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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曾经在朝歌大地上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们致敬 刘耕夫传略 一、坎坷的学生时代 刘耕夫的祖父是石匠，在藏口村又是单门独户，常受本村地主恶霸的欺压。因此其祖父决心供子孙求学，希望他们能出人头地，以支撑门户。刘耕夫的父亲在北京上大学，大哥上师范，耕夫七岁即入本村私塾上学。一个农民供几个学生，加之军阀混战，苛捐杂税重，逐年债台高筑，每年还不上利息，利又作本，滚来滚去，欠下外债四万多元，业不包债。耕夫十岁那年，债主们把他家告到官府，说他家抗债不还。刘耕夫处境也日趋困难，但家里仍设法让其读书。1928年9月，刘耕夫到西枋城第七高小就读。 西枋城小学校长吴丹坤，系武昌高等师范毕业，在大革命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在豫南潢川暴动失败，被国民党通缉隐匿在家，创建学校。吴丹坤领导学生打庙拆神像，利用庙宇当学堂，给学生们上了一堂最实际的反封建迷信课。他对穷苦学生特别关心，像刘耕夫，靖润生等学生，受到了吴校长的器重，经常暗暗的让他们阅读共产主义小册子，还给他们讲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讲苏联推翻沙皇建立工农兵政权，以及进行五年计划的情况。这些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在刘耕夫脑子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加之当时希望共产党革命成功，好改变自己政治经济上受压迫的现状。由于他学习成绩优良，思想进步，于是便成了学生领袖。 当时学校教员中有一个叫姚秀生的，是国民党员，勾结当地封建地主，反对吴校长的进步言行，说学校“赤化”了。吴丹坤因才在豫南脱险，怕再遭不测，只好脱离学校。临走前暗中将原由告诉了耕夫，耕夫对此事非常不平，便在学生中积极进行活动，说姚教员把吴校长嘀咕跑了。由于吴校长为人正派，在学生中很有威信，大家群起反对姚秀生，一场风波过去。姚秀生被赶出了枋城学校，吴校长又回来了。这是刘耕夫进行斗争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从此，大家安心学习，学校在吴校长领导下，办的朝气蓬勃，名声大振，外地的学校也纷纷来参观学习。谁知，这更激怒了反动势力，姚秀生和原庙里的道士张明真同封建地主等勾结太行山边的土匪，于1929年（农历）9月27日的夜里，将学校包围，对正在熟睡的师生们进行突然袭击，放火烧了学校。刘耕夫等与土匪进行了坚决斗争，因火势大，土匪人又多，师生们抵挡不过。吴校长、刘耕夫等男女师生四十多人被虏上山。 耕夫由于家庭破产，其父大学毕业后又失业闲住，自己又被土匪绑架，正所谓“漏屋遇到连阴雨，破船遭到顶头风”，这给十六岁的刘耕夫很大的打击。他思想苦闷，伤心流泪，在吴丹坤校长的开导下，使他进一步认识了旧社会的黑暗。土匪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不捣毁这吃人的旧社会，人民是永远不能改变现状的。后经其父多方努力，到处借钱，才从山上赎了回来。 回来后，经亲友介绍，刘耕夫到本县马湾圣人庙小学当教员。当时学校盛行孔孟的四书五经，学生常以此与刘耕夫为难，耕夫以教授新课本为由予以拒绝，并在校门上亲笔书写“育英乐园”四个大字，在此期间除教课外刘耕夫抓紧时间自学。 1930年快放秋假时，在仁叔张培知的资助下，刘耕夫以忧异的成绩考上了浚县师范。 二、为追求真理而斗争 考入浚县师范，使刘耕夫精神大为振作，他决心以优异的学业报答亲友的帮助，以更丰富的知识报效祖国。他奋发学习，努力进取，但是经济的困难太大了。虽然有仁叔的资助，他家几口人，全凭当教师这点收入养家，加之校方克扣，他的薪水入不付出。刘耕夫清楚地知道人家难处，向家里要钱，那是根本不可行的。家中债务累累，生活十分困难。一些好心的同学向耕夫出主意，要他向订婚的岳父家求助。耕夫的岳父周歧昌是浚县的大地主，又是伪政府的税务局长。上次方城学校被土匪抢劫，他内弟也被架上山。周歧昌遂用钱把儿子赎回，对穷女婿他根本不理。耕夫对其岳父印象很坏，不愿向他低头。谁料经济困难日长一日，无奈，便忍着气向岳父开口了，结果碰了个大钉子，分文未给。