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最重视军队的后勤保障，因此在那个蛮荒的时代显得尤为另类。他是最早开始屯田的军阀，而其他如袁绍或袁术等都奉行一次性的抢劫式财政，导致最后都因为军队缺粮而失败。在三国的战乱时期，屯田是建立可持续财政收入的最好方式，因为农民种粮必须要有军队的保护，否则乱兵横行，不但保不住粮食就连生命都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怎么能安心种地呢？只有曹操能理解老百姓渴望过上和平安定生活的强烈愿望，于是利用屯田使逃避战乱的难民纷纷聚拢到他的麾下，不但赢得了人心，而且为可持续的财政税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战乱时期，谁手中有粮食，谁就拥有军队。所以曹操不仅打败了袁绍和袁术等军阀，而且很快统一了北方，成为三国时期实力最强的军阀。不同于《三国演义》小说的描述，曹操集团之所以强大，在于健康且可持续的财政体系而不是靠什么所谓的计谋。 割据的蜀汉和东吴政权都不重视建立稳定可持续的财政体系，而是急功近利地搞掠夺式财政。如刘备和孙权都喜欢发行大额货币搞通货膨胀，后果是直接加剧了与地方豪强势力的矛盾，导致其政权始终处于不稳定的内耗之中，因此先后被魏晋所灭。曹操之所以没有攻下蜀汉是因为“得陇望蜀”的心理疲惫的主动放弃，而拿不下江东就是因为客观原因了。在那个时代，汉民族的发源地在北方以陕西关中平原，河南等地为中心的区域。而南方尤其是江南属于地广人稀的蛮荒之地，当曹操率领北方兵在赤壁与孙权对峙时，完全不适应当地的环境，导致水土不服的瘟疫流行。很可能就是南方特有的血吸虫病，使曹军失去了战斗力，曹操不得已自行烧毁了荆州水军的战船，带兵返回北方。因此赤壁之战并没有小说中那么多丰富精彩的情节，自然也没有曹操中计把战舰用铁链连起来后，被东吴军烧毁的情节。北方人对于南方的水土不服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军打到南方时依然会被血吸虫病所困扰，直到解放后才彻底消灭了这种瘟疫的源头。 在西晋以前，华夏民族的政治、文化和军事中心都在北方，那时的南方人大多是蛮夷，还并没有被同化。直到衣冠南渡东晋建立后，大量的北方汉人逃避战乱来到南方，才开始出现汉文化从北方向南方的转移，成为日后的文化和经济中心。中国文化的源头必须从历史的源头去找寻，当炎黄部落中的巫师发明了文字，所谓的“仓颉造字鬼神哭”，从此鬼神不能直接主宰人的思想。反之人可以通过文字来认识鬼神，认识世界，也就开始认识自己。人类从此摆脱了鬼神的控制，成为自己的主人。自从产生了文字，人类开始告别蛮荒进入文明时代，因此笔者认为人类文明产生的标志并不是国家和城市的出现，而是在文字出现后思想的诞生。有人类之后就有文化，包括考古发现的各种洞穴里简单的壁画。但只有思想的出现，人类才有了文明的起源。文化是中性词，有优秀的一面就有糟粕的一面，而文明是文化中的精华，是褒义词。 中国历史从夏商周开始，称之为上古三代。夏朝是西北羌族人建立的朝代，图腾为羊，羌族人经过历史的变迁，今日仅存于四川的北川羌族自治县。西方人并不认同中国有夏朝，因为考古发现的夏墟与商朝相比过于落后，认为最多也只是一个大的原始部落并不具备朝代的规模，因此认为中国最早的朝代应该从商朝开始算起。但中国历史学界坚持有夏朝，不过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来证明。如果夏朝不存在，那么尧舜禹也只能是传说中的人物，很可能也并不存在。历史记载大禹的儿子启建立了夏朝，从此把所谓的”公天下”的“禅让”变成了家天下的父子传承。在夏朝之前都是分散的原始部落，没有国家的组织形式，应该没有什么“公天下”，也就更没有什么“禅让”的所谓圣王之治。 商朝是最后定居山东的东北东夷族的游牧+贸易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这也是今日商品，商人和商业称呼的由来），图腾为鸟。商朝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王朝，延续了五百多年。商朝也是一个非常野蛮的朝代，习惯用活人祭祀，这些被祭祀的活人大多应该是被商朝所灭夏朝的羌族人。有甲骨文记载：用于祭祀的活人多达数千人，最多一次祭祀的活人数量多达五六百余人。根据记录推算差不多每隔两天就祭祀一次，商人的祭祀文化在中国所到之处无论南北，大多都能发现活人祭祀的遗址。