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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我偶然得到早期革命者刘尊一的日记。刘尊一，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被捕时，是中共上海妇女协会负责人。 革命史上，有周文雍与陈铁军的“刑场上的婚礼”，但还有一次“刑场外的婚礼”极富传奇色彩。1927年春天，蒋介石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时是上海大学的学生刘尊一和她的爱人何幻生（何洛）被捕，何幻生被杀。在等待着死刑的时候，白崇禧属下的政治部主任潘宜之爱上了刘尊一，后来娶了她。 时任北大教授的周作人先生专有文章写到“北大的刘君在北京被捕一次，幸得放免，逃到南方去，近见报载上被捕'共党’，看从英文译出的的名字恐怕是她，不知吉凶如何。”在另一篇文章中周作人又写到，“又从上海得知北大女生刘尊一被杀亦极从容，此外我们所不知道的还很多。” 中共老人郑超麟，在其《回忆录.第一次入狱》中说，“现在她（刘尊一）和她的爱人（何洛，又名何幻平），在等待着死刑。可是白崇禧的政治部主任潘宜之，爱上了她，杀了何洛而娶了她。”无论如何，何洛（何幻平）牺牲了，潘、刘结婚了。 《陈碧兰回忆录》说，关于刘尊一的故事，由于情节富于戏剧性，因而著名作家沈雁冰约我谈话，他说他想把刘尊一的故事写成小说，要我提供一些材料。但因后来得知，阳翰笙已把这个故事，写成小说出版。沈才放弃这一计划。 
我在考证中发现，刘尊一事件轰动一时，很多老革命对此记忆犹新。但随着时光流逝，知情人不断老去离世，当年的事实变得模糊。关于刘尊一被解救，坊间流传多个版本：有的说这是一见钟情的传奇爱情；有的说是叛徒的卖身求生；甚至被有人杜撰成是我党安排一次潜伏行动，等等。但无论如何，何幻生牺牲了，而她却活了下来。但死而复生的刘尊一后来脱党，个人生活充满坎坷。 我是唯一持有刘尊一亲笔回忆这段文字的人，我发表过一些的文字。刘尊一与何幻生的孙女（何则仁之女），见到文字后，也特地拜访过我。 我研究后发现，刘尊一脱党后的大半生，一直活在痛苦自责中；她很懊悔自己的那次行动。我还发现日记中，刘尊一在1952年４月1２日写道：“今天是我在二十四年前（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时，被捕入狱的纪念日！”“我抚今追昔，痛恨不已！“曾不只一次讲到此事时说：为何自己不为玉碎，而为瓦全！何不慷慨赴死！ 在百年的历史中有慷慨赴死的大义凛然的，也有痛不欲生的痛苦挣扎者，历史与人性的真相同样充满迷惑，令人深思。 刘尊一回忆： 一、我的家庭我的祖父是自耕中农，早在我父亲三、四岁，姑母才一岁多时去世。二十石谷的田地都当出去了，祖母勤苦纺纱培养父亲、姑母。父亲本拟考秀才，后来停了科举，进过师范。父亲后来就在县中做“助学”，中小学教员，小学校长。我初小进的女校，是我父亲创办的，我姑母作教员。父亲是老同盟会员，姑父是和熊复等一起的留日学生，也都是同盟会员。但是他们在同盟会民元二年的革命中，受袁世凯假革命的影响，在四川参加反袁等战役军与四川的反动军阀等进行斗争，失利后，都非常灰心，转而念佛拜神的。我的祖母，母亲等都成了笃传神灵的佛教徒，封建意识非常浓厚。 