这对耕夫是很大刺激，这件事使他更加理解了“为富不仁”这句话的意思，更使他增加了苦恼，曾一度想摆脱红尘。这时在外地工作的吴丹坤校长来师范，亲自与刘耕夫谈话，要他树立克服困难、百折不挠的思想，并指导他如何学习、自修。刘耕夫经过思想斗争又打起精神，树立起积极的人生观，决心为寻求真理而斗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学生们的抗日爱国运动更为高涨。刘耕夫看到祖国的河山被日本占领，怒火万丈。他积极参加游击示威，并组织同学们下乡宣传，唤起民众，成为运动的积极分子。 此时，一个叫陈留玉的同学，（滑县桑树人，后改为陈鑫），与刘耕夫很要好，经常谈些共产党领导暴动的事。如大名师范学生把反动校长或教员赶走了，还利用上浚县大伾山玩的机会，拿出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或传单让耕夫看，并问他有何见解，抱什么态度？刘耕夫联系吴校长过去讲的，深感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党，能推翻这腐败的旧社会，所以明确表示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8月，由陈留玉介绍，经当地的地下党领导人杨庆然，徐仲三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侯补其六个月。从此，刘耕夫成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与此同时，师范学校校长姚蔚东，则用尽一切办法贪污校款，扣压教师薪金，还聘请一些不正派的女教师（外号称“野鸡”大学生）。全校师生普遍不满，但敢怒而不敢言。刘耕夫抓住女教师讲心理课讲错一句话，当堂质问，羞的她满脸通红，恼羞成怒，下课后便去向姚蔚东辞职。校长把刘耕夫大加训斥，并让仁叔张培知老师叫刘耕夫罚跪。这些都没有压倒刘耕夫，反而更激起了他对校长的不满。他积极奔走，宣传鼓动学生，暗中贴校长的没头贴子，还用粉笔在墙上写校长的贪污等丑事，还到淇县城里托其大哥印了宣传单，这一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1932年12月，在党组织领导下，终于赶跑了姚蔚东。学生们游行示威，包围了浚县伪县政府，吓得县长李长庚，衣服都未穿好，即从后门跑出来。学生们一定要与县长谈判，刘耕夫等四个学生代表进入县长室。但伪县长竟用枪威吓学生，骂学生混蛋！说他们是受了共产党宣传，是“红帽”（即共产党）。刘耕夫正言厉色地质问伪县长：“县长是否还准我们说话？你讲理吧？为什么这样污辱学生！”李县长见学生不可欺，于是又改变了态度，叫传令兵拿烟倒茶，安慰学生们先回学校，一定查清严惩。学生们回校后，学校便被警察包围，下令要逮捕刘耕夫等七名学生领袖。刘耕夫等七人恰不在学校，虽未被捕，却被学校开除了。 失学后，刘耕夫常去淇门王舒苗家，因刘与王弟弟是同学，就将师范闹学潮被开除的情况告诉了王舒苗。王当时在农伍中学任教，听了后很是同情，对姚蔚东及伪政府的行为不满。从此结识了王舒苗，王舒苗常向耕夫介绍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及一些社会科学书籍，对于刘耕夫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帮助很大。恰在1933年，王又到师范任国文教员兼指导主任，王舒苗在校务会上提出“无条件收回被开除的七名学生”。他义正词严，加上舆论界的压力，迫使继任校长陵苒璨答应收回，刘耕夫等又回到了师范学习。 王舒苗是位思想进步，而富有正义感的老师。王到师范后，又组织学生、教师成立“学（生）教（师）联合会”，为改善学生待遇及教师增薪而斗争。刘耕夫仍是学生中的骨干，又一次与反动当局闹起来，继任伪县长任怀荣（外号叫“坏虫”），带十几支枪到学校，对学生训话，进行威胁。刘耕夫扯住任“坏虫”的大褂，王舒苗质问伪县长，什么叫越轨行为？他看势头不好，说了声，“你们师范的事情我管不了！”便溜走了。 1934年，刘耕夫由浚县师范毕业后，到枋城学校当教员。因带头反对校长社佑农贪污，又被学校解聘。 1935年，刘耕夫到浚县第五小学即丁堤口小学任五年级教师。一次县教育局督学刘茹芝到学校，刘耕夫正在讲课，没有停课去拍刘茹芝的马屁，督学以“思想不纯，资格不合”为由，将刘耕夫解雇。 