商人用活人献祭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常见的有卯祭。也就是把活人对半刨开，之后再将人悬挂起来，如同今日屠宰流水线悬挂的猪牛。甚至还将祭祀的人做成风干腊肉，这些都有专门的甲骨文字记载。那些奉献给神灵的祭品按照习俗在典礼结束之后，被施加了祝福的祭品，将会被献祭者分享食用。在远古蒙昧的时代，这种血腥的习俗无疑是非常残暴的，商人对于尊贵客人的款待方式，都习惯用羌人活体肢解后烧烤食用。 这样血腥的历史在被考古学家揭露之前，国史文献从来没有提及过。历史记载的只有尧舜禹所谓“禅让”的完美政治制度的幻想，尤其是儒家治国理论的核心“仁义道德”的案例都来自于此种假说。关于商人的这种风俗记载，被周人销毁掩埋，那为什么周人要删除那个时代血腥的历史？这和周人的崛起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呵呵，当然是为自己涂脂抹粉。什么天命所归的说辞，不过是为了掩盖显而易见的原因，那就是周人灭掉商人并没有什么道德依据，不过是历史一再发生的征伐灭国而已。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而战争的本质就是追求杀人的效率。战争只有胜负，并没有什么正义与邪恶，因为人类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 笔者认为与商朝同时代的三星堆文化，非常有可能是商人攻入巴蜀后，野蛮灭绝了三星堆文化，留下了至今无法破译的三星堆人的谜题。创造三星堆文化的人应该属于一个少数民族部落，是非常稀有的人种，有着两眼突出，嘴大至腮的古怪特征，可惜过早的在历史演进中消失了。如同在四川南部珙县境内，曾经生活着一支特立独行的少数民族：僰人。在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的“僰汉大战”之后被灭绝，如同三星堆遗址一样，只留下了悬棺供后人凭吊，没有留下任何相关信息。有国外研究者认为三星堆人应该是外星人的遗址，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依据。笔者相信古人类时期，有很多今日无法理解的各种人类种群，只是由于过早地消失，才使能够繁衍下来的人类大惊小怪，总是把无法理解的现象归咎于外星人。 而周朝是华夏民族建立的朝代，周人已经脱离了游牧成为农耕民族，告别了图腾崇拜。如果说商人是利用宗教维持统治，完全以神鬼的威严来压制和恐吓人民。其礼乐制度的意义体现在处理人与神鬼以及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不仅崇拜鬼神还有大自然，属于万灵崇拜。尤其是考古发现商朝人，拥有极其野蛮的活人祭祀的礼仪,其中的祭祀坑最大的有超过数百人的活人祭祀的遗骸，本质上属于原始宗教文化。而周朝人用不同于商朝人的礼乐制度来掌握统治天下的话语体系，周人从理论上否定商人与鬼神沟通的垄断权，提出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也就是说商朝统治天下靠做鬼神的代言人取得话语权，鬼神的旨意只传达给商人，自然由商人代表鬼神统治天下万邦。这和犹太教里宣扬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有相似的含义，因此犹太人非常骄傲能够与神沟通的特殊身份而看不起其他民族，自然容易遭到其他民族的排斥，这说明人类各民族文化起源的相似性。 从周朝开始，建立了以道德为核心的周礼，抛弃了商朝人的鬼神崇拜，开始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是建立在“尊卑有序”的严格等级制度之上，从此注定了中国人的一生，一直处于生而不平等的固化的社会环境中。而周朝是诸侯分封制，为了统治近百个诸侯国，周人制定了一整套礼乐制度，作为后来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一直传承下来直到满清灭亡。周人为了论证自己灭商的合法性，以德为核心发明了礼制，要求人民遵守“敬天法祖，尊卑有序”的严格等级制度，不允许有任何僭越。敬天是因为农耕文明靠天吃饭，法祖是因为农业技术靠祖宗的长期积累而成，所以必须崇拜祖先。而农业是以家庭为单位，因此强调家庭伦理的君臣父子，儿子见到父亲要跪拜，如同臣子见到君主也要跪拜一样，这就是礼仪中仪的行为规范。而周人的话语权就是周礼，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伦理繁文缛节的礼制。