纪年》的记载更贴近于真实的历史呢？  答案是也不能如此武断地下结论，因为《竹书纪年》所发现的时间，十分可疑。 《竹书纪年》这部“惊世骇俗”的史书，最早是在西晋时，由一个叫做“不准”的汲郡盗墓贼，在无意间发现的。 根据记载，当时正值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也就是司马炎篡魏建立西晋的第十五个年头。 当年，这个盗墓贼光临了汲郡（今河南卫辉）城郊的一座古墓，不过在他到此之前，这座古墓早已被盗掘一空，里面值钱的东西基本上所剩无几。 所以，盗墓贼在挖开古墓后，发现没什么金银珠宝，便就此离开，但在不久之后，当地的村民发现了盗墓贼留下的盗洞，因此就赶紧上报官府。 而官府来了之后，一番搜索，什么陪葬品都没发现，反而发现了成堆的竹片。 并且，在这些竹片上，还刻有大小不一的文字，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字他们一个都不认识，因此就有人认为，说不定这上面都是“古文”。 于是，这件事被层层上报，最终连司马炎都得知了此事，而当时他正是春风得意之际，西晋的第一个盛世“太康之治”正在他的治理下徐徐展开。 所以，他在听说了有古墓发现古籍的事情后，十分重视，赶忙派人对这批竹片加以保护，并安排人对此进行整理编译。 而经过整理，这些刻有文字的竹片，足足装满了十辆马车。 最终，经过当时的史官进行编译后，最终编译出一部史书，而这部史书，就是我们所说的《竹书纪年》。 按照常理来说，既然是从古墓中发现的史书古籍，理论上应该是真实靠谱的，但这仅仅是理论上，因为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西晋那帮编译的史官们，是不是真的百分百还原了竹片上的所有内容。 这一点，相信没人敢说百分百确定，毕竟西晋距离商周时期已经过去了数千年的时间，曾经的文字与西晋当时的文字，已经大相径庭。 不然，司马炎也不至于安排专门的史官来进行编译。  这就好比我们现代发现的甲骨文，上面的每一个符号，所代表的意思都需要大量的求证，并且，即便是求证之后，也不能说就是求证而来的那种意思。 因此，编译时难免会存在误差，以及和真正的史实不符的地方。 并且，既然是有人进行的编译，那就必然会出现一种情况，即这个编译的人，会把自己的情绪以及对这个历史人物的看法给带进去。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太史公世司马迁，他在写《史记》的时候，那可是夹带了不少“私货”。 比如，司马迁出身世家，就因为给李陵求情，遭到了汉武帝的“腐刑”，因此，他对汉武帝就有一种不满的情绪。 当然，他不敢直白地批评汉武帝，但他却敢借助批评汉武帝重用的人来侧面指责汉武帝。 别的不说，就是卫青与霍去病，人人都知道卫、霍二人是汉朝历史上功勋卓著之人，正是他们击退了匈奴，弘扬了大汉天威。 但在司马迁的笔下，卫青却成了“以和柔自媚於上”的人，至于霍去病，司马迁不仅说他是仗着汉武帝宠爱才得以上位，并且还将其描写成一个“不体恤下属”的纨绔子弟。 之所以司马迁会这样描写卫霍二人，说白了就是看不上他们出身低微却掌握了大权。 而曾经因为迷路导致自尽的李广，就因为同样和司马迁是世家出身，让司马迁不仅对他多有着墨，甚至还不惜写出“李广射虎”这种有神话味道的记载出来。 举司马迁的例子，并不是说他所写的史书不可信，而是为了说明，史书出自人之手，其中难免会有个人情绪与看法在内。 而说回西晋那帮编译《竹书纪年》的史官，他们同样也是如此，经过他们所编译的史书，难道真的就和史实一模一样吗？我看未必。 所以，这就是为何不能说《竹书纪年》的真实性更高于《史记》的原因，毕竟我们看到的，只是经过史官们整理之后的历史。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朝局以及司马炎的需要。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点，属于个人猜测和推断，也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看法，并不代表事实真的如此。 我们都知道，司马家能建立晋朝，是通过阴谋诡计的手段，篡了曹魏的政权而得来的，这是无法更改的事实。 并且，司马家的司马昭，还干出了“当街弑君”的事情。  而在司马家之前，虽说权臣篡位屡见不鲜，哪怕是杀害皇帝也不乏有之，但最起码，做得都相对隐蔽，没有公然撕破脸。 但司马家却在受恩于曹魏的情况下，用不道德的手段摘取了曹家数代人辛辛苦苦打下来的胜利果实，这一点，极为让人诟病。 因此，司马炎在登基之后，就有必要要为自己的爷爷、父亲以及伯父的所作所为，来进行一种掩盖和掩饰了。 当然，如果司马炎直接说司马懿等人是忠臣肯定不行，毕竟天下人都不是瞎子，所以，他就得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 什么方式呢？