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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传播与文明演进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书笔记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书，与《瘟疫与人》《鼠疫》并列被认为是最适合在疫情期间看的书。 这本书试图从一个大的历史半径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文明进程是这样安排的，病菌/毒与人类文明演进的关系是什么。 作者是一个研究胆囊的医学研究者，但对地理和鸟类特别感兴趣，工作之余经常去新几内亚等岛屿上进行鸟类的观察。在大量的鸟类观察及伴随而来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作者和许多当地人也成了朋友。 1972年7月，作者在新几内亚当地研究鸟类的演化。在一次沙滩散步中他遇到了一名叫做亚力的当地政治家。亚力向作者问了一个问题： 在过去的几万年里，他的人民的祖先是怎样到达新几内亚的？在过去的200年中，欧洲的白人是如何开拓新几内亚？为什么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运到新几内亚，而黑人们却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货物？
亚力的问题就构成了作者探求和思考的动力，也是这本书试图解释的核心问题。 这个问题是一个关于人类文明演化的基本问题，由此还可以延伸出其他问题： 为何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是以今天这种面貌呈现，而非其他形式?例如，为什么越过大洋进行杀戮、征服和灭绝的，不是美洲、非洲或澳大利亚的土著，而是欧洲人和亚洲人? 以及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墨西哥土著社会蓬勃发展，重商主义没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风靡盛行，科学研究没有在古代中国备受推崇，先进技术没有在北美土著社会落地开花，致命病菌没有在澳大利亚土著群体中演化出来? 作者进而对核心问题进行概括，也是全书的主题：为何不同大洲上人类发展的速度如此不同?各大洲迥异的发展速度构成了人类历史最普遍的模式。 在回答这个核心问题之前，作者先否定了几种盛行的观点： 第一种盛行观点是人种或民族优越说。 这种观点也是较长时间被西方人接受的观点，因为民族的优秀，所以欧洲率先产生了更为先进的文明类型。民族的优越说还成为纳粹发动屠杀的正当理由。
对这种观点作者当然进行反驳。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的祖先问题已经有了突破性进展。1987年，权威杂志《自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称“所有的线粒体DNA都来自一个女人”，而她活在大约20万年前的非洲。人类的同共祖先是非洲智人，非洲智人大约是在7万年前，开始从非洲走向欧亚大陆，所到之处屠杀了原先这些大陆上居住的其他类型的智人，如尼安德特人。 现在地球上的所有人类都是智人的后代，因此，不存在某些民族更为优越、某些民族是劣等的可能。
另一方面，作者在长期的人类学观察中发现，新几内亚、美洲、非洲的当地人智商并不低，甚至比他周围许多白人聪明，尤其是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本领非常强。
第二种盛行的观点是欧洲人在武器上先进。 武器的先进是许多人接受的观点，也是我们曾经用来解释甲午战争、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 但作者提出的反驳是：武器先进只是结果，并不是真正原因；且武器先进不足以解释殖民者绝对悬殊的以少胜多。
如1520年，西班牙侵略者科尔特斯只带了不到600名手下，就征服了拥众数百万的阿兹特克帝国，武器的优越不足以解释600人战胜百万人。 以及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美洲的土著印地安人的人口在5千万到1亿之间。后来90%以上的印地安人灭绝的，这样大量的灭绝并不是单纯屠杀能造成的。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极为力量悬殊的以少胜多呢? 作者给出了切中本书主题的答案：病毒。 科尔特斯600多人横扫百万人，不是靠武器先进，而是天花病毒。西班牙殖民者身上的天花病毒让几十万人丧命，即便活一来的阿兹特克人也被吓得魂飞胆丧，认为科尔特斯有神灵护佑，很快就投降了。 而美洲的印地安人也并不主要由于殖民者屠杀造成，而是死于欧洲人带去的天花、麻疹、霍乱、伤寒、鼠疫、流感、白喉等严重的传染病———它们这些杀人魔王使得美洲土著90％的人口毁灭。 可见，病毒是造成民族灭绝的主因。
紧接着，作者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美洲、澳洲、非洲土著把致命病毒传给欧洲人，而是欧洲人传给美洲、澳洲、非洲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人类文明的演进直接相关。作者有大量的论述，我把他的论述逻辑简化如下：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人类的致命病毒都是从哪来的? 答案是：基本都是动物身上的。 大部分病毒在动物身上都没事，但一旦从动物身上转移寄居到人身上，就会对人产生健康或生命的影响。 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常见病毒与动物的关系： 表：动物与病毒的关系
作者在这里进行了非常精彩的关于病毒与人类的互动关系的论述。 从人类角度看待病毒：病毒会杀死人类。 但从病毒角度来看：病毒和人类一样是物竞天择的产物。 作者从医学和生物学角度解释了病毒让人类生病的原因：通过咳嗽、打喷嚏、拉肚子等，让病毒（微生物）传播给更多的宿主。 从人类角度看，器官溃烂、腹泻和咳嗽都是“病症”，而死亡则是最为严重的后果。 但从病毒角度而言，病菌与宿主同归于尽的结果纯属意外，是积极传播的副产品。 也就是说，病毒的最终目标并不是杀死人类（宿主），而是传播。
从人类角度对抗病毒，常见的方式是以注射死亡或效力减退的菌株来使抗体生成，免除疾病之苦。这也是疫苗的来源。 但病毒也不傻，病毒也在随时变异，疫苗很快就跟不上病毒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流感疫苗每年需要打的原因。 在病毒与人类的互动关系问题上，作者在书中给出了如下的基本结论： 1.病毒的目标不是杀死人类，而是寄宿在人类的宿主上，并希望得到最多的传播，因为杀死人类对病毒不利 2.病毒为了达到更多的传播，会越演化越减少致死率 3.欧洲人、亚洲人向美洲人传播病毒而不是反向，是因为欧亚大陆驯化的动物种类多于美洲，欧亚大陆的人已经经过这些病毒的群体免疫
