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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起泉州人的性格，大多数人会不假思索的说道“爱拼敢赢”，尤其是叶启田的那首《爱拼才会赢》，已经成为世界各地泉籍乡亲聚会必唱的经典金曲，它唱出了四海漂泊的泉州人的心声。
我曾于2016-17年期间，画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骑自行车环中国，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大跨度的去认识中国。通过这次旅行，我发现大多数内陆省份相对保守，很多人甚至从小到大都只生活在自己的城市周边，哪怕是到外面读书的大学生也倾向于回到本省工作生活。而沿海的省份则相对“洋气”，不仅外来的文化氛围浓郁，也有许多人选择远渡重洋到海外工作生活。 在整个东南沿海有许多著名的侨乡，而在这其中泉州可以算是中国第一侨乡，以900多万的海外人口遥遥领先，占了福建省华侨总数的60%，甚至多过国内800多万的人口。除了传统的东南亚之外，我原本计划2020年骑行非洲前曾经联系了一下，整个非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有泉州人，而且生意做得相当成功。可以这么说，几乎每个泉州人都有海外关系，世界就是泉州人的舞台。哪怕是在中国，泉州人也是到处趴趴走，泉籍商会遍布全国所有省份和自治区，数量多达200多个。究竟是什么原因，能够让泉州人遍布世界呢？  单车环中国
我曾经骑行过横跨欧亚大陆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亲身经历过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地形地貌，通过对沿线各国文化遗产的走访，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地理造就了历史。 纵观四大文明古国所处的地理位置，都是极其优越的肥沃的冲积平原，有着充沛的水源，理想的纬度带来适合人类生存的气候。时至今日，即便现代科技再发达，无论人们再怎么努力改造自然环境，四大古文明的发源地依然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虽然我们说人定胜天，但是在现实中，自然条件依然是人类生存，乃至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接下来，我将着重从地理的角度来讲泉州人性格的形成。
四大文明古国 我们前面所说的四大古文明，有一个别称叫做大河文明，河水不仅给土地带来生机，而且还不断带来肥沃的土壤，形成冲积平原。大河的造地能力有多强？在十万年前，海洋曾经直逼太行山脚下，整个中原，也就是现在的华北平原，都是由黄河冲积形成的三角洲。所以，把黄河称之为华夏文明的母亲河是当之无愧的。
一个文明要发展，首先需要足够广袤肥沃的土地和充沛丰富的水源用于发展农耕，河流和平原的地形便于交通，方便城市的建设。一个文明的天花板，取决于它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只有生产出足够多的食物，才能够支撑更多的人口规模，产生更多的社会分工，使文明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非常适合发展农耕，只要没有发生什么自然灾害和战争，小日子还是可以过得很惬意的。所以中国古代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以农为本，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再加之社会上士农工商四个阶级中，长期的重农抑商，使得工商业并不发达。
农耕文明
反观泉州的地理，母亲河晋江虽然水量充沛，但是上游并没有太多泥沙冲积下来，沿江的冲积平原面积有限，造地运动形成的速度较慢。泉州的地貌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八山一水一分田。泉州的原住民并不是现在的汉族人，而是古越人，新石器时代就已在此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代称南方少数民族为百越，在福建境内的则称为闽越。
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山地既没太多开发的价值，交通又不方便。闽越人只好转过头来面朝大海，靠海吃海，虽然已懂得耕种，但是却更擅长渔猎。出于生存的需要，闽越人擅于造船和航海。史书上说：“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他们“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形象的形容了闽越人高超的造船和驾船技术。