二、我的学历及入党经历合江小学，重庆女师－－原四川省第二女师，北京女京师补习学校，北京大学政治系。 1923年冬－1924年春，参加中共组织，邓中夏等，25年参加国民党左派，1925年“五卅”运动与北大同学组织“救国团”，任宣传部长，1926年“三一八”后到上海，暑假出席在广州开会的“全国学联”，秋返北京。在北大因参加会议等活动被捕，假释后即逃到上海，正式转学上大社会系四年级，参加上大学习，及党支小组等活动。 
三、北伐时期的工作1926年冬，组织上海妇联任理事长，1926年冬任上海国民党左翼执委。 1927年春在上海景贤女中教书，任职上海女教师联合会，1927年3月间参加上海工人纠察队，三次起义斗争，1927年3月被选为江浙区委候补执委兼区委妇女部书记。 
四、与何幻生结婚与何幻生结婚－－1927年元旦。何是四川垫江人，北大、上大同学、同志，他是我介绍入党的，任全国学联主席。 五、陈独秀的“二次革命”1927年4月，北伐军第二路军到上海，陈独秀等交涉让步的结果，叫我们欢迎新来的人参加党的工作，于是我们在市委的工作让位给右翼的西山会派分子（如张江平、黄惠平等）及跟随白崇禧等第二路总指挥部等来的潘宜之与张定番等。 陈独秀发表两党领袖宣言，号召同志们让步。“二次革命”的主张，明白的表现出来…… 
六、被捕入狱“四一三”，在法租界的工业社，吴度王、张世瑜、何幻生等约会，我去，被捕已先行。 先押禁于法国捕房，三日后即转押龙华附近枫林渡，淞沪警备司令部，当时警备司令是杨虎，第二路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是陈群，伪军法官先是王伯林，后是汪少涯。“清党”工作，就是这些人在主持。 我在四月底被提审，被施严刑拷打，我仍坚不吐实，何幻生在另壁内听说，得到看守的同情，在深夜时来看过我。 在五月中，在审讯时，我仍坚不吐实，伪军法官汪少涯才告诉我何幻生已就义，并由旁边出来一个兵士手上拿着一张纸条，打算递给我，但先被汪少涯接过去了，他看了之后才交给我。我一看，这是他的（何幻生）绝命前的遗书，上面说他已就义，要我若是生孩子，好好培养，犹如看见他一样，他对不住我的地方，要我原谅云云。 我看后立即承认，我是共产党员，并请求送我到幻生死处把我处死。不知不觉的语毕，昏倒不省人事，过后就大哭，发烧，热的病了。当时，大概已有孕，但是未知确否（无经验）。 
七、意外的奇遇A、张平江来看我；B、杨玫英来看我；C、潘宜之等来看我；D、病久不愈……潘等保送我入金神父路法国医院，仍不愈。 六月初，又被蒋介石电令押解到南京审问。先到伪清党委员会，后押禁于第一监狱，潘氏来看。 八月初孙传芳反攻逼近南京，潘氏与白（崇禧）出战，（我）被释，刘安林找铺保，住同志曾佩家中，三日后入慕慈医院，生一男孩。 
八、与潘宜之结婚潘氏返南京，找到胡逸民，同来看（我），十月十日出院与潘宜之结婚。 意志不坚定，立场不稳，往上爬，为了抚养小孩，个人主义，还有恩赐观点，封建，没有从思想上转变成为无产阶级，无革命人生观。1927年12月底赴日本求学，小孩寄养于张平江处，在日本与莫斯科友人通信，拟前往，还是在想作革命事业，思想斗争。 1928年6月返回，拟送小孩返四川家中后再赴苏联。但潘氏当时在汉口，留我稍住，先写信回去，然后再回家也不迟，后接母信，不赞成送小孩回来。潘又拟赴英留学，约我同行，我动摇赴苏之念，亦拟赴英－－虚荣心。往上爬，个人英雄主义发热。 1929年到香港，潘参加冯玉祥等的反省运动，出国暂未成行，一直到1932年才启程了。 九、在英国的情形1932年在伦敦皇家学院师范部，1932年冬－1935年在牛津师范研究部，1935年夏回国，一直就在大、中、小学校、保育院等任教员、校长等职至今。 十、参加民革1946年在政协时会见秦德君、郭春涛等约参加民革。