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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珍珍
摘要：昆汀·塔伦蒂诺被称为“电影鬼才”，作为活跃在世界影坛备受关注的导演之一，他以其高度风格化的“暴力美学”和独具特色的电影风格，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成为后现代主义电影的领军人物。本文将从作者论角度出发，对昆汀·塔伦蒂诺电影的主题、风格及形成原因进行深入剖析，以便能更好的理解他的电影游戏王国。 关键词：昆汀·塔伦蒂诺；作者论；暴力美学；电影风格 诞生于20世纪中期的作者电影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创作理念和思潮，影响了世界众多电影创作者。1964年，法国电影新浪潮主将特吕弗在题为《法国电影的某种倾向》中首次提出了“作者策略”理论。特吕弗认为：电影“作者”应当坚持“导演中心，编导合一”的原则，以自己的电影风格，表达出自己的个性及世界观。“在一连串的作品中，应浮现统一的主题或形式风格。”这种一贯的叙述方式和电影语言风格将在电影的内在意义和外在形式上打上导演鲜明的个人烙印，难以复制又易于辨识。特吕弗的理论后来发展成风靡世界的“作者论”，半个世纪以来对世界电影批评和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作者论”风潮的影响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电影创作者们纷纷摒弃了传统的创作观念，转而将个性化风格化的精神引入到电影创作中，诞生了一大批兼具个性魅力和时代精神的“作者”导演。“好莱坞的坏孩子”昆汀·塔伦蒂诺便是一位深得“作者论”精髓的“电影作者”，他在对世界电影文化养分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力求创新，在对暴力这一永恒主题的深入挖掘中，形成了深具个人特色的创作技法与美学风格，成为作者电影理论的完美践行者。 昆汀·塔伦蒂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的挪克斯维尔，昆汀这个名字来源于影片《枪之烟火》中的角色，这在冥冥中注定了他与电影的不解之缘。昆汀对于自己的身世总是很骄傲，他曾毫不客气地说：“有的人生来就是拍电影，戈达尔是这样，我也一样！”作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独立电影革命的领军人物，他以风格独特的暴力美学而著称。他擅长非线性叙事，难忘的对白及血腥场面，将美国本土B级片的黑色暴力风格发扬光大。 1991年，他凭出售《致命浪漫》剧本所得的5万美元，决定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三个剧本《落水狗》。1994年编导的第二部影片《低俗小说》大获全胜，击败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红》和米哈尔科夫的《毒太阳》、张艺谋的《活着》等多部名家力作，夺得戛纳影展金棕榈奖，除此以外，《低俗小说》还在奥斯卡、金球以及世界各地的电影节上领走了数十个奖项。在成为1994年美国最为叫好的影片同时，《低俗小说》的票房收入也相当可观，总共赚得一亿多美元，是其成本的数十倍。次年获奥斯卡最佳原著剧本奖，奠定了他的好莱坞地位。1997年的《危险关系》表现平淡，03、04年连续推出《杀死比尔Ⅰ》和《杀死比尔2 》，再掀昆式暴力美学高潮。后与好友罗伯特·罗德里格兹合导《刑房》，献出《金刚不坏》，受到影迷追捧。2009年拍摄了布拉德·皮特领衔主演的《无耻混蛋》获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最佳原创剧本（提名）等，2012年拍摄的《被解放的姜戈》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影片（提名）金球奖最佳编剧等奖项。 “作者论”的核心要旨，是“突出并确认电影创作过程中导演的绝对中心地位，在特吕弗看来，实现导演中心的“理想状态”是编、导、制合一。”。昆汀.塔伦蒂诺作为独立电影人在他大部分影片里集导演、编剧、制片甚至演员于一身，同时拥有自己影片的剪辑权，这种在电影创作过程中绝对的中心地位是许多导演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也是他成为一名作者导演的首要条件。同时，他能够决定电影的最终剪辑，他可以获得大部分的电影收入，他有决定电影拍摄的自主权，这些也都是其他导演梦寐以求的。 从电影主题来说，昆汀的影片无疑是一首“暴力美学”的抒情诗，暴力是昆汀电影永恒的主题，也是他最著名的标签。在昆汀的作品中，风格化的暴力场面无处不在，从来没有哪个导演像他一样对暴力那么痴迷。