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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军交战想要速战速决，就要一举攻入对方的指挥营，取对方将领首级，便能摧毁其士气，使其军心大乱。 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是一样，首都被敌军攻占，颓靡之气便可瞬间弥漫整个国家。 国都的抉择，对一个国家来说极为重要，建都之地为一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它的选定，也将影响国家命运，兴衰存亡。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伊犁这个西北边陲之地，曾经也被国父孙中山于1899年列入三大定都城市之一，甚至他还曾断言：“中国若定都伊犁，便可能称霸亚洲！”  孙中山选定“三城”为都城的过程“谋本部则武昌，谋藩福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 这几座城市，除了西安以外，没有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定都之地，武昌尚且是古军事重镇，伊犁的出现实在让人费解。  19世纪末期，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孙中山夜不能寐。 对于李鸿章来救清政府，救中国的愿望已经破灭，他决心“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创立联合政府，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 此时的孙中山眼看着西方列强势力威胁着国家安全，保住首都安全的愿望愈加强烈。 1899年，孙中山的住宅内。 “若是改朝换代，该定都何处？”孙中山手中捧着一杯茶，面色凝重地问道。 坐在他对面的是朴学大师章太炎，同样流亡于日本，二人偶然相识，因都怀有救国之心，便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 章太炎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提出了“革命成功之时，应当将都城定于武昌”的观点。  “武昌”为今日的武汉，湖北在当时是清政府新军的驻扎点，武昌又是湖北首府，这座城攻下，意味着整个中部地区就被拿下了，战略位置险要。 同时从自然条件来讲，武昌位于中国中部的江中平原，水陆交通发达，享有“九省通衢”的赞誉，不仅有利于经济往来，贸易发展，在物资运送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一旦作战，通道更多，辐射全国的范围也会更广。 武昌北接襄阳，南达河洛，东通江浙，四通八达，再加上长江天堑的阻挡作用，如果不是南北割据，武昌根本不会受到威胁。 倘若在这里定都，对均衡南北地区的势力有着明显作用。 听罢，孙中山给出了“定鼎者，南方诚莫武昌若”的评价， 对于定都武昌，他本身是持赞同看法的，以当下情形建都武昌或许是再好不过的，能达到固守本国的目的。  当章太炎误认为讨论告一段落时，孙中山随即沉思片刻，对于选定都城，说出了西安以及伊犁另外两个地方， 或许是因为其中的原因深深触动了二人，使得这场对话不仅被章太炎写到了作品《訄书》中，也被孙中山特意写进《与章太炎的谈话》文章中。 孙中山提及的三个建都之地，其中有着递进式的关系，武昌解决的是当下的困境；西安建都，维持的是秦汉以来的藩服朝贡制度；伊犁建都，则是为了称霸亚洲。  西安为十三朝古都，历史文化悠久，自然资源丰富，曾受到众多统治者欣赏的西安，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西安建都”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民心所向。 尤其在彼时各民族人民冲突不断，于西安建都，对于统一与制衡整个华夏大地与边疆或许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而备受瞩目的“伊犁建都”这一意见，从1899年被孙中山提出后，到了1912年武昌起义结束后，清政府垮台，正式面临建都时，却不再被他提及。  看似被“冷落”的伊犁，实则被看好彼时的他，在和袁世凯进行谈话时表示：“谈及迁都问题……将来或武昌、或南京，否则开封。” 1912年4月，孙中山也在武昌发表演讲，述说建都武昌的优势条件“枢轴总览水陆交通，西连巴蜀、滇、黔，北控秦晋伊洛，实乃天府重地。” 孙中山并未更多提及伊犁，最后的建都之地也并非伊犁。 最后定都南京，并不是孙中山本人敲定的，却也不算是违逆了他的想法。 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因黄兴、孙中山等人身在海外，最终在革命联军攻下南京后，或许是出于“反清复明”思想的影响，众人便将南京当作了都城，所有军国大计都在南京举行。 似乎孙中山及其他人都已经忘记了当初被盛赞“可以谋大洲”的伊犁，“伊犁建都”对于孙中山而言，实际上并非是一纸空话，而是在当时一个不切实际的“梦”。  全世界常见的首都区位类型中，有一种类型叫做“版图中央型”，指的是都城与边远地区的距离均衡。 这种类型的好处在于： 其一，方便了国家的行政管理。 其二，缩短了中央政府与边远地区人民之间地理上和心理上的距离，使得国家政治中心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如西班牙的马德里、意大利的罗马、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均是这样类型的都城。 而从平面位置看，伊犁恰好处于一统亚洲的区位潜力，以伊犁作为备选都城，充分体现了孙中山的格局和野心。 如今的我们，或许早已接受了各发达国家占据主导位置，中国虽为大国，却也没有了古时候扩张疆域的念头，更加崇尚和平发展。 