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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不幸的遭遇者敞开的有限怜悯 ——小说《无人幸免》创作谈 赵卡 我其实一直想找个机会谈谈这篇《无人幸免》，不是谈它怎么写好的，而是探讨它如何被写坏的。 2014年2月份我接到鲁迅文学院的入学通知书时，这个中篇《无人幸免》我已经写了一半，另一半是在鲁院学习期间写完的，因为我的导师《北京文学》的社长杨晓升先生需要看看他这个组学员的作品。我原计划交的是一个比较晦涩的短篇，结果我交上去的是这个我拿不准的《无人幸免》，原文足有35000字，我知道，我这等于给杨老师增加了工作量，因为他需要看的稿子太多。 我认为一个作家写作小说的一个首要机遇是他幸运的碰到了小说的基本素材，就像马尔克斯无意间看到了一个等待信件的上校一样。《无人幸免》是写我家乡小村的一件事，或者换句话说，是发生在家乡的一件小事触发了我对农村留守青年农民命运的思考，向遭遇不幸命运的人敞开我的怜悯，是我的不受节制的个性表现。一开始，我对这件事进行了访问式的梳理，如同新闻记者那般细致，我发现，事情发展的进程如初我的意料，最后，我变成了这个悲惨事件的陌生人，一个于我而言陌生化的小说在我的脑海里迅速生成。 在我看来，捍卫小说的荣誉，除了长篇就是中篇，我在写作的途中如小说里那对儿突遭死亡父子的喉鸣，混合了各种复杂的窒息声，我决定给小说装置数个线索，如同一个房间却凿了数条走廊，我确信我具有这个特殊的禀赋。不幸或幸运的是，我的导师杨晓升先生毫不客气指出了这篇小说的硬伤：太过繁复。《无人幸免》这所房子终因走廊太多而使人不得其入，我不得不反思我的写作技术，入口太多反倒和读者之间设置了无形的鸿沟，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小说技术限制了小说的主题——命运和怜悯的空间辨证。杨晓升先生的建议是，大篇幅删掉和小说主题无关的东西。 对文字的大力度削砍的确令人痛苦不堪，我有易怒的胆液但还算从善如流，在我踉踉跄跄删掉大约5000字的时候，我有幸结识了金牌出版人金马洛先生。对小说我们相谈甚欢，我就把这个刚删掉5000字的《无人幸免》给他看，希望以他海量的阅读小说的经验提出意见，不久，金马洛先生在电话中谈了他对这篇小说的细致看法，甚至具体到了某个字词，最后，他的意见是，还得删，要删狠些。金马洛先生的意见对我来说几乎是个毁灭性的打击，但我相信他的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直觉，我重新调整了这篇小说的结构，重新安置了叙述中的那些角色，又删掉了近10000字，直到现在这个样子。我无意于小说中表现声嘶力竭的悲情，那是余华在《活着》里面的伪善，我崇尚邪典，但我功力不够，我本意重新唤起生活的希望，结果释放的却是自己邪恶的快感。 俗话说手心手背都是肉，那砍掉的15000字哪里去了，好说，我将重新结构一个中篇，叫做《穷得异常暧昧》，麻烦的是，这篇小说我需要往里面填东西，和《无人幸免》正好相反。 诗人臧棣说过：“在写作中存在着这样一种位置，在它的左边，语言表现为一种欲望。在它的右边，语言表现为一种能量。”初看他这是在谈写作的节制，再看就明白他深入到了写作的惊心动魄的秘密，失败往往离写作者只有一步之遥。我们对失败的反思总是不合逻辑，这篇小说我想说的是，人是在和生活的搏斗中失败的，但他不能怨天尤人，所以说，这是一部关于失败的指名道姓的小说，哪一个小说作者不是那个飘向天空的赵二落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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