尽管刘耕夫遭到一再的打击迫害，他没为此而退缩屈服，而更增加了他对反动派的仇恨，更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 三、组织滑浚淇三县人民抗日武装 为了收复国土，赶出日寇，刘耕夫决心投笔从戎。经过王舒苗介绍情况，他于1936年到察哈尔省寻找共产党员吉鸿昌的抗日同盟军。但到察省时，吉鸿昌早已经下野，只好到宋哲元领导下的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当学兵，后又调独立二十六旅三七六团当副班长。 这时“七七”事变已经暴发，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刘耕夫和王舒苗（此时王在三十八师任上尉书记）商量抗日。王见电报中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又在平型关打了胜仗，就让刘耕夫回家乡看看，准备在敌后开展游击。此时适逢二十九军开往焦作，刘耕夫到焦作后即退出该部。1937年12月，经扶轮小学地下党员韩秩伍介绍，刘耕夫到山西晋城我党组织的华北军政干校学习，校长刘子超，朱瑞、庄林、王振华等任教员。 经过短期训练，刘耕夫等七人被分配到豫北淇县、浚县、滑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因环境恶劣，一些人回了家。1938年4月下旬，刘耕夫返回太行山的陵川县找到了刘子超，汇报了情况。这时刘子超任太行南区游击司令，于是委派刘耕夫为晋东游击队长兼淇县抗日政府的武装科长，并委任淇县地方进步士绅李一尘为县长，并派庄林等带委任状及游击队公文一齐下山。路上因缺路费，刘耕夫卖掉了上衣。到淇县山区后，适逢国民党一战区长官部也到了淇县，还有国民党委派的淇县县长张景源等。一战区长官部只承认张景源的县政府，说他们是正统，不承认我们委派的县长。为了团结抗日，经庄林请示，我们让了步。 庄林回太行后，上级派刘惠岳和刘耕夫到淇浚滑三县活动，在滑县见到地方党滑县县委侯相谷、地委吴兰田（后叛变），共同研究了组织游击队问题。因春荒给养困难，决定在淇浚滑三县边界的卫河两岸比较富裕的地方成立抗日武装，并约定以后工作与侯相谷联系。刘惠岳回了太行，太耕夫即按照刘子超交待的方针、政策进行活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扩大抗日力量。先后联络了他的老师董乐山，还联络了浚县名绅孙至诚，以及许多同乡、同学和青年。为训练骨干，刘耕夫还派靖润生、王祥符等同志去滑县八里营抗日训练班当教员。这个训练班名义上是国民党濮阳专员丁树本和滑县县长车光远组织起来的，实际上训练班为我党所控制，为革命培养了人才。 1938年6月派王舒苗到浚县。刘耕夫和王一起去见侯相谷，共同研究建立了一支人民抗日自卫军。经相谷同意以后，刘耕夫、王舒苗、董乐山、孙至诚便召集他们的同乡、同学、亲戚、朋友、青年农民和青年学生组成抗日游击队。因为孙至诚当过伪省府秘书长，曾当过军阀冯玉祥、刘振华的秘书，当过偃量县、林县、安徽城县的县长等，社交广，影响大，号召有人听，所以让其出面当司令，刘耕夫任副司令，王舒苗任政治部主任，董乐山任参谋长。1938年7月初，在浚县新镇正式成立了“滑浚淇三县人民抗日自卫军”。自卫军建立了机构、刻了公章，在新镇大街刷写了自卫军联合抗日的大幅标语，抗日训练班的学员、教员也纷纷来参加。抗日自卫军一时间搞的轰轰烈烈，很有声色。滑浚淇三县人民抗日自卫军成立不久，时值我八路军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政委黄克诚）六八八团（团长韦杰、政委唐天际）来豫北围歼王自全、史华生、扈全禄等地方土匪和地主武装，抗日自卫军积极配合作战。 随着队伍的逐渐扩大，迅速发展到三个支队，一千余人，增加武器弹药成了困难。刘耕夫想方设法搞武器，他一方面在卫河上截击日寇军用船只，缴获武器；另一方面在司令部成立了交际处，由交际副官郭玉峰专门负责从大户和群众中明访暗查收集武器弹药。当时自卫军的政策非常严明，办事一视同仁。刘耕夫的岳父周歧昌是个大地主，家里有钢枪七支，不愿全交，后来被自卫军交际处全部给没收。 随着自卫军的不断发展，部队经费也不断增大，光靠上级拨给是不行的。刘耕夫一面派人缴获敌人的粮食，一面派人征收富户捐来维持部队生活。当时富户捐的征收是按具体情况而定的，有办法的地主多收，资产少的富农少收。司令部交际副官郭玉峰曾向他的老师孔庆贤一次征收十石小麦和一支短枪的富户捐。 抗日自卫军活动范围愈来愈广，他们不但与日寇斗争，还抽出人力做宣传工作。他们曾多次在卫河上袭击日寇运输船，缴获大量枪支弹药，粮食布匹。