闽越人的船 闽越人擅长航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它6000多年前的祖先，早在旧石器时代，原住民就以独木舟为交通工具，来到南太平洋的岛屿上繁衍生息，形成了南岛语族，它的分布范围非常广，东达南美洲西方的复活节岛，西到东非洲外海的马达加斯加岛，南抵新西兰。 泉州则是南岛语族的主要祖源地：现在闽南话中有6-12%的语素是构成南岛语的基本部分；泉州挖掘出土的石锛、石叉和古独木船在波利尼西亚都能找到相似的物品；在DNA检测中，跟南岛语族是同一个祖先；闽越人“断发纹身”的习俗和波利尼西亚人完全一致。 
在史前，人们为了采集和狩猎，需要不断的迁徙；在一万年前，驯化了动植物之后，人们发展了农业和畜牧业，就偏向于更加稳定的生活，无论是刀耕火种的农业，或者是随着季节转场的畜牧业，它们的活动范围都是相对有限的。定居能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便于财富和经验的积累和传承，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即便在今天，人们还是偏向于长期居住在熟悉的地方，过上安逸稳定的生活。
然而，泉州并没有足够的土地可以发展农业，但是却有着三湾十二港的天然良港，只能向海而生。在航海技术还不发达的古代，面对浩瀚无际的大海，迎接着先人的是未知的狂风巨浪，具有很高的风险性，为了拓展生存空间，他们不得已到大海中去讨生活，以海为田，以舟当车， 形成了开拓进取，勇于冒险的海洋文明。
三湾十二港
自从先秦开始，闽越就开始逐渐跟中原有接触。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南征百越；公元前111年，因为闽越国叛乱，汉武帝将闽越人迁往江淮，部分逃避到深山密林的闽越人在躲过了风头之后才陆续返回故地。在这期间，因为缺少农耕民族所需要的耕地，统治者对于经营闽越并无太大兴趣，多是让他们自治，只要臣服纳贡就行。泉州的人口结构的第一次大变动从西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开始，当时诸王争权演变成“八王之乱”，匈奴、鲜卑乘虚而入，中原士族纷纷衣冠南渡，大部分沿着晋江两岸居住下来。由于泉州的地理、气候条件和北方相对接近，适宜种植小麦、黍和豆类，北方汉人大量的向泉州聚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和农耕技术，通过开垦促进了经济发展，在人口还未造成压力之前创造了大量盈余，为剩余产品的流通提供了前提条件。随着北方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加，闽越人渐渐成为弱势群体，他们的生活习惯逐渐的汉化，传说中白皮肤白头发的闽越人与汉人通婚，融入了以汉人为主体的大家庭。
汉人南迁图 唐朝中期发生了“安史之乱”，导致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中国对西方的贸易转由海上。在先前衣冠南渡的汉人建设开发的基础上，加上闽越人先进的航海技术和丰富的经验，又加上唐文宗李昂鼓励对外贸易，泉州一跃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之一。唐朝末年，黄巢之乱，是中原人第二次大规模迁徙泉州。人口带来了生产力，同时也带来了粮食危机。人口的大量流入，给原来就稀少而贫瘠的土地带来了压力。当时泉州的土地远比现在的要少，因为沿江的许多土地还没有形成。260年在晋江上游的丰州置东安县，直到700年才将州治移到现在的泉州，905年建的唐子城还很小，943年建五代罗城的南门镇南门才到今天的涂门街，离南边晋江的港口还有点距离，那是因为城市南边还是滩涂，可以想象当时的土地实在是少得可怜，连建城都用得很紧张。除生产的条件局限之外，泉州长期遭受不利于农业的水、旱、风灾。出于与生俱来的自然条件的限制，有别于中原自给自足的农耕方式，泉州建立了以农产品和手工业剩余产品的交换中心。危机也是机会，泉州人刚好利用这个时机走出去，发展对外商业贸易，对于人口压力的解决和泉州的进一步发展，显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泉州，商业并不像在中原那样受到人们的鄙视。因此，海外贸易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选择。地处东南丘陵地区的泉州虽然陆路交通不便，但是却拥有三湾十二港的蜿蜒曲折的海岸线，还有晋江和洛阳江等发达的内陆水系，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海洋贸易城市。习惯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原汉人来到泉州之后，也不得不入乡随俗，面朝大海做起生意来，重商的基因从此牢牢的烙印到了泉州人的身体里。
1087年泉州市舶司设立；1127年北宋覆灭，泉州迎来第三波中原移民；1129年南外宗正司设立；1277年蒲寿庚献城使泉州免遭元军战火毁灭，并在元朝海外贸易中具有主导地位。得益于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升，泉州经济在宋元期间走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泉州人的性格主要也是在这期间形成：
