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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记载的上古历史，为何很多与《史记》记载的大相径庭？ 公元279年，西晋咸宁年间，盗墓贼在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时，发现了数十车记满古文的竹简。 晋人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其中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十三篇史书，被命名为''纪年''，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 这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这段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成书年限大概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由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的史官合作而成。 《竹书纪年》比司马迁的《史记》要早了大约两百年，对于研究先秦历史有着极大的帮助。 按理来说，具有如此研究价值的《竹书纪年》应该在史学界有着极高地位才是。但事实上，这部《竹书纪年》并不为传统史学界所认同，历代史学家对其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一本''异书''。 这是因为《竹书纪年》所载实在太过骇人，其内容与《史记》几乎是背道而驰，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 《竹书纪年》确实有不少迥异《史记》的记载。然而，这些话也并不是古人没人说过。 例如：你以为尧舜篡位只有他说吗？《韩非子·说疑》就有： 《韩非子·说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再例如：你以为共伯和摄政只有他说吗？《吕氏春秋》就有： 《吕氏春秋》：“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 再例如：你以为二王并立只有他说吗？《左传》就有： 《左传》：“携王干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 这些记载都出自战国文献，司马迁明显都有接触过，但他没有采信这些资料，而采信另一些资料。比如：《墨子》：“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所以，你问《竹书》是否能颠覆《史记》，好比问《韩非子》是否能颠覆《墨子》。《韩非子》除了自己喊的几句口号，又有什么能够证明他说的对呢？ 以尧、舜、舜的故事为例，我们接触到的记载，最早也就到春秋末年而已。没有当时的文字能够佐证，那么尧、舜、禹是否存在，本身都是存在疑问的。 我们从史料中只能判断，战国人的观念中尧舜禹存在。那么对于存在感都很薄弱的人，还去讨论所作事情的真实性，谁敢说自己是正确答案？ 《竹书纪年》作为法家渊源地三晋史书，作者自然倾向于法家观念。但这仅仅是一种观念，不能说是还原了历史。 比如说伊尹篡位被杀，而甲骨文中伊尹所受商王祭祀规格颇高，说明《竹书》记载可能存在错误。 而如果舍弃尧舜的名字，从民族学的案例去看，酋长之间的权力交接，篡位或推选其实都存在，那么上古的某两位酋长，这两种情况又都可能的。 阴谋论是爽，但证明不了有啥用？这只是尧舜故事的例子，如果说信史的春秋战国记载，其实《竹书》同样没颠覆什么，只不过提供某个版本的记载而已，正确的考证方式同样是结合其他记载以及逻辑推断。 所以，有人拿着《竹书》嚷嚷说颠覆了先秦史，或者拿着《山海经》说解密了上古史。这基本都是刷点击的无脑民科，别当回事。 其实就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另外，不同意把两种观点简单划分为儒家和法家，战国本身有诸子无百家的说法，所谓的百家不过是汉人的划分法。对于这个问题，所谓的儒墨道法都有参与论辩，观点各异。 比如：《孟子·万章上》：“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天与之。 再比如：《荀子·正论》：“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 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在《史记》中乃是美好和平的大同治世，帝位继承更是选贤举能，三位远古先贤相继禅让，传为一段佳话。 但在《竹书纪年》中，这却是一场场血腥的阴谋政变。先是舜囚禁尧，最后把尧杀死，夺取帝位。后来禹又据夏地抗舜，最终击败舜，将其流放到苍梧，舜遂死在苍梧。 