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火青是湖北枣阳人，1927年6月被派往苏联留学，1931年11月进入江西苏区。抗战胜利后，黄火青曾担任冀察热辽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也可算是四野战将。纵观其一生，影响最大和最重要的职务，是1978年3月开始在最高检任检察长，直接领导了“两案”的审查起诉工作。就黄火青的军事生涯而言，有两段重要经历，一是草地分家，二是西路军征程，值得和朋友们说一说。黄火青1927年8月抵达莫斯科，先在东方大学特别军政训练班，后转入红军步兵学校，都是学习军事。1930年5月回国后，曾3次安排工作。这些经历很有意思：在上海等待分配工作期间。当年6月11日，在李立三的主持下，组织上通过决议，形成了“立三路线”。黄火青第一次安排工作，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他和同学秦超被分配到地处苏皖交界的广德红军游击队工作。在谈话时，交待给他们的任务是“占领宣城、夺取芜湖，切断长江”。这是一个神话般的任务，因为广德游击队当时只有100多人。在赴任途中，因交通阻断，只得返回上海。第二次安排工作，是到江苏南通的红14军工作。对于这个红14军，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概念。红14军是1930年4月根据总部指示，由通海、如皋、泰兴地区的游击队编组而成，当时有1300多人。这也是江苏唯一列入建制序列的正规红军。因活动区域临近京（南京）、沪，加之盲动，要红14军“会攻南通、截断长江、进攻上海和南京”等。结果当年10月主力即被打散，只存在了半年时间。别看红14军历史很短，却有很多军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这支部队工作过，如张爱萍（开国上将）、刘瑞龙（曾任三野后勤司令兼政委）。黄火青和秦超6月下旬到红14军工作，分别担任红14军1团政委和团长。在总共约3个月的战斗中，秦超牺牲，黄火青负伤，被转移到上海治伤，离开了红14军。黄火青伤愈后，组织上安排他去苏区工作。前两次都因为交通阻断，被迫返回上海，直到1931年11月下旬才抵达瑞金，被安排到红军学校担任教育长。半个月后，12月14日，西北军系统的26路军发动宁都起义，黄火青被调去参加改造起义部队，任红5军团14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巧的是部队番号又是红14军。半年之后，起义部队改造工作完成，黄火青回彭杨学校任政委（校长是陈赓）。1934年初，黄火青由红军学校调任红9军团政治部主任。当时是第五次反围剿正激战之时，红9军团负责苏区东边福建方向的防务。10月上旬，红9军团奉命从汀州撤向瑞金、雩都（今于都）、会昌之间，随即开始长征。在长征路上，红9军团一起担负后卫和牵制任务，部队损失很大。长征出发时，红9军团有11500多人，湘江战役后只剩下3000多人。遵义会议后，安排红9军团伪装成主力，迷惑和牵制敌重兵集团，掩护主力西进北上。这段时间，红9军团脱离主力，单独活动2个多月，在军团长罗炳辉的指挥下，机动灵活，声东击西，数次置之死地而后生，圆满完成了牵制任务。但部队损失极为惨重，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老部队已经不到1000人，加上沿途招募的新兵，也就2000多人。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3个月后，即当年9月 ，发生了“草地分家”。编入左路军序列的红5军（红5军团改称）、红32军（红9军团改称）脱离红一方面军，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在此期间，张氏极力拉拢属于红一方面军序列的红5、红32军及其他干部。在此过程中，黄火青和军团保卫部长卜盛光专门去找何长工，直截了当地表明反对南下的观点。后来，罗炳辉和政委何长工都一度倒向张氏一边。周纯全（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曾到红32军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批判“逃跑路线”，提出开除并通缉毛、周、张、博。因反对南下的态度坚决，这次会议居然对政治部主任封锁，不让黄火青参会。当时红32军除了罗、何以外，其他干部，包括3个团（红32军此时只辖3个团）的干部都反对南下。散会后，这些干部非常气愤，都找到黄火青。其中8团团长杨梅生（1955年中将）说：“别的我不懂，但要说我们主席不是，我不相信，也听不进去。”对此，黄火青不是没有考虑过。当时的情况，虽然军长和政委倒向张氏，但其他干部都反对南下，强烈要求去找组织。当时，红5军除了政委黄超是张氏派的，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两人均在西路军牺牲）等干部也强烈反对南下。所以，黄火青曾考虑联合红5军共同行动，向西通过西藏，绕过红四方面军，再北上去寻找组织。这样做还是有可能成功的。但经过反复考虑，设想过各种方案，最终还是放弃了。其中最主要原因，是周纯全下令调走了红32军电台。没有电台，就无法与组织沟通联络。此外，朱老总到松岗时，曾专门到红32军驻地看望黄火青。朱总司令当时连吃的东西也供应不上，黄火青让部下杀了一头牛，烤成牛肉干送了过去 。当时情况下，如果红5、红32军一走，朱总司令等红军总部（随红四方面军行动）领导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卓木碉会议后没多久，黄火青就被调离红32军，到总政报到，等待分配工作。但一直不安排工作，只是明确随校行动，实际就是撤职。南下后，黄火青得了伤寒，高烧不退，人已经病得爬不起来，浑身都是虱子，瘦得不成人形。也不给安排住处，只得睡在房子外面的走廊里，没人管，也没有药，基本上是听天由命了。多亏了两个人：一个是傅连暲医生，听说黄火青病重，去看了他一次，给他喝了一些什么药水，并说“睡一夜，明天看吧”。意思是这一天能挺过去就有希望。这之后，病情居然慢慢转好，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一个是他的马夫老孙，一路上悉心照料。病情虽有好转，但身体极度虚弱，生活无法自理。老孙抱他上马，背他过河，帮他搞吃的，才让他保住了一条命。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黄火青因顾全大局，没听陈赓的话，踏上了悲壮的西征，再次经历九死一生和残酷的斗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