并认为天下不是那一族那一姓的天下，也不是鬼神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普天下之人只要有德都可以做天下之主。因此周朝取代了商朝，是因为商纣王失德，德不配位。周人有德，吊民伐罪得了天命，这才做了天下之主。 至于如何判断谁有德，谁无德？周人规定通过人的行为来判断，是否遵守周礼所规定的礼仪制度，这个制度把人分为十个等级，最低等级的人是奴隶中的奴隶。凡是遵守的人就是礼仪之邦的华夏民族（诸夏），这里不分地域、民族和人种等，而不遵守礼仪制度的都是夷狄。由于夷狄是充满了贬义的未开化野蛮人的含义，属于化外之人，因此华夷之辩，开启了千年绵绵不绝的战争。区分华夏和夷狄是民族意识的萌芽，在当时是否遵守“周礼”，已成为区分“夷狄”与“华夏”的主要标志。包括向唐朝学习的日本知识分子，也因为自己是“夷狄”的文化身份无法改变而痛苦不已，甚至有人因此而自杀。如此历史和文化渊源，才有了后来“全盘西化，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时，重新开始文化身份识别和认同的改革动力所带来的国家崛起。并鼓吹“崖山之后无中华”的心理自我安慰和暗示，始终都有改变“夷狄”这一文化蔑视身份的渴望。并幻想以中华文明真正的继承人自居，于是日本人在二战期间，倡导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来取代东亚文化圈的宗主国中国的地位。 周人以道德为核心建立的礼仪制度，就是那个时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也就是说周人用道德这个普遍性的话语体系，打败了商人作为鬼神选民的特殊性，由此奠定了华夏民族的基本文化内涵。可惜的是，至此以后再也没有知识分子来构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信仰，于是不可避免的导致中国人在人格层面普遍世俗化：即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和恶俗化。儒家思想是以周礼为核心的礼教，上千年以来严格的等级制度压制了民族的创新和创造能力，直到清末被蛮夷们打开国门时，才发现已经全面落后于世界的惨痛教训。周人尽管简化了商人对于礼仪的繁文缛节，但在后世人看来依然极其繁琐，令人头皮发麻。周礼代表了大义和名分，代表了当时的普世价值。因此当乱世争夺天下时，失去了这种话语权，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有了这样的话语权，天下就可以传檄而定。打天下靠暴力，守江山靠周礼（儒家思想）。 经过秦始皇焚书之后，先秦以前的各国历史文献消失了大半，诸子百家能流传下来的不过几家而已。至于坑儒那是儒生们自找的，居然要求秦始皇效仿周公恢复分封制度，赐地给六国皇族子孙，自然是统一中国搞中央集权的秦始皇所不能容忍的。而比秦始皇焚书更彻底的是项羽，他一把火烧了咸阳宫，秦国藏书的地方大多被烧毁。因此对先秦史的记载，有很多空白且杂乱无章，由于没有具体的参考资料，所以很多都只剩下传闻。到了汉朝刘邦启用儒家治国，于是儒家知识分子第一次进入了权力阶层，也拥有了垄断文化的话语权。 刘邦启用儒学的本意是希望稳定社会，但实际情况一直是对社会稳定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儒生掌握的强大的宣传能力，作为官方学问，汉代时儒学垄断了教育和宣传，拥有真理的解释权。但儒家学者们并不总是按照皇帝的意图编造理论，还时不时让皇帝难堪。西汉是儒家经典开始定型的时期，流传下来的残缺的五经文字，都经过了汉代儒生的篡改、伪造和解释。这使得许多汉代儒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加入书中，谎称是古代就有的思想。这就好比清末康有为，谎称孔子是改革的典范来推动变法一样，借古讽今却也让民心更加偏激和失控。由于秦代焚书之后，大部分儒家典籍残缺不全，依靠老人的记忆或私藏的书简而得以流传下来，充满了错漏之处。以至于后来对于先秦书籍的发掘，发现流传于世的官方经书有许多的错误，这些后来发掘的经文本称之为古文经。不安于现状的儒生开始推崇古文经，因此将周朝描述成为一个高不可攀的理想社会，是人类历史最早的乌托邦，是更加富裕，平等和充满礼教的社会。在那个远古的时代，人们都是知书达理和安守本分的理想性人格，所以把周礼视为完美的社会制度。 