还组织宣传队到枋城、郭村、码头等农村唱歌演说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育群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打倒日本侵略者，不当亡国奴。并广泛发动群众，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支援抗日队伍。在抗日自卫军蓬勃发展的时候，刘耕夫发现孙至诚劣根未变，暗中捣鬼，企图将自卫军拉走，送给他的朋友——濮阳专员丁树本作人情。于是就和王舒苗商量对策，因当时自卫军已接受滑县县委领导，所以刘耕夫、王舒苗立即向侯相谷同志反映此情况。经多方考虑，认真研究，最后决定：第一，派中共党员张平甫到自卫军任青年干事。带上入党志愿书，发展新党员，派部队骨干；第二，为了防止孙至诚勾结丁树本强行吞并自卫军，决定立即投靠我八路军六八八团，并委托刘耕夫负责联系。刘在浚县找到了六八八团联络参谋李松林，说明原因，表示愿意接受该团领导，改名为六八八团豫北抗日游击二支队。李参谋说：只要是抗日队伍我们都接受。 刘耕夫回部队和王舒苗商量，准备先发制人，一起去找孙至诚，公开提出部队想投靠八路军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孙坚决反对，执意要投靠丁树本，并暗中与丁联系。丁派一个团四路纵队到新镇大街示威，企图收编游击队。情况紧急，派刘耕夫立即去找六八八团汇报。六八八团副团长谭健当机立断，遂派二营长冯志湘前往相助。冯营长带着二营三百余人连夜赶至新镇，掩护游击队。当时丁树本知道他虽有一个团的兵力，但是根本抵不过八路军正规部队一个营的，所以未敢黩武。孙至诚无奈，只好同意和平协商将部队分家。经过商定：愿投丁树本的就走，愿投八路军的就留下准备北上抗日打游击。最后，原收编的一部分杂牌队伍投了丁树本，剩下的几百人由刘耕夫带领成立了“豫北抗日游击二支队”，刘任支队长，李天军任副支队长，单独活动。 冯志湘带二营离开新镇以后不久，六八八团派联络参谋李松林到游击二支队任政委，还派了几个政工干部协助工作。由于日寇要集中兵力进攻浚县新镇一带，二支队就跟随六八八团向北转移。部队从新镇北上，经过铜山，裴营等村到大来店，又西进到淇县形盆、马圪垱、大李庄一带。五天以后，二支队又单独回到浚县裴营村。此时，由于浚县国民党县长马寒涛煸动，当地几十个村的红枪会人山人海包围了二支队，夺取了所有的枪支弹药。刘耕夫、王舒苗找熟人出面交涉，红枪会几个会首根本不听。因为二支队队员穿着各色各样的便衣，红枪会认为是杂牌军，扬言要用红缨枪全部挑死。在这关键的时刻，副队长李天军骑马在浚县王下务村找到了政委李松林汇报了情况。李政委带了几个战士骑马急驰赶到裴营，红枪会几个会首看八路军服装整齐，威风凛凛，而二支队与这些正规军有密切联系，吓得直说好话。不仅归还了二支队全部枪支弹药，四、五天以后，二支队和红枪会交成了朋友。后来，六八八团派骑兵到裴营联络，把部队带到内黄井店沙区活动。从此，二支队就跟随六八八团转战在华北大平原上。 豫北抗日游击二支队在刘耕夫带领下，跟随六八八团参加过多次战争： 1938年11月，部队开到山东省高堂县境内，城里住着许多日本侵略军。我六八八团得情报后，计划抽尖刀班，晚上进城，搞掉敌哨兵，消灭敌人骑兵团，然后袭击城内之敌。那天，抗日游击二支队的任务是守卫交通要道上的一座大桥，防止敌人逃窜。晚上，攻城开始，尖刀班摸进城内，杀掉敌人层层哨兵，在将要打开城门的时候不幸被敌人发现，双方战斗激烈，我尖刀班寡不敌众，撤出城外。我大部队同城内敌人展开炮战。我六八八团看到情况有变，不易取胜，于是就迅速而巧妙地抄小路撤走。而城内敌人摸不清头脑，倾巢出动，枪炮齐鸣，顺公路追赶。敌人追了数十里，折腾了好半天，未见我军人影，扫兴而归。 1939年2月，二支队随六八八团开到河北省威县，部队驻扎在香城固镇。香城固镇是一个南北两华里的大集镇，周围有寨壕而没有寨墙，是一个易攻不易守的地方。日本侵略军发现我八路军以后，准备发动进攻。我军得情报后，积极准备：二支队在后方警戒。守卫日军第十军和四十联队安田步兵中队派八辆军用汽车，载着二百多个敌人，气势汹汹地顺公路开到香城固附近。我军首长诱敌深入，给日寇布下了一个“口袋。”霎那间，枪炮齐发，战斗异常猛烈。日军不知所措，指挥失灵，被动挨打，乱作一团。我军当即摧毁敌军车五部，余下的残敌掉头鼠窜，我军乘胜追击，全歼了来犯之敌。 不久，部队开到河北省XX县林潘寨附近。据侦察，寨内住着汉奸王来贤的皇协军一、两千人。王来贤在该地区是个恶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地群众恨之入骨。