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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执行政策 收编各类武装  “七·七”事变后，冀南地区出现了很多打着各种旗号的武装。如何按照党的统战政策，正确对待这些武装，是我们进入冀南后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些武装出现的原因是：日军打到冀南来了，国民党军队向南溃退，国民党的地方政府也跟着跑了，成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流落在民间的枪支很多，有些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看到日寇入侵步步紧逼，山河破碎，同胞受辱，愤然组织起武装抗日救国。还有些人出于“保家护村”，也组织起武装。也有少数土匪坏人趁机组织武装，扩大势力。 也有些人在日本入侵的形势下感到没有出路，拉起队伍寻找出路。这些武装，有的称“游杂武装”，有的称“杂色武装”，也有的称地方武装。不管如何称呼，其基本特点是相同的，就是杂。政治目标杂，组织成份杂，内外关系杂。这些武装，除个别为汉奸坏人操纵外，大都程度不同地具有某些抗日要求，他们既有被我争取、改造的可能，成为真正的抗日武装，又有被敌人收买、利用的可能，成为助敌为虐的反动武装。他们是敌我友三方都在争取的力量。对此，中央军委曾给邓政委、徐副师长和我发过电报，指示我们“对冀南各县保安队及其所属的零散部队迅速设法去改造或收编，以免被他人利用。 根据军委和师首长指示，我们积极争取、收编、改造各色武装。同样，敌人在其已占地区也是大力收编土匪、保安团队，组建伪军，推行”以华制华“政策。威县伪警备旅就是被日军清水部队收编的原威县城北的民团。这支部队经过冀南地方党做工作大力争取，加之我军声望和胜利发展的影响，毅然弃暗投明接受我军收编。我们将该部编为“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在威县七级一带进行了整训。我到七级镇召开营级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 我给他们讲了抗战形势，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改变这支部队的复杂成份，派了些党员骨干和青年知识分子进去。在部队中发展党员，加强党的工作。这个部队大部分是威县子弟、是一支土生土长的游击武装。地域观念较强，愿意在本乡本土抗日。针对这种思想，我着重向他们讲了抗日与爱乡的关系，爱家乡首先要救国家。抗日不能只在本地抗，抗日不能“自扫门前雪”。这支部队经过几次整编，后来编为新四旅十一团、转战南北，屡建战功，成为冀南主力部队之一。 段海洲的“青年抗敌义勇军团”和赵辉楼的“民众抗日自卫军”是接受我们改编的两股比较大的武装。 段海洲是河北安平县人，学生出身。“七·七”事变后，在家乡一带联络了一些亲朋友好和一些热血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少数共产党员），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称为“青年抗敌义勇军团”，段为司令。这支武装发展很快，到1938 年初就有4000 余人。驻在武强一带。另在冀县一带有一支武装称“河北民军第二路”，头头叫赵云祥，他是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南撤时未走的一名军官，收罗了一些散兵游勇，打起“抗日”旗号，很快发展到数千人，占据了冀县、衡水一带。为扩充实力，多占地盘，赵部想吃掉段部，两部有矛盾。 我到冀南前夕，再道同志曾邀请段、赵商谈共同抗日。当时段、赵两部是冀南地区各种武装中最大的两股。我军初到冀南，争取和团结他们共同抗日，或暂时保持中立，对我军发展有利。 后来，段海洲派他的秘书陈元龙等几次来南宫，表示愿意接受改编。段本人也曾亲自来南宫，我们接待得非常热情。徐副师长亲自和他谈话。我和再道同志也参加了。我们态度诚恳、坦率，推心置腹。段很受感动，大有相见恨晚之情。段一再表示愿意接受改编。我说：欢迎你参加八路军，我立即给总部首长发电请示。第二天我和再道同志请段和陈元龙吃饭，席间收到刘师长的回电，同意收编段部，我们举杯相庆。徐副师长对段说：部队是你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改编时不给你拆散，保持原有的干部和编制。名字改一改，叫一二九师“青年抗日游击纵队”（简称青纵）。段仍当司令，派李聚奎任政治委员。 我们所以能顺利改编段部，主要原因：一是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和我军的模范行动；二是受赵云祥部威胁，恐遭吞并；三是内部的地下党员和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四是段海洲本人有一定的抗日要求。 为了改造和培养干部，段部改编为青纵后在南宫县苏村办了培训班。徐副师长讲授“运动战与游击战”，我讲授“统一战线”，刘志坚同志讲授“政治工作”，张茂林讲授“敌军工作”。 后来将以老红军团——七七一团为骨干的独立旅编入青纵。段仍为司令，徐深吉为副司令。这支部队战斗力大大加强，成为一支正规的野战部队。 在长期战斗中，造就锻炼了一大批优秀指挥员。有的建国后成了国家的高级干部，有的当了将军。也有一些同志在胜利前就血洒疆场，以身殉国。