这对于一度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并曾以“闭关锁国”的国家政策，企图使优势地位存续的中国以及它的统治者来说，中国当时的由盛转衰，让孙中山等人内心的“不甘心”无限放大。 对于保持大国地位，在亚洲重振雄风，孙中山有着无限渴望，将视野放在伊犁，南北西三方都可以靠我们的强大辐射力控制，不失为一种深谋远虑。  而让人不禁唏嘘的是，彼时的中国距离这个目标距离甚远，中华民国若要完全开发伊犁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伊犁建都，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是不切实际的。 孙中山只能暂且搁置伊犁，转向南京、西安等地，但对于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他没有轻易放弃。 1912年6月，孙中山在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开始投入到全国铁路建设当中，在看见铁路规划的那一刻，便发出了严厉谴责：“仍为腹地狭隘之计划”，并规划出了三条“真干路”。  其中第二条的线路为：起于扬子江口，由江苏至安徽、河南、山西、甘肃，超过新疆而迄至于伊犁，并强调，要使得“伊犁和山东恍如毗邻”。 同时，孙中山早已有了在伊犁地区建设配备铁路和水利工程的想法和建议，只不过因为彼时中国的形势，未能彻底落实， 但也成为了21世纪后，国人建设伊犁的侧重点之一，伊犁河、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水土开发逐渐被重视起来。 伊犁气候恶劣，孙中山便提出了砍伐树木，通过骏马等方式进行经济往来。 孙中山为何要如此不遗余力地发展伊犁，除了其亚洲中心位置的区位优势，到底它有着什么样的魅力，会被孙中山一眼看中，选入建都名单之首？  伊犁被看好的诸多原因在地理位置方面，伊犁是亚欧大陆桥中国境内的西桥头堡，是中国西部面向国际的主要通道地区， 就伊犁全州而言，边境线长达2000多公里，相毗邻的国家众多，沿边有巴克图、吉不乃、霍尔果斯等八个国家一类口岸。 这对于封闭了许久的中国而言，是打开局面的重要窗口，是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 后来经过开发建造，真正实现了从伊犁出发，中国的车辆可以开到阿拉图，开到中亚各国的目标， 他们也可以利用公路运输网，来到中国，甚至进入到中国的内陆。 同时，伊犁有着“塞上江南”的美誉，境内的伊犁河滋养了这片土地，水草丰美，草原辽阔，对于发展畜牧业有着重要潜质。 它的丰盛远不止于此，相比于“人有我优”的自然资源，伊犁地区有着不少“人无我有”，或者说别处少有的矿产资源。 伊犁地区所发现的矿产多达86种9类，其中金、铜、铁、煤、铅等矿藏储量在新疆占有重要份额， 早在清代，这里的铅就已经被用于制造军火铅丸了，乾隆皇帝还在这里建设了铅场，为清朝军火库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储备。 伊犁在乾隆年间，还担任起了制造钱币的重任，当地采铜业、冶铁业、煤矿开采业等重工业的发展，为清朝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小的支持。  不仅如此，就连都城选择中的“风水”问题，伊犁都具备着一定的优势， 中国人讲究在有山有水的地方安家，对于国家而言，便是将首都安置在这样的地方，便有了保护人民安康，国家昌盛的美好寓意。 而这也不仅仅是一种“迷信”，有山有水意味着这里的地形地势颇具特点， 外来人员一时间难以摸清当地的情况，易守难攻，本来建都在边境地带危机重重，却也被这里的地势所化解了。 不得不被重视的伊犁区位优势、丰沛的资源等是孙中山赞赏伊犁的重要原因，但促使他相比于其他待开发地区，更加重视伊犁各项建设的原因，则是伊犁地区可能带来的国防危机问题。 19世纪末期，作为西北边陲地区的城市，伊犁备受外敌侵略的烦扰，外来侵略者可以从周边国家进行军事渗透，还可以从黑龙江流域侵入，直达新疆陆地边疆地区。 “俄人野心勃勃，趁机待发……”当时的中国还在防备着沙俄来到西北边境进行分裂活动，新疆地区地形地势复杂，内陆地区想要派兵及时支援也存在不小困难，对于边境地区的国防建设，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才能够真正的有备无患。 同时，伊犁境内的少数民族众多，孙中山在开国之初便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而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位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为民族之统一。” 若是能够在伊犁建都，也会便于对于少数民族的管理，对可能产生的动乱严防死守，避免被不怀好意之徒趁虚而入，让国家陷入动荡不安。 总结一个地区建都所具备的自然条件、地理条件、社会文化条件及经济条件，伊犁或多或少都具备，并且极具未来发展空间，伴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伊犁也在缓慢的发展着，一步步将它所具备的强大实力展现给世界。 目前大西北开发如火如荼的进行，当地资源的广泛应用，都在无声的向世界证明，当初孙中山的眼光是多么独到，多么长远。 若是未来有一天，伊犁实现了全面开发与建设，“万事俱备”之时，以其作为都城的中国称霸亚洲的梦想也即将实现。 不过，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针的驱使下，即便我们真的做到了这一目标，面向世界各国也将和平友善，兼容并包，共同世界地球村的全面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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