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众所周知，二战期间美军对德战略轰炸损失惨重，大量飞机被击落击伤，空勤人员的伤亡也很大，很多机组成员是第一次执行任务就被击落了。本文主人公比利·利文斯通就是这样，接下来将用第一人称视角介绍他这唯一一次出击经过。 我叫比利·利文斯通，在第95轰炸机大队第334中队担任自卫机枪手。1944年11月2号，我参加了轰炸梅泽堡的洛伊纳炼油厂的行动，这是我第一次任务，也是唯一一次。 事情还要从一个多月前说起，那时我刚加入第95轰炸机大队，成为了一名“机枪手教官”。 我们在巴斯附近的皇家基地的机枪位上训练了一周，其余时间都在等待从美国运来的新型“训练设备”，非常无聊。 后来我才知道，“机枪手教官”这个头衔是个幌子，是“替补机枪手”的委婉说法。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期待飞行任务。
▲利文斯通中士身材高大，他在第95轰炸机大队担任替补机枪手。 有一天，第334中队长哈里·康利少校找到了我：“'奥雷忧虑鸟’号的机鼻机枪手病了，您愿意顶替他一次任务吗？” 这不就是绝佳的机会吗？我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康利少校看上去松了一口气，说道：“很好，去领一套飞行服，明天早上五点去简报室，安排你进行一次训练，后天出发执行任务。”
▲“奥雷忧虑鸟”号机组成员合影，后排从左到右：希尔（顶部炮塔机枪手）、考利威尔（投弹手）、波佐洛（机长）、麦克尼尔（副机长）等 很快就到了出任务的日子了，1944年11月2号，大队350名空勤人员挤在烟雾弥漫的简报室里，简报官说：“小伙子们，我们大队的目标是梅泽堡的洛伊纳炼油厂。” 空勤人员们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叹息声，我还一脸懵逼：“德国空军不是已经消失了吗？怎么还垂头丧气的。”但是感觉似乎被中队长忽悠进坑里了。实际上德军在梅泽堡部署了大量防空炮，危险程度仅次于柏林。 准备完毕后，准许起飞的信号弹划过机场上空。黎明时分，“奥雷忧虑鸟”号B-17G（42-102678）呼啸着飞上了英格兰的天空，在8800米高度朝目标飞去。
▲1944年11月2号，第95轰炸机大队的目标为梅泽堡的洛伊纳炼油厂，位置如图所示。 我坐在机鼻最前面的投弹手座位，操作下颚机枪，同时还负责拨动投掷炸弹开关。整个中队只有领航机有投弹手，其余人员看到领航机投弹拨动开关即可。 飞机在厚厚的云层上飞行了近5个小时，快到目标时需要解除炸弹保险。我将氧气面罩连上一个手持式氧气瓶，来到炸弹舱狭窄的过道上，两侧各挂了5枚227公斤炸弹。 完成这项工作后，我回到了机鼻，在解除保险的10分钟时间里，下面的云层已经变得很稀薄了，可以辨认出河流和森林，但敌人也可以更好地瞄准我们。
▲投弹手和领航员的工作示意图，俩人都得操作自卫机枪。
▲B-17G机鼻处，是投弹手和领航员的位置，视野非常好，投弹手还兼顾操作下颚炮塔。
▲B-17G的炸弹舱，两侧挂载着炸弹，中间只有一条很窄的通道。 11点45分，我看到正前方出现了一朵小黑云，与此同时机长威利斯·波佐洛中尉在无线电里大喊：“小心高射炮，12点钟方向！” 无数高射炮弹在我们飞行航线上爆炸，而轰炸机大队必须穿过弹幕才能到达目标上空。周围到处都是黑色的烟雾，跟之前看到的新闻片一模一样。 “还有一分钟抵达目标。”领航员鲍勃·斯特拉坎镇定地播报道，这是他第24次任务。此时耳机里传来了命令：“打开炸弹舱门。”我照做了，同时紧盯着领航机不敢分心。 没过多久，信号弹从领航机的炸弹舱中射出，我把手放在投掷开关上。紧接着领航机投下了10枚炸弹，我也拨动了投掷开关。 投弹后的飞机轻了两吨半，瞬间向上跃升，我能很明显地感受到超重。整个中队开始右转，逃离高射炮弹幕区。
▲B-17G编队冒着德军的高射炮投弹，可以看到炮弹爆炸的黑烟，一架B-17G已经被击伤了。 然而还是有炮弹命中了“奥雷忧虑鸟”号，十分颠簸。几分钟后我发现了异样：我们的飞机比其他飞机低了300米，而且还掉队了。 这时机长威利斯·波佐洛在无线电里说：“我们的1号和3号发动机被命中了。3号不能顺桨，肯定是液压管路被打坏了！”顺桨可以减小飞行阻力，否则会影响速度和高度。 中队的其他飞机逐渐消失在了地平线，只有我们落在后面。我心里有些难受，担心无法顺利返航。 无线电员托尼·卡彭技术军士不得不保持无线点静默，更不敢呼救，怕引来敌机。幸运的是有两架P-51发现了我们，在“奥雷忧虑鸟”号上方护航。 飞机上的电力系统也出故障了，无线电通信中断，电动炮塔无法使用，发动机增压器也不再工作了。“奥雷忧虑鸟”号下降到了大约760米高度，速度也很慢。