再比如据《史记》记载，商朝的伊尹是一代贤臣，他一心为国，当国王太甲暴虐无道时，他将其囚禁，代为治理国家。而三年以后，太甲改过自新，伊尹便将国家还给了他。 但按照《竹书纪年》中的记载，伊尹却是篡位，他放逐太甲以后，就自立为王，并没有还政于太甲。后来是太甲自己潜回国都，杀掉了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 还有大家所熟知的武王伐纣，按照《史记》记载，乃是商纣无道，武王姬发替天行道，推翻暴政。但在《竹书纪年》中的记载却是，商与周本就是敌对势力，双方处于战争状态。周文王当初之所以被囚于朝歌，并不是因为崇侯虎的谗言，而是在其与商朝的战争中战败被俘。而后来的''武王伐纣''乃是纣王主力东征东夷，都城空虚。周武王姬发乘虚而入，灭亡了商朝。远没有《史记》所记载的那般大义！ 以上种种记载，可以说是完全推翻了《史记》所言，为世人呈现了一个充满了血腥和阴谋的上古时代。 然而多年以来，《史记》一直被认为是史家正朔，乃''正史''之首，在历史学界地位极高。特别是其中所宣扬的治世理论，道义思想，更是代表了儒家学派一直以来所奉行的大道。与''《春秋》三传''这样的儒家历史经典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换句话而言，《竹书纪年》的出现，冲破了儒家的整个古代历史体系，自然是不会为当时已经主导史学界的儒家学者们所认同。 所以《竹书纪年》被定为''异书''，为传统史学界所不容，更不为大众所知。 但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竹书纪年》似乎更加真实，因为它比《史记》更加贴近人性。 《史记》中记录的先秦时代那段历史，太过于的理想化，似乎远古的先民们，比后世的人们更加的文明，这未免太不真实。至少在我的认知中，人类的发展，绝对不会是从文明走向野蛮，由儒雅走向血腥。历史的车轮或许会有短时间的停止，或者些许的倒退，但绝对不会逆向而行。 所以在缺乏先进生产方式，缺乏足够的食物以及足够道德思想理论支撑的情况下。上古先民们的时代，应该是黑暗的，是血腥阴谋的残酷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以命相博，这才符合人性。 当然，这里更多的是对《史记》等儒家史籍的质疑，并不是就此断定《竹书纪年》就一定真实。因为《竹书纪年》同样有着主观编撰的嫌疑，其记载的内容不排除为政治服务的可能性。 前面提到，《竹书纪年》是由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的史官编撰，而在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诸侯之于天子，早已经不再是臣属。而''三家分晋''更是以下克上，完全背离礼制，作为参与者的魏国，很可能会通过《竹书纪年》来宣扬自己的合法性。 因为按照《竹书纪年》的记载，上古就没有禅让，只有血腥的政变，以下克上，自古有之。如此一来，他们赵魏韩三家分晋甚至于自立为王，就可以说是顺天下大势而为，合理合法，无需受到道德的谴责。 所以，《竹书纪年》虽然比儒家史书更加贴近人性，但其真实性同样值得怀疑。 目前来说，竹书纪年在战国时代的记载可以说比《史记》还是靠谱一些。王国维、钱穆、杨宽等大师均用《纪年》来证《史记》战国史料之误。从这以后，《纪年》基本成了研究战国史必须查阅的史料，可以说《纪年》的价值和史料性不需要怀疑。 但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关于上古尧、舜、禹之事与《纪年》的时代也想距甚远，未必可以说绝对可信，但这种说法绝不会无端出现，我们可以从“三晋之学”的渊源中发现《纪年》如此记事的原因。 《史记》就曾对战国之世的三晋游士有个评价：“三晋多权变之士”。 钱穆也曾在其《秦汉史》中谈到：“三晋之士多言功利法制”。 可以说，在三晋的学风中，受儒家影响较小，其学术也会有着不同的“历史观”，因为战国的游士谈说学术往往求证之于古，既然学术不同，对历史的认知与见解甚至可能是所见的流传也有不同。 《韩非子》可以说是明显受到了《竹书纪年》这种对于远古的史观影响的三晋之士“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着也”，可以说《韩非子》的记载可以与竹书纪年互证，也就是说三晋中本流传着这样一种与儒家史观并不同的对于所谓“圣王”的记载。 总之我们可以明确的是，这是三晋学术思想上与他国不同之处，其事的真实性我们并不能去详细考证，但《竹书纪年》实录三晋学说中的见闻谈说是没有错的。 对于尧、舜、禹、汤的记载，问《史记》和《竹书纪年》哪一个的可信度更高，就像一些后世史书，如《晋书》、《宋史》引用春秋、战国的故事与诸子，与《纪年》，与《史记》有矛盾，我们因之来问《晋书》、《宋史》的可信度一样。 所距时代太遥远了，我们只能从当时学人的“官方说法”来记述，而这“官方”在战国，是有多个的，所以有矛盾很正常，并不影响其书的史料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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