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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大抵三种传承方式：民间口口相传，史册典籍记载，土地的深埋掩藏。岁月的河流急也，缓也，这些掩藏和深埋了的，在缓急交错中，一直在耐心地期待着，期待以一种古老、优雅的姿态，演绎一场穿越和重见。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民生维艰，安徽省阜南县王化镇万沟小学广大师生只能勒紧裤腰带艰苦度日。原校长刘金屏发动师生自力更生，到湖边捕鱼。捕鱼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一些陶片、蚌壳和石器等等。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发现，阜阳第一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就这样在他们因为要填饱肚子这个最低的生存需求里，穿越了粗粝的土层，得见了光明。万沟遗址的发掘，极大地拓深了王化镇历史的厚度。2020年11月，在王化镇卢寨村一高地上再次挖出来很多陶片、铁剑等器物，经鉴定是汉代墓葬。这一发现，更增添了王化镇的神秘和魅力。据现有史料，王化镇早在秦代乃至更早的春秋时期就已经有记载，属汝南郡，秦时在这里置阳城。阳城很有名，《史记》载“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当年陈胜就是从阳城被征丁，后踏上了反抗大秦之路。但是，历史的脉络有时清晰可见，有时模糊不清，中国的“阳城”太多，关于陈胜的出生地，历史只给了我们一个泛泛的地域概念“阳城”，至于是否是这个阳城，不得而知。而我们在王化镇花门楼村七里仓参观时，当地的导游强调说，陈胜就是从七里仓这里走出去，与吴广一道，掀起了一股反抗暴秦的血雨腥风。这个说法缺乏实证，但是七里仓确实有记载。《正德颍州志》载：“南乡七十五里，北临谷河，俗传王保保尝屯兵于此，树七旗，岭头有仓”。王保保真名叫扩廓帖木儿，蒙古人。元朝末年，王保保奉命镇压红巾军，行至七里仓一带，远远看到谷河之畔，有一处高高的土岗。王保保何人？马背民族的后代，善战，深谙兵法，感觉此处很适合屯兵，于是就在那里驻扎了下来，命人在岗上树起七面大旗，故称“七旗岭”。七旗岭一代适宜农耕，是一片鱼米之乡，易征粮，于是又建了军粮仓。明中期，颍州府又在这里建“预备荒政”仓，并称为“七旗仓”，后人称为“七里仓”。“七里仓”兼具地理标志意义和历史文化意义。当地党委政府意识到蕴蓄着旅游商机，于是在七里仓这个小村庄又恢复重建了粮仓模型，一度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七里仓也再次名副其实地出现在了世人的眼前。吕家岗、七里仓、花门楼，每一个名字都带着古典、浪漫的气质。这里曾经出土了一定量的楚市、汉铜镜、陶器、陶井筒等古文物，被有关部门和专家认定为“富陂故城遗址”。中国的地名，尤其是古代的地名，大多带有明显的地理标志意义，富陂即是如此。富者，富庶也，陂者，池塘也，暗含两层意思。一为这里水多，《水经· 淮水注》记曰：“ (润) 水首受富陂。”这里是润水的上游，是润河的水源地，可见这里曾经是皖北水乡，湖泊遍地，风景秀丽；二为这里非常富庶，据《三国志集解》：“富陂，汉旧县。县多陂塘浇灌稻故得富陂”，是鱼米之地。至东汉，阳城更名富陂县，后为富陂侯国，可能就是考虑到这里陂塘遍地，水源充足，能灌溉水稻，物阜民丰吧。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就是王化镇种植水稻的历史，可以上溯2000年之久，这在以小麦、玉米和大豆为主要作物的皖北地区，是不多见的。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依靠水稻发家致富，清朝时期，王化镇的“富陂红米”产业发展到了极致，曾进贡朝廷，成为皇粮的指定产地，皇帝的御用大米。一种农作物，带富一方百姓，这在古代，是完全可以的。时代飞速推进，如今这里的人们依然家家户户种植着“富陂红米”，“富陂贡米”以其优良的品质和口感，远销各地，成为这里的老百姓大米产业的主打品牌，脱贫致富的主要经济支柱。说到王化镇，无法绕过三国时期的“吴下阿蒙”——吕蒙。毛泽东主席特别爱读《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不但读，而且批注，不但批注，而且推广、普及，多次号召各级干部要读《吕蒙传》，学习吕蒙。１９５８年９月，毛泽东来安徽视察工作，火车上谈到了吕蒙少小愚顽，后发愤读书，终成一代豪杰的故事，就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不可不看《吕蒙传》。吕蒙，字子明，汝南郡富陂县（今安徽阜南王化镇）人。吕蒙少小顽劣，不爱学习，参军的时候还是个“红小鬼”，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当了官后，向上级汇报工作只能凭靠自己的“好记性”。“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孙权劝他多读书，吕蒙说我很忙，孙权说再忙能忙过我吗？吕蒙动了心，就听从了孙权的劝告，从此后白天带兵打仗，夜间秉烛夜读，刻苦自学，数年之后，果然令人刮目相看。１９７２年，毛泽东点校大字本《吕蒙传》时再次举了吕蒙读书的例子，说了一条很符合当时干部文化状况实际的一句话：文化不高的也可学文化。可见，重视文化学习，是毛泽东推崇吕蒙的重中之重。