青纵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1985 年陈元龙的父亲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并寄给我一封信，我给回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表示：“元龙同志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我们至今仍感到十分悲痛⋯⋯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冀南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八路军指战员、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包括陈元龙同志在内。” 后来段海洲因患眼疾请假回乡，徐副师长批准了他的要求。行前还送了些马匹、枪支，段回去后，又将马匹、枪支送回来了，他本人离了队，到了石友三那里，他们有旧关系。讨逆时，徐深吉同志曾给他写了一封信，晓以大义，劝其回头，他听不进去。段海洲离队，抱憾终身，主要责任在他自己。 如果从我们工作上严格检查，也不是没有一点教训的。我们收编的另一支较大的武装是赵辉楼的部队。赵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旧军人。“七·七”事变后，为了“保家护村”抵御土匪骚扰，组织起束鹿、赵县、藁城、栾城、晋县五个县的联庄会。其成员大部分是农民。为争取赵辉楼共同抗日，地方党派人去做工作。1938 年初，五县联庄会改编为“民众抗日自卫军”。后来赵辉楼主动提出要将其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我们就改编问题和赵进行商谈。商谈结果并报请上级批准：一、赵部改为八路军冀豫抗日游击支队，赵为司令员，赵月舫为政治部主任。编三个团，每团两个营；二、给赵部派各级政治干部；三、暂驻束鹿、晋县、藁城、赵县地区及石家庄一带活动。冀豫支队开始改编时，曾有加不加“八路军”三个字的讨论，后来还是同意在“冀豫支队”前加上“八路军”。 1938 年秋，根据一二九师首长指示，赵辉楼部和汪乃贵支队合并，仍称八路军冀豫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冀豫支队），赵任司令员，副司令员汪乃贵，政治部主任赵月舫，参谋长范朝利。赵辉楼同志进步很快，不久就入了党，成为我党正式党员。这支部队后来调给三八五旅了，成了一支骨干力量，赵担任副旅长。冀豫支队的有些干部留在冀南了，如范朝利、李定灼等同志。 除这三支较大的外，还收编了许多股各类武装，像景县的葛贵斋、衡水的邵伯武、邱县的李景龙、冀县的金庆江、宁晋的赵勤甫，以及许多县区的保安队等。葛贵斋还当了我们军分区的司令员，后来叛变跑了。 为了安定冀南社会秩序，对有些作恶多端顽固不化的惯匪，我们毫不手软，坚决打击消灭之。比如任县的刘国栋，绰号刘磨头。不仅不听我之忠告，反而卖身投靠日军。奸淫掠枪无恶不作。盘踞在号称小梁山泊的环水村，二十年来未能攻破过。气焰十分嚣张。我们一举将其消灭，群众拍手称快。 枣强县民团团长杨玉昆，也是一个顽固反共分子。暗中勾结日军，被秘密委任为枣强、景县、故城三县“剿匪”司令。我曾多次派人与其谈判，做争取团结工作，希望他放弃反动立场与我共同抗日。杨拒绝我抗日主张，并公然扣押抗日人员，限制抗日活动，并要把“战委会赶出县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刘志坚同志率部队开进枣强县城，将杨逮捕，解除了该县保安团武装。后我将该保安团改编为东纵独立团。 我们在武装工作上，尽管有些地方还有缺点，还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从1938 年1 月东纵到冀南，至8 月底半年多时间，共争取、收编、改造各类武装近万人，这不仅极大充实壮大了我军力量，而且对安定社会秩序，加速根据地的创建都有重要作用。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也摸索了一些有益经验。主要是：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加强党的领导，这是首要一点。其次是团结新部队，首先团结其中的干部，尤其是其中的领袖人物。再就是必须及时而耐心的对下属部队及普通战斗员做政治工作，加强民族教育。此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不能操之过急、要求过高，不能一切像老部队一样要求。但也不能不讲条件过分迁就。 收编土匪武装比其他一般的武装就更艰巨、更复杂一些，必须想尽各种办法。因为土匪容易失去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所以最容易被敌人拉过去当伪军。收编土匪应与其订立条约，内容一般是坚持抗战到底，遵守政府法令，保护人民利益，服从指挥等。土匪一般重视所谓江湖义气。因此，除加强政治上团结外，还要注意私人感情的培养，遇事与他们多商量，多照顾他们，这也是对政治工作的一种辅助，也是帮助政治工作的办法。对于比较进步有民族觉悟的土匪，可保持原来编制，用原来的干部，但要加入新成份或把我们老部队编进去作骨干。派干部必须派强有力的干部。多带领他们对日军作战，在战斗的考验中可以淘汰一些败类。对民族觉悟不高的土匪，如不愿加入八路军可编为外围军，用各种方式帮助其进步。对最坏的土匪，收编成外围军都不可能，对此，在群众拥护下，在有胜利把握的条件下，坚决消灭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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