泉州历来政治地位不强，但经济地位却很高，民间力量历来是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泉州人乐善好施，反哺家乡的风俗自古有之，且延续至今。从唐代商人林銮修建石湖码头，到宋元期间商人捐资修建大量桥梁和航标塔，到明代商人李俊育增高洛阳桥，再到近代华侨和本地企业造桥修路、捐资助学、热心公益。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基建促进了商品流通、贸易繁荣，助学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既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又能够带动商贸的良性循环。
随着海外贸易的激增，泉州人需要频繁的面对未知而凶险的大海，心灵的慰藉是必不可少的，各种海神崇拜也应运而生。除了在九日山一年两度的官方祈风仪式给予帆船以航行的动力。更有来自民间的通远王、玄天上帝和妈祖等航海保护神来保佑一路平安。其中，妈祖更是一路得到官方认证，从元代加封“天妃”，到清代加封“天后”，成为遍布海内外的华人海神信仰。
都说富贵险中求，贸易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泉州人除了海神之外，还拜传统的道教诸神，也拜各种民间俗神，通过和神明的交流和对话，来加持对抗生意上风险的信心。这样的神拜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泉州人至今还过着半城烟火半城仙的生活，人和神明毗邻而居，无论是工作上的决策，还是生活上的琐事都要问问神明的意见。在泉州，如果看到人山人海、接踵摩肩的场面，那肯定不是什么明星来了，而是神佛的节日或者庆典。虽然泉州人说爱拼才会赢，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神明的慰藉才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在对外贸易方面，泉州被誉为“梯航万国”、“涨海声中万国商”，来自亚、非、欧各地人们像潮水般涌入泉州，形成一个庞大的侨民社会，其国际化程度完全可以媲美现代的纽约。由于宋代朝廷规定“化外人，法不当城居”，所以从镇南门到德济门这一南片区域一直是海外蕃商的居住区，其中不仅有多座清真寺，有印度教蕃佛寺，还有富甲一方的蒲寿庚府邸。元代新罗城的扩建把色目人的蕃坊和原先的汉人城市融为一体，形成“民夷杂居”的民族大熔炉。其中，有不少波斯-阿拉伯侨民同泉州妇女通婚，建立家庭，并从此定居泉州，成为了泉州人。泉州这座城市的商业特性，造就了泉州人“和气生财”的性格，曾经有上百个国家的人到泉州贸易，他们不仅得到相应的尊重，而且还被允许在城外蕃坊居住、办学、修建寺庙，甚至和本地人通婚。只要有利于商业发展，且不违背基本原则的事，在泉州人看来，都是可以商量着办，变通着来。在这样包容多元的商业氛围中，消除隔阂，求同存异，交易的各方形成利益共同体，成为泉州人在商海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生意经。
刺桐繁盛图 在明清时期，由于政府实行了海禁和迁界政策，使泉州从宋元的东方第一大港的地位，一下跌入谷底。泉州的土地有限而贫瘠，人口自然增加加上大量不事农业的城市人口，就出现了明显的人口过剩现象，人地矛盾愈发尖锐。在海禁期间，以经商为生的泉州人为了生存只好铤而走险，成为朝廷眼中的“海盗”。1625年，郑芝龙以台湾为基地，一面扎根开发台湾，一面打造“郑氏海商集团”。1626年，他亲率战船数十艘，壮士数百人，进攻闽粤，彻底地打破了明王朝的“海禁大门”。1633年，郑芝龙率战舰150艘，于金门海面毁灭性地打败了荷兰舰队，从此成为东西洋面名副其实的“海上霸王”，任何人到这里做生意都必须交保护费。
打败荷兰舰队 泉州早在西晋就有航线可以远达印度，唐、五代、宋、元期间更是有许多泉州人到海外经商，但是在当时，哪怕是因为赶不上信风而住蕃，要回到家乡。那是因为在当时，作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远比其他地方发达，就像今天的一线城市的人也不愿意到三四线城市定居；贸易通畅的情况下，哪怕泉州的人口众多，粮食无法自给自足，也能从其他地方购买，生活上完全没有问题；最后，因为三次南迁的汉人带来北方的儒家思想——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而到了清末，南洋已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列强对东南亚有着强烈的开发动机，需要老练的农民、小商人、吃苦耐劳的劳工和手工业者。对于土地无法支撑基本的生存的泉州人来说，下南洋逐渐成为了一条必选的生路。南洋的气候、生态使初来乍到泉州人出现了水土不服、感染热带疾病情况。除了气候，当地还有蟒、蛇、蝎子，以及喜欢偷吃、践踏庄稼的野兽，这一切都让开荒的泉州人面临九死一生的风险。
橡胶园