昆汀的暴力体现为一种“游戏式暴力”，具有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娱乐、喧嚣和荒诞的特点。在他的影片中，“他全面放弃了表面的道德劝解和社会教化，表现为一种无反思、无批判的'暴力美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昆汀的电影彻底颠覆了以往电影中内容、形式二元对立的传统结构，这些暴力影像，彻底丧失了社会批判力量，丧失了深度以及旧电影与现实世界那种意蕴深厚的关联，它不再承载国家神话、英雄主义、社会反抗、政治控诉等等文化符号的意义，其他一些与此类似的文化承担也被抽空，只剩下影像本身。”在展现方式上，昆汀通过各种手段的杂糅、拼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电影的暴力场景，形成他“非常暴力但血而不腥”的暴力美学风格。 昆汀的暴力美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 1 暴力的突发性 之所以说暴力是残酷的，不仅仅在于暴力无时无处不在疯狂滋长，还在于它的到来毫无征兆，令人猝不及防。昆汀电影善于为观众营造这种从天堂到地狱的感觉，前一分钟还风平浪静，后一分钟就将血肉模糊的影像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在《杀死比尔》中，“新娘”和“铜头蛇”激战正酣，这时“铜头蛇”女儿放学回家，两人马上停止厮杀归于平静，就当观众以为这场打斗告一段落可以松一口气时，“铜头蛇”突然扣动手枪扳机射向“新娘”，所幸“新娘”未被射中反将“铜头蛇”一刀毙命。昆汀通过这种出人意料的情节设置挑战了观众的期待视域，让观众猝不及防，并在此过程中将暴力的突然性展现的淋漓尽致。 2 语言暴力与影像暴力的共存 在昆汀的电影中，除了横陈于银幕上的真刀真枪血肉横飞的视觉暴力以外，还充斥着大量语言暴力。这也是以对白著称的昆汀影片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低俗小说》中朱尔斯在每次杀人前都要念诵一段《圣经》语言：“那些胆敢残害荼毒我同伴之人，我将向他们大施报复，那时，他们就知道，我就是耶和华！”这段话出自《圣经·以西结书》，却被朱尔斯当作他虐杀猎物前击溃其心理防线的利器。同时，在昆汀的影片中充斥着各种脏话和俚语，在《落水狗》里就有252个“fuck”，《被解放的姜戈》中也因为“黑鬼”等对黑人有侮辱性的词汇而备受诟病。在昆汀影片里，这种看似不动声色却暗流汹涌的语言暴力比比皆是，它们直接参与了戏剧张力的构建，与视觉暴力相结合，成为昆汀暴力美学中一个重要的特色。 3 暴力的荒诞性和戏谑化 昆汀电影中暴力的展示还具有一种荒诞性和戏谑化，这是对观众常规电影思维和逻辑的反叛，也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传统、追求娱乐的表现。在《低俗小说》影片开头，一对情侣“兔宝宝”和“南瓜头”在餐馆里胡吹海侃，突然话锋一转，讨论起抢劫餐馆的可能性，接着两人就拔出手枪将刚才抢劫的念头付诸实践，观众也被湮没在剧情的突发和荒诞中。同时昆汀还善于将观众引入他的叙事圈套中，他鼓动观众进入心理期待的层面，当观众认为情节将向他们熟悉的套路发展时，他会毫不留情地让人们的期待一脚踏空，从而获得一种类似于“过山车”式的观影心理体验。在《杀死比尔》“青叶屋大战”一章里，“新娘”在手起刀落大开杀戒的间歇，好好教训了一下一名小喽啰，她将握在小喽啰手中的刀渐次削为四段，然后边用刀背打他屁股边呵斥：“叫你不学好，非打你屁股不可，回到你妈妈那去！”看着他落荒而逃的样子，观众不禁被昆汀的孩子气逗得哈哈大笑。 昆汀的通过这种“游戏式暴力”弱化了暴力的残酷性，使暴力失去了部分真实感，提高了影片的观赏性和娱乐性。让观众既能体会到直接暴力带来的心理刺激又能在暴力中得到最大化的观影乐趣。避免了影片无休止的暴力展示而产生的厌恶感。这种“黑色幽默”式的暴力美学正是无数观众为之倾倒的重要原因。 “作者论”对作者导演的界定除了导演对一贯主题的探讨外，还要求影片具有导演鲜明的特色和高度的辨识性。昆汀在对暴力主题的表现中形成了他独特的电影风格。他从根本上颠覆了电影类型，让各种类型电影元素彼此融合、随意拼贴，造成了电影类型的杂糅，在类型片的基础上形成了反类型的个性化电影。他将事件顺序打乱，采用非线性叙事，冗长的对白再配以四处搜集的音乐，让影片更具趣味化、浪漫化，令人在惊险刺激之余感到放松和替代性满足，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电影影像风格。 1 暴力影像的拼贴与杂糅 昆汀善于将各种电影类型进行拼贴和杂蹂，对不同国家地区文化元素都奉行“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在类型的基础上形成了“反类型”的特征。