▲这架B-17G的3号发动机被击伤，冒出了青烟，高度和速度都在下降，逐渐掉队。掉队的飞机是德军战斗机很好的目标。 在机鼻的我不知道机舱里的情况，后来才知道那里已经乱成一团了：当飞机开始掉高时，腰部机枪手以为要坠毁了，试图打开逃生舱口，但是被卡住了打不开。 被困住后，机舱中部几个人一合计，决定扔掉球形炮塔，这样就会有一个直径一米多的逃生口。 他们先把球形炮塔机枪手拎出来，然后释放了炮塔。无线电员托尼·卡彭背着降落伞，坐在地板上，双腿悬在洞口处。 这时腰部机枪手利奥·莫泽中士错误地喊道：“飞机快失控了，快跳伞！”卡彭就顺势滑了下去，一朵伞花绽放在空中。
▲B-17机组成员跳伞位置示意图。投弹手和领航员从机首舱口跳伞，两个飞行员、顶部炮塔机枪手和无线电员从炸弹舱逃生，两个机枪手从射击口逃生、尾部机枪手从尾部舱口逃生。 我和领航员鲍勃·斯特拉坎不知道这一切，还坚守在岗位上。由于航向表失灵，斯特拉坎无法确定飞机的具体位置，他不断向外看地形地貌，然后对比航图，试图通过地景导航判断位置。 半小时后，大约是下午13点，两架护航的P-51燃料不足，向我们摇摆机翼示意，然后就朝英国返航了，而我们还挣扎在德国西北部的平原。 15分钟后，机长威利斯·波佐洛发现了一个小型简易机场，决定在此迫降。我们都清楚在敌人国土的机场迫降的风险，但如果飞到了荷兰或比利时前线，就有可能被击落丧命。
▲两架P-51B掩护一架受伤的B-17G返航的绘画，掉队的轰炸机是德机最好的目标。 “奥雷忧虑鸟”号在跑道上空盘旋了十多分钟，机械师雷蒙德·希尔手动摇下了一个起落架，但是另一个被卡住了，他正在想办法排除故障。 与此同时，我意识到要破坏诺顿瞄准具，于是做出手枪的手势，向斯特拉坎示意。斯特拉坎摇摇头，指了指他的胯部说：“我也没有手枪。” 有的空勤人员认为，如果携带手枪，被俘时会有很大麻烦，而且执行任务时也用不上，所以就不带上飞机了。 斯特拉坎提醒我说：“把它扔下飞机，肯定可以摔坏。”我同意了这个想法，于是爬向机头处的逃生舱口并打开了舱门。 斯特拉坎拆下了瞄准具，从舱口扔了下去就返回了岗位。我看着瞄准具下坠，越来越小直到消失。
▲著名的诺顿瞄准具，轰炸精度号称能让炸弹从三万英尺高空投下命中泡菜桶，然而实际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但仍然是美军高度机密装备。 完事之后我关上舱门，开始向机鼻爬去。这时斯特拉坎指着我身后喊道：“利文斯通，快跳伞。” 我顺着他所指的方向回头看，副驾驶巴特·麦克尼尔少尉蹲在刚刚关闭的逃生舱门，拉了红色的把手，舱门立即飞走了，然后他一头扎进了天空中。 当我转过头来看斯特拉坎时，他示意我跟着麦克尼尔少尉跳出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为何副驾驶会跳伞。 来不及想，也没有时间害怕，我爬回了敞开的舱口，起身蹲着滚了出去。跳出机舱后我才意识到情况有多严重： 一架Fw-190战斗机开始从下面攻击“奥雷忧虑鸟”号，而飞机开始以45度角进行俯冲，不断有队友从机舱里跳伞逃生。
▲描绘在Fw-190攻击下，B-17成员跳伞示意图，注意机首逃生舱口的位置，舱门处于打开状态。 我没有像训练时那样数到10再开伞，而是立即拽开了胸前的手柄，仿佛有人使劲往上提我一样，降落伞打开了，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天上一共有7朵伞花，间距并不大。 “奥雷忧虑鸟”号越来越陡峭地坠向地面，30秒后它撞上了一公里外的树篱，腾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焰和黑烟。 几分钟后，我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队友们的落点都很近。第一个着陆的副驾驶麦克尼尔少尉摔伤了腿，我们都聚拢在他身边，一边包扎伤口一边商量对策。 下午14点，一辆军用卡车在离我们10米处停了下来，十几名国防军士兵将我们俘虏。好在麦克尼尔少尉被送进了医院，剩余6人正式开始了战俘生活。
▲跳伞后被俘的美军轰炸机飞行员，注意德军士兵手里拿的MP-40冲锋枪。 在接下来的6个月时间里，我们被辗转关押各处，最后一个营地是巴伐利亚南部的Stalag VII / A战俘营，在那里我遇见了从球形炮塔出口逃生的无线电员托尼·卡彭。 战俘们住得很不好，总是挨饿受冻。1945年4月29号，数架P-51战斗机在战俘营上空盘旋并摇摆机翼，示意战俘们找掩护，然后开始来回扫射。 空袭结束后，一辆谢尔曼坦克冲破战俘营大门，步兵紧随其后，这是巴顿将军的部队，我们解放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