中间有时很想到延安，或者想直接参加革命队伍，都因又顾虑到小孩们，以及怕别的革命友人见笑，并且意志不坚决，还有“教育救国”的思想，找着了“武训精神”作逃避革命的借口，并且还有怕参加了没有自由等，自己形成了“阿Q式”的革命者，认为教育工作既“清高”又能“救国”而又无危险，又能抚养孩子。就是这样等待着革命。这就是我的可耻可恨的“阿Q”正传！…… 十一、结语我要在毛主席的教育下，诸位同志的帮助下，努力自我改造，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贡献出一起力量。 刘尊一日记（节选） 一九五O年七月二十二日重庆教协推选我为代表，出席全国教育工作者工会代表大会，于七月十八日星期六由重庆上船，十九日拂晓开船，夜宿万县，二十日到宜昌，二十一日宿埔零杭上游三十里，二十二日下午四时抵汉口，于集体住定在总工会招待所。 住下后即以电话找君陶（赵君陶），于晚饭后走访畅谈。她现任中南人民教育部中小学教育处处长，在江汉一路原漩宫饭店四楼办公。畅谈后就住在她的房里。她的女儿李琼，原在大连大学，现患关节炎，也来此休养。她们都睡地板，把床让给我睡。 君陶本是朋友辈中最能干的，一向受环境限制，无用武之处，现在可以一展其长了。她是我一生最好的友人，由于她向前进，有作为，也大大地感动了我，带动了我！我当以加油的，加倍的努力来报答这样的友情啊！ 七月二十三日（星期日）早粥后与君陶、琼侄女等赴市委看夏之栩姐，坐了一小时许。归途中至北洋饭店总工会招待所，代表团的朋友们都没有买到车票（赴京）大约明日能买到。 我当即与君陶回教育部。下午和君陶祥细谈我重新入党问题。她认为：现在应该把“思想整理”一下不必着急。过去一长段的生活，虽然没有参加过反动组织，但与潘定之结婚这种事，确实违反阶级立场的。后来经过多次机会可以脱离，而始终没有明白的表现。这都是令人无法解释的事实。现在要重新入党，都要看新的表现，群众的反映了。过去的事，不必过于伤感，不必多提了，简直把他忘记了最好！ 我在万分伤感中，当然承认自已的错误！我承认立埸不稳，为物质引诱，封建意识浓厚，太重视小孩，不如早期与潘氏脱离关系，孺弱……。今后只好重新做人。 我想来想去，我决定，这次若是申请得到批准，自当尽力做一个模范党员，以赎前非，若是不能得到批准，此后就不再提了！就做一个民主党罢了。君陶颇不以此意为然。但我认为这样并不就是恢心，是免去继续麻烦之意。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八点搭校车进城，到东华门下车，先到东四头条文教委会访何成湘与阳翰笙。阳尚末来部。与成湘淡良久，把多年来在渝工作情形告之，并让其代组教育部及北师大，找师范学院教材与讲义等材料。大儿子则仁转党的事也和他谈了，他让则仁于星期日到他家祥谈，可尽力设法代向有关方面解说，并作证明。 午间到惠中饭店看彭道真，和她午餐，略事休息后，二时来到北京饭店访梅龚冰，但彼己外出，其夫人甚为殷恳。辞出后，即同往东四十条北大教员宿舍。访潘介泉先生，谈约一小时许。彼对北大情形略有批评。五时辞出，往史家胡同访曹孟君，约见沈荪九及阿英等。 六时半应邓颖超大姐之约，往中南海政务院拜访。她很仔细通知了门口一连串的警卫人员，进门来招待很周到的。 我们谈话约一小时后，即命开饭，恩来同志也在家，三人共进晚餐。恩来尚能忆及二十余年前和我在沪共同革命的情形，笑谓我的头发已由金黄色转为苍白色了！革命成功，人民翻身，人也老了。 恩来于饭后五分钟仍入其书房写作。我把我的近状和则仁的情形讲述颇祥。大姐陪我在中南海划了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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