二支队配合六八八团下决心消灭他，为民除害。经过精心部署，战斗在清早打响，我军趁敌不备，发起突然袭击，打进林潘寨，全歼了守寨之敌，活捉了王来贤的老婆，缴获了部分枪支弹药。但后来才发现，王来贤的司令部设在寨外的一个孤僻的大宅院里。于是，我军集中兵力包围敌人司令部，经过激烈战斗，敌人司令部所谓八十个精兵被消灭，王来贤落荒而逃。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敌人数百名，缴获步枪千余支，战马六十匹，当地群众拍手称赞，端水倒茶夹道欢迎我八路军。 1939年春，抗日游击二支队随六八八团转移到太行山活动。由于当时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二支队不少人离队回家，到山西长治整训时，二支队只剩下二百人。于是，六八八团党委决定，将二支队改编为该团一营二连，刘耕夫任连长，豫北抗日游击二支队即宣告结束。 刘耕夫组织的“滑浚淇三县人民抗日自卫军”虽然只存在几个月，但它活动广泛，从豫北到鲁西北、冀南都留下了他们战斗的足迹，影响很深。它唤起了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特别是卫河两岸的广大青年，为了抗日，拿起武器，奔赴抗日战场。这支民众抗日武装，不但直接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而且为后来发动群众，一致抗日，起了良好的带头作用，也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英勇善战赤胆忠心 刘耕夫同志，在战争年代，不怕流血牺牲，作战勇敢，作风顽强、对党赤胆忠心。1943年10月，刘耕夫调任中共四县边工委委员。并任延浚汲淇四县边办事处统战科长。1943年秋开始，我冀鲁豫四分区部队在各县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进行了卫南战役，先后消灭了日伪杂牌军近万名。但是盘踞在滑县沙店的伪二十三师之一部和滑县伪保安三大队尚固守在滑县沙店集。沙店是战略要地，西通汲县城，东通马兰集伪据点，南通封丘县，北通滑、浚两城。这个镇由于敌人驻扎，切断了四县边与地委、分区的联系。为此，分区首长决心拔掉这个据点，1944年3月，冀鲁豫四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张国华，指示中共四县边工委，要利用关系进行策反工作。刘耕夫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他不避艰险，带领侦察人员，化装后进入了沙店，利用旧时同学关系，与滑县伪保安第三大队副大队长刘尚德和大队长苗清华的三姨太太取得了联系（苗清华当时在滑县城内）。并通过刘尚德了解到敌人在沙店的布防情况，地形及工事绘成草图。分区首长掌握敌情后指挥部队于三月三十日向沙店发起了进攻。经过两天的激战，伪二十三师等部在敌援兵的协助下向滑县和汲县逃窜。滑县伪保安第三大队，由于刘耕夫反复宣传我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晓以民族大义、成功地进行策反工作，在副大队长刘尚德的率领下，于四月一日正式宣布起义。苗清华也于该部起义后的二十多天，从滑县城返回，归顺我军。 这支起义部队，很快被编入我军序列，命名为“延浚汲淇四县边区游击大队。”苗清华、刘尚德分别任正副大队长，中共四县边工委书记先贤兼大队政委。刘耕夫被任命为该大队副政委，他是这支部队党的主要领导人和政工干部，为团结改造这支起义部队做出了贡献。四县边游击大队在战斗中成长、进步很快。在开展对敌斗争，保卫边区，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宣传组织群众，征收公粮，组织战勤工作等方面，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战功。 刘耕夫有勇有谋，智勇双全。他先后参加过上百次的大小战斗，总是临危不惧，指挥若定。1944年7月的宋庄伏击战，是在游击大队成立不到三个月时，深入敌占区进行伏击。初战获胜，得敌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支，子弹千余发，俘敌十余名，我无一伤亡，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之后又多次指挥部队以少胜多歼灭敌人。 