江陵之战，曹仁围攻甘宁，甘宁向周瑜求援，众人都说兵少不能救，吕蒙唱了反调，说完全可以，并主动要与周瑜前去救急解围。完了又劝周瑜说，你派三百人用木柴把山路截断，曹兵逃跑必会丢下马匹，这样咱就可捡漏了。周瑜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大破曹军，并捡回来300多匹军马，军威大振。这大概也是毛泽东号召学习吕蒙的过人之处，不能光读书读死书，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1958年10月，毛泽东到河北、河南等地农村视察，发现许多地方出现了无视发展规律、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错误倾向。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又谈到了学吕蒙的问题，说赤壁之战时东吴出现了议和派，吕蒙却能窥透战机，主战，并大败曹操。鼓励大家要活学活用苏联经验，灵活机动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羽奉命攻打樊城，又时刻防备着吕蒙偷袭荆州。吕蒙就放出话去说自己不管事了，关羽放下了戒备，吕蒙随后演绎了一场“白衣渡江”的历史传奇，轻取南郡。进城后吕蒙对将士们约法三章，“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南郡老百姓都说吕蒙比关羽好。关羽的将士军心涣散，斗志全失。一代英杰关羽败走麦城，后被俘获，斩杀，令人唏嘘。在赴安徽考察的时候，毛泽东又对罗瑞卿等同志聊了吕蒙取荆州的故事，要求罗瑞卿和公安战线上的干部一定要读《吕蒙传》，说只有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谷河是王化镇境内的一条淮河支流，河上横架着两座桥，一座俗称“青龙桥”，另一座俗称“白龙桥”。两桥飞架南北，相互呼应，宛如两条真龙一样浮游在谷河之上，故当地人又称其为“双龙桥”，自古为当地交通要桥。1947年8月，解放军刘邓大军兵分3路，准备挺进大别山。他们先于敌人跨过了陇海路，趟过了宽达30多里的黄泛区，又渡过涡河、沙河，来到了王化镇北的谷河边，数万军队及辎重通过“双龙桥”，顺利渡过了谷河。过河后，为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经慎重研究，又征求当地群众的意见，部队随即将“双龙桥”炸毁。等敌人追来，刘邓大军已经快速渡过了洪河，从而远远甩掉了国民党军的尾追，为刘邓大军顺利进入大别山区，开辟大别山根据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大是大非面前，当地群众坚定选择了牺牲个人利益，支持解放军。刘邓大军被当地人的“舍小家为大国”的无私精神深深感动，炸桥时郑重向群众承诺，等革命胜利，一定重修此桥。这两座桥由于被炸毁，南北交通中断，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1984年，当地20余名村民联名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请求中央拨款重修王化镇双龙桥。没想到，不久之后，邓小平同志就亲自批示：“请中央办公厅信访局认真核实群众反映问题，如情况属实，希尽快解决。”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中央办公厅信访局认真查阅了刘邓大军南下的路线图，证实村民们反映的情况属实，于是将重修双龙桥列入国家计划。随后为了赶时间快修，当地群众又给邓小平同志写了3封信。1990年，“双龙桥”再次飞架谷河南北，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交流，王化人民从此走上了致富路，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解放军一诺千金的故事在谷河两岸流传甚广，群众亲切地称这座桥为“连心桥”，因为这里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 从王化镇回来后，我常想，王化镇的历史，绝不是当下人已经考究出来的现状，一定还会有更值得我们来挖掘和发现的丰富的历史遗存。王化镇已不再是简单的地理名称，它所记载和传承的历史文化，如同谷河里潺潺不息的流水，始终在滋润和养育着这里的一切，也应该流向更远的地方。从吕蒙到毛主席号召高级干部学习吕蒙，从1947年刘邓大军“过河，拆桥”，到1984年邓小平批复重建“双龙桥”，再到1990年桥建成，如今又到了建党一百年，一个个历史节点所串联起来的恢弘壮阔，都已经成为了王化镇意蕴深远且独具特色的历史和文化名片。而王化镇似乎在红色文化方面还有着更多值得去做的事情。比如搜集整理毛泽东主席历次批示学吕蒙的手迹和资料，刘邓大军过“双龙桥”的前后史实、照片和文物，以及邓小平同志批复重建“双龙桥”的手迹，“双龙桥”重建的资料及文物等等，这些都将成为王化镇乃至整个皖北红色文化和红色旅游的宝贵资源。若能成，功莫大焉。 作者简介：肖龙，祖籍安徽利辛，现居阜阳，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水利作家协会会员，安徽散文随笔学会会员，阜阳市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各类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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