接下来，作者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欧亚大陆驯化的动物更多? 答案是：欧亚大陆比美洲更早建立起农业文明。 因为驯化动植物就是农业生产方式，农业文明肯定驯化了更多的动物。 与狩猎采集相比方式相比，农业文明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农耕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可以提供定居生活，而只有定居生活才更有概率发明出文字、建立政治组织等复杂的机构，才能建立高级的文明。
作者在这个基础上又进行了追问：为什么欧亚大陆会更早建立农业文明? 答案是：地理原因。 书里写了一大串，简单来说就是非洲智人首先走到欧洲，欧洲与亚洲是一片大陆，可以走过去，而美洲、澳洲都有海洋相隔，在人类未懂建造使用船只之前无法到达，导致美洲、澳洲的文明比欧亚大陆晚了几千年。 而本身非洲是智人的产生之地，也是最应该首先产生最高级文明的地方。事实上非洲原先也产生了农业文明，但后来气候突变沙漠化，农业文明就此中断。
又是地理决定论。但地理真的好有意思啊。以前读中学时怎么没发现地理是这么有意思的科目。塔斯玛尼亚、法罗群岛、新几内亚、马绍尔群岛……这些地名足以带人去到充满无限想象的远方。 最终，作者的基本观点和结论是：人类各族群通过征服、流行病与灭族行动而互动的历史，就是塑造现代世界的力量。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来看，病毒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塑造作用。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雅典瘟疫，直接导致了雅典战败，希腊文明由盛转衰。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对瘟疫进行了如下描述：“身强体健的人们突然被剧烈的高烧所袭击，眼睛发红仿佛喷射出火焰，喉咙或舌头开始充血并散发出不自然的恶臭，伴随呕吐和腹泻而来的是可怕的干渴，这时患病者的身体疼痛发炎并转成溃疡，无法入睡或忍受床榻的触碰，有些病人裸着身体在街上游荡，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甚至狗也死于此病，吃了躺得到处都是的人尸的乌鸦和大雕也死了，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了指头、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
伤寒、天花、麻疹等安东尼瘟疫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导致了罗马帝国本土1/3的人口死亡，被认为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 公元5世纪地中海世界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鼠疫，即查士丁尼瘟疫，导致东罗马帝国元气大伤。 而从1347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鼠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被认为是改变整个欧洲历史的一场瘟疫。
黑死病首先是让人的观念和社会状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有所描述：极高的死亡率，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幸存者往往采取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态度，更加注重活在当下。 在那种情况下，教廷的权威被松动，《十日谈》里有大量的反宗教和讽刺宗教的内容，被称为文艺复兴的宣言书。后来一系列文学艺术作品将关注对象从抽象的彼岸转向具体的人类，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展开，欧洲从此发展社会转型。
黑死病还促进了医学科学的发展。让人类用科学来对抗致命的病毒，并引发了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革命，包括城市的下水道、干净水源、消毒措施，都是那时得以建立。 在探讨了书中的核心主题之后，作者专门对古代中国与欧洲进行对比。 作者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李约瑟难题的其他版本：为什么航海技术最领先的中国，未能东渡太平洋，登陆美洲西岸?为什么技术先进的中国会被原本落后的欧洲赶上? 作者从直接历史素材的角度给出的解释是：郑和下西洋后，朝中大臣与太监斗争占上风后，取消船队，并颁布禁海令。 作者由此发出了如下感慨：“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只要一个决定，就可以使全中国的船队停摆。”
作者将哥伦布的成功作了比较。 意大利人哥伦布，曾效忠法国安茹公爵，后来又为葡萄牙王国服务，二者都没有支持他向西探险的请求。哥伦布后来找了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获得批准。 作者解释了哥伦布成功的原因：“正因为欧洲是分裂的，哥伦布才有机会在四次失败的尝试后，最终说服几百位君主中的一位来资助他出海。班牙成功后，其他国家也加入行列。大炮、电灯、印刷术、小型火器及不计其数的发明，都有同样的流传逻辑。”
作者进一步得出结论：权力集中造成发展停摆。中国在近代史上丧失政治与技术的优越地位，根本原因是古代中国长期统一与欧洲长期分裂。而欧洲的分裂与中国的统一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中国朝廷决定搁置的不只是远洋航行：比如，14世纪时放弃发展一种精巧的水力纺织机，硬生生地从工业革命的边缘退了回来；中国的机械钟制造一度世界领先， 在15世纪晚期之后放弃了制造，不再发展机械与技术。 作者在这部分的最后是这样总结的：中国的地理条件最后让古代中国付出了代价——只要统治者一个决定，可能阻滞创新，这样的事史不绝书。 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每个小国都是一个创新中心，要是一国没有接受的创新被另一国采纳，邻国也不得不跟进，否则就会落伍或被淘汰。欧洲的地理障碍足以妨碍统一，又不至于妨碍技术与观念的流通。在欧洲从未出现像中国一样，能够决定全欧洲命运的统治者（查理大帝、拿破仑、希特勒，以及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不过拥有欧洲一半土地）。
最后再总结一下《枪炮、病菌和钢铁》这本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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