汉武帝采用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仅有的几家思想也被边缘化，从此以后中国文化一代不如一代。中国文化是从高级向低级庸俗发展，其主要思想或哲学都来源于先秦时期。儒家思想不仅成为统治天下的法理依据，而且成为中国人的唯一思想，此后的历代统治者都把儒家思想当成统治天下的基本法。汉朝以后中国人不再被称为华夏民族而改称为汉民族，估计是因为话语权在儒家手里，自然要感激汉朝，而不是秦朝。谁让你焚书坑儒呢？所以秦朝的历史功绩就被刻意地忽略了，呈现出来的都是负面的形象。 中国历史不仅多灾多难，中国文化更是连绵不绝的自我毁灭，尤其是焚书对于文化的摧毁。例如：大规模焚书还有南朝梁元帝（508－554年）即萧绎，在快要灭亡之际哀叹：“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是命人将自己多年收集来的十四万册图书聚集在一起烧掉。自己保不住江山，迁怒于书籍，这是中国文化的罪人。再有就是南唐后主李煜焚书。李煜当皇帝不行，但是一个附庸风雅的文艺爱好者和著名诗人，而且特别喜好收藏图书。在五代十国中，南唐宫廷藏书的校勘和装潢都是很出名的。公元975年，宋军攻入金陵之日，南唐官中的图书和书画名迹被焚毁殆尽。李煜焚书心理非常变态，就是“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别想得到”。 最后一次是乾隆皇帝焚书。从1773年到1782年，组织了以纪昀为首的三百六十多位有名的文人学者，编撰《四库全书》。表面上是为了保存中国的古代文化典籍，传播了古代学术文化。实际上，乾隆帝编书的根本目的在于推行文化专制，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开始编书时，他曾两次提出：对古籍该“毁弃”的应予毁弃，该“删改”的应予删改。因此有些书往往被弄得面目全非，很多内容被抽毁，有的仅录了书目，为后世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无法挽回的遗憾。整个乾隆时期，共焚毁各种书籍达七十一万卷之多。乾隆焚书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大规模的一次焚书，也是最后和最彻底的一次文化毁灭。这些焚书的历史都是真正的文化浩劫，导致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沦为一堆空洞的形容词，而内容已经被人为的销毁了。 每个朝代对儒家思想都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和解读，直到清朝时被发扬光大到了顶峰。清朝完成大一统后的基本国策是“以孝治天下”，孝道文化是来自于周礼中“尊卑有序”的道德伦理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为了以身作则，清朝皇帝都会严格遵守这种繁文缛节的礼仪。比如定时去给母亲问安时，都会很认真地执行跪拜的仪式。在清朝时汉人是满人的奴才，而满人是满清皇帝的奴才。所以在晚清一位五品汉人官员有幸觐见慈禧时，由于过于激动和紧张，口称奴才直接把慈禧给逗乐了，因为他僭越了。汉人官员是没有资格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只能称臣（表示臣服），只有满族官员才有这样的殊荣。据郭德纲的考据：清朝时子女不孝算忤逆，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可以去衙门告状。只要父亲说儿子忤逆，官员不问被告（儿子），直接问原告是要死的还是活的。要死的当场打死，要活的关几天以示惩戒。如此国人对于尊者的服从就刻在了民族的记忆里，“尊卑有序”的礼制传承了三千多年...... 这样的文化传承是我们祖先留给后人的痛苦记忆和原罪。如果刻板偏见地只看一个人或任何一个国家的缺点，那么这个人或国家都是反动和邪恶的，反之亦然。因为从古至今没有完美的人，自然也没有完美的民族或国家制度。因此过度吹捧中华文明高于全世界所有民族的论调，不但无益于提高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也无法使中国文化不断的创新，甚至是创造！如果中国人只能陶醉在上千年前的精神世界里不与时俱进，那只会脱离这个时代，成为最孤独的民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