有一次，刘耕夫和几个同志带着宣传品去敌占区进行宣传，途中被伪军盘问，要检查。刘耕夫十分沉着，随机应变，说我和你们的司令是熟人，还训斥了伪军一顿，伪军们被镇住了，赶快放行。还有一次，即打沙店据点前，分区张国华政委让刘耕夫带分区十六团杜团长，一个侦察股长和两名突击连的连长，深入敌据点内去侦察地形。几个人经化装出发了，在沙店附近，遭到伪军哨所的盘问。刘耕夫机智沉着，骗过了敌人，进入了敌人据点内，完成了侦察任务。在战斗的岁月里，刘耕夫为了党的事业，把个人生命安危置之度外，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五、为我军的现状化建设鞠躬尽瘁 1949年5月，刘耕夫由三五七团参谋长调到分区教导大队任大队长。他一方面抓训练提高学员的政治军事素质，一方面抓行政管理。他亲自下伙房研究改善生活，帮助伙房改炉灶，抓节约，取取了显著的成绩，受到平原省军区的通报表扬。 新中国成立后，他深知胜利来之不易，也感到建军建国的责任更重了。他一心想着建设好我们的军队，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他处处以身作则，在1950年的生产中，他带头开荒受到分区的通报表扬。他任新乡军分区作战科长时，亲自带领工作队下到各县剿匪。在三反运动中，他积极领导，分析情况，掌握政策，受到分区党委的大会表扬。 1952年4月，他进入南京总高级步校深造。两年后留校担任教员。由于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通过正规的理论学习，所以他无论担任总高级步校的师资训练的教员。还是担任战术教授会的教员。都能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的讲课，学员们听得懂，记得住。他为培养我军中高级指挥员，为我军院校建设，为部队的战斗化和正规化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61年后，刘耕夫先后担任过总后勤部大同办事处司令战勤处长，军务处长，训练处长。1971年12月，他担任后勤第五分部副部长。不论职务如何变动，他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积极工作，不怕艰难困苦，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患高血压病的情况下，仍顽强的坚持工作，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 刘耕夫同志，襟怀垣白，光明磊落，敢于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是一个党的观念强，组织纪律性好的优秀党员。1955年审干时，刘耕夫曾被隔离审查。他不怨恨党，相信党会落实清楚的。“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林彪、四人帮的打击迫害。他坚信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他不屈服于压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粉碎四人帮后，党为刘耕夫落实了政策，改正了强加给刘耕夫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了他的政治荣誉。党龄从1932年8月算起，按正师职待遇。他虽然于1979年元月离休，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关心党的事业，热情关怀新干部的成长，支持部队建设。由于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82年3月21日病故。 刘耕夫同志在五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对党忠心耿耿，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努力奋斗的一生。 赵树人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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