说到敢闯敢拼，无论是官逼民反的海上武装，还是背井离乡的南洋开荒，都是高风险行业，若非生活所迫，谁又愿意干这些辛苦活呢？就像闽南话里面的赚钱叫做“探呷”，大家都只是为了糊口饭吃。当年下南洋的华人，大多数来自山区和郊区的人地矛盾严重的地方，因为自然资源无法维持生存，只好到异国他乡拓展生存空间了。 再说到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最亲密的贸易伙伴——阿拉伯人，他们生活在广袤无垠的沙漠中，同样是生存空间有限，生活物资匮乏，但是盛产香料，所以跟泉州人一样吃苦耐劳，敢闯敢拼，远渡重洋去做生意。阿拉伯人甚至抵御了基督徒的九次十字军东征，然后又遭遇蒙古西征，近乎灭亡，还是顽强的挺下来了。 反观近代发现了石油以后的阿拉伯人，就像被天上掉下来的金子砸到了一样，原本民风彪悍的游牧民族在丰衣足食的躺平了之后，装备精良的老爷军打起仗来竟然连也门的拖鞋军都打不过。失去了斗志的阿拉伯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甚至都还不如隔壁有史以来就多灾多难的以色列人。奢侈安逸的生活看来不像是安拉的赏赐，而更像是一种诅咒，让人不知不觉的消沉下来。
泉州人自古以来就得面对着风云莫测的大海生活，还要频繁的遭受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宋元时期发展起了经济后，就像奶牛一样勤勤恳恳上缴税收，还要供养着皇亲国戚；明清时期不管你死活就海禁、迁界，下南洋做生意既得不到祖国认可和保护，还要受外国人欺负，成为“没有帝国的商人”；到了现在，就算在省内经济是第一的，但是既没经济地位，也没政治地位，财政的钱都留不到本地来。 都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泉州人的闯劲和拼劲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挣扎着迸发出来的。正是这样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性格，让泉州人勇于开拓，走向世界，在商海中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泉州人的家族观念非常强烈，大街小巷里遍布着各个姓氏的宗祠，自建房的门匾上写着“衍派”和“传芳”，讲述着主人姓氏的渊源和典故。如果从“衍派”来看，泉州人的祖籍地郡望无一例外全部来自于中原，这些是北方汉人带来的祖先崇拜和儒家思想融入到了泉州本土文化的结果。虽然说泉州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代表，但它跟西方却有所不同，中原的农耕文化对泉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泉州人不管走了多远，经过多久，都对祖先和故土保持着认同感和联系。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虽然是英国人在当地殖民地的后代，但是才过去一两百年时间，早就不知道自己祖先是谁，从哪里来了。
当泉州人漂泊到异国他乡谋生发展时，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语言不通，风俗不同，水土不服，举目无亲，成为当地的弱势群体，也不像在家乡还有亲戚朋友可以帮忙，抗风险能力低。如果和当地人发生矛盾冲突时，连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都没有保障，搞不好奋斗了好几年，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于是，泉州人只能团结起来，通过家族关系形成的情报网，传递着商业机会的信息。先头在南洋扎根的人会带走一些亲戚、乡邻，通过宗族内部众筹路费。到了南洋以后，有些先富起来的人就会提供基础的免费食宿和工作机会。通过这样的帮传带，下南洋的泉州人建立起自己的社区，逐渐站稳脚跟并融入当地社会，同时也保持着和家乡的频繁互动。随着泉州人慢慢人丁兴旺又手有余粮，在与当地势力的交往中取得了相对有利的地位。他们开始继续强化承袭传统文化：通过修家谱、修祠堂、祭祖等方式来强调长幼尊卑，明确每一个人在所属宗族中的身份地位，以巩固其宗族的向心力。在宗族基础上，围绕籍贯形成的泉州同乡会，则是势力更广泛，影响力更大的存在。通过宗族亲情和乡土意识，泉州人之间强化认同，构建起共同体，在整个东南亚的政界和商界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南洋的宗祠和会馆
我在2015-16年期间，从意大利骑行回中国的路上，几乎在沿线每个国家都得到了泉州老乡的热情接待。一句熟悉的闽南话就像是暗号一样，对上了以后就格外的亲切，找到组织就像回家一样温暖。凭借着泉籍乡亲们对我无私的帮助，是顺利完成丝路骑行的底气和保障。
泉州人的性格兼备了海洋文明的开拓进取，和农耕文明的传承和谐。一代又一代的泉州人走向世界各地，以乡情亲情作为纽带，以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勇闯天涯，他们团结互助，不断壮大，成为“一带一路”的先锋，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
海丝路上的泉籍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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