就是找到一个与司马篡魏类似的例子，来支持他们篡君自立的行为。 而在这种需求下，恰逢古墓发现古籍，无疑是个极好的机会，同时由于那些竹片上的文字很少人认识，因此，怎么编译，编译成什么样子，都是司马炎说了算。 所以，“尧舜禹禅让”变成了“尧舜禹拼杀上位”，极有可能是出自司马炎的授意。 即便“尧舜禹拼杀上位”有可能是真的，但这无疑也给司马炎提供了理论支持，因此，《竹书纪年》才会在晋朝大为流行。 此后，弑主自立成为了晋朝以及晋朝之后那个时代的主题，倡导“忠君爱国”的儒学却日渐式微，而造成这种原因的根本因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时局需要。 只有打击和颠覆“尧舜禹”，才能打击儒学的忠君理念，而打击了儒学的忠君理念，则就可以打击皇权。 更重要的是，按照《竹书纪年》所呈现的内容，无疑是有辱儒家圣人，但要知道，其出土之后，儒家居然对此没有太多的反对声音，甚至，这部书还得到了晋国上下的重视和传阅。 如果没有司马炎的支持，可能实现这一点吗？所以说，这部书里面的部分内容，大概率是配合司马炎的需要而出现的。 而一旦如此，那《竹书纪年》的真实性有多少，就需要打一个折扣。  假设，《竹书纪年》的内容，被西晋的史官们准确无误地编译了出来，但谁又能保证，曾经写下这部史书的史官们，所记载的就是真实的历史呢？ 根据资料显示，《竹书纪年》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编写该书的人，大部分是魏国的史官。 而该书的编撰时间，则与春秋战国的大事件“三家分晋”十分接近。 我们都知道，三家分晋，是韩、赵、魏三家列卿瓜分晋国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该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结束，以及战国时代的来临，由此，七国争霸的时代来临。 而这同时也标志着，周王室曾经号令天下诸侯的权威，已经彻底不复存在。 我们都知道，周王室历来以黄帝直系后裔自居，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显示自己承接天命。代商建周的合法性，同时也是为了笼络当时的中原各族，将他们拉到一个祖先名下，以便于稳固自己的统治。 正因为有了黄帝直系后裔这种身份，周朝才得以用“先贤后代”作为起点，延伸出了宗法制、天命观以及分封制，最终形成了一系列的政局体系和思想基础。 但《竹书纪年》的出现，却将周王室的先祖，也就是“尧舜禹”等人抹黑了一遍，再加上其出现的时期，处在“礼崩乐坏”，且周王室大权衰落的时期，这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 似乎，《竹书纪年》就是专门为了挑战和质疑周王室而存在的。 毕竟当时各个诸侯野心勃勃，同时又对周王室日渐不屑一顾，没有了往日的敬畏之心，因此，为了颠覆周王室，用舆论进行攻击也是很正常的事。 尤其是《竹书纪年》刚好出版在“三家分晋”的特殊时期，并且还是出自于晋国和魏国的史官之手，这背后，保不齐就有魏国向天下宣示自己野心的可能。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思想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着“惊世骇俗”之语的书籍，也不止《竹书纪年》一个。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新思想和旧思想就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就如同清末民初时，西方思想涌入后，与传统的理念相互冲突一个样。 所以，《竹书纪年》中对于古代圣贤的另一种版本记载，说不定也是一种类似于“疑古派”思想下的产物，这种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怀疑曾经的一切，继而进行否定。  而回归到问题本身，究竟《竹书纪年》和《史记》谁的可信度高？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从来没有哪一部史书敢说完全还原历史，不管是《竹书纪年》也好，还是《史记》也罢，两者都是记录历史，只不过记载的人不同，所讲述的内容也不同而已。 谁真谁假？谁更具可信度？这就要看你相信什么，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仅此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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