他自然而又富有创造性地混用了多种类型：他创作的影片大都采用黑帮片的主体构架，但在其中混杂了多种类型元素，喜剧、黑色电影、动作片、动漫都可以进入他的作品，使他的影片就像是火锅或乱炖，形成了他独有的混搭风格。 昆汀曾说：“我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拍一部影片时把多种不同的风格混在一起，我从没有只用一种特定的电影语言来拍摄。我喜欢越多样越好，拍电影的乐趣之一就是表现手段的多样化，所以这一幕我想拍个长镜头，那一幕我又用最小的视场。”在《杀死比尔》系列中，昆汀动用了他百科全书式的电影知识，将各种电影类型的经典画面甄选出来，在经过拼贴杂糅后混为一体，给观众上演了一部影像狂欢的饕餮盛宴。女主人公一袭黄色紧身衣的武打装扮同李小龙的经典造型如出一辙，白眉道长的白须和道士服则是中国传统武侠电影中经典的武侠大师的造型。有关“百步蛇”的前景介绍就是用动画的形式来表现的。中国武术、香港功夫、日本武士道、美式拳击等在影片中交替出现，西部片、功夫片、动画片也在影片中有所体现。而在《低俗小说》中，昆汀将美国电影史、舞蹈史、音乐史中的经典场景随意拼贴组合，黑帮的人物设计和情节、黑色电影中的幽默、硬汉小说中的冷酷态度、香港武侠电影中的侠义精神和打斗场面等造就了一部后现代主义狂欢的颠覆影片。 昆汀在谈到自己的电影时曾经说过：“其实我每部戏都是这儿抄点，那儿抄点，然后把它们混在一起。如果不喜欢的话，观众大可不看，我就是到处抄袭桥段的。伟大的艺术家总要偷桥段，是偷，不是什么他妈的致敬！”抄袭也好致敬也好,他的电影中的确充满了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拼贴与杂蹂，难怪有人评价他是“把各种经典电影的桥段当作配料，烧出一锅杂烩汤。” 2 颠覆传统的叙事模式 昆汀电影的风格还表现在他对叙事模式的创新。他的影片并不以故事情节取胜，而在于他讲故事的形式。在他的影片中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被摒弃，他试图通过将正常的时空打破，淡化原有故事的时空逻辑，解构原先的故事顺序，从而产生全新的逻辑顺序。叙事的破碎性、拼贴性和杂乱性是其影片的主要特征，这也是昆汀影片享誉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落水狗》中，大量运用了闪回，一个简单的抢劫案被分解成好几个段落，中间穿插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前提补充。《低俗小说》仍旧沿袭了《落水狗》的“杂乱”叙事模式，成就了被人津津乐道的“三段式”。打破传统的线性结构，对故事情节进行重新排列组合，采用圆形结构来讲述故事情节：一对恋人抢劫餐馆——杀手奉命杀人——杀手陪老大的女人消磨时光——拳击手骗老大远走高飞——杀手杀人后处理后事——杀手在餐馆就餐碰到恋人抢劫。但在看似毫无联系的几个故事之问都有一定的内在关联。《落水狗》就是由橙先生来贯穿整部影片，起到一个标志性的作用；在《低俗小说》中，文森特参与了整部影片的发展。 其实，昆汀并不是故意的玩弄叙事技巧，他只是在不断寻找最适合这个故事讲述的形式。正如他所说，“的确，我为我在影片里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但也没那么夸张，我想谁都会去那样做的，因为那似乎是叙述这些故事的最佳方式。我并没有一种格式化的叙事方式，也没有什么成文的规则去遵循，你知道，我一贯认为，如果有一种具有渲染力的叙事方式可以将故事自始至终地贯穿起来，那就是我要的方式。我不会故意将故事锯成一段一段地来叙述以显示我是一个多么聪明的家伙，我从不在脚本创作过程里玩弄技巧，这是首要的原则，真情实感永远比超然物外或者玩弄技巧更有效。” 3 独具特色的对白和音乐 在昆汀的的电影里充斥着大段大段的对白，人物总是在喋喋不休的说话。辛辣吊诡又不落俗套的对话往往是昆汀电影的精华所在。一方面这些对话看似与剧情毫无关联，甚至完全是废话。比如《低俗小说》中文森特和和朱尔斯，在杀死三个叛变的小毛贼之前两人就对与剧情毫无关系的脚底按摩问题探讨了很久。另一方面他影片中对白的又是剧情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落水狗》基本是一部通过对话推进剧情的影片，这也成为了昆汀此后影片的一个显著特征。比如本来应该是影片重头戏的“银行抢劫”一段，不动一刀一枪，几乎全靠人物的对白就完成了故事情节的讲述。影片中人物操着满口俚语，谈论的内容丰富多彩，从流行文化到就业问题，从性到毒品，将社会热点统统包罗其中，让观众有一种看脱口秀节目的轻松和愉悦感。 音乐也是昆汀电影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作为家中拥有的黑胶唱片数量超过CD数量的超级乐迷，昆汀习惯用从四处采集来的而不是为电影度身定做的音乐，用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音乐搭配五光十色的暴力场景，展现出暴力远近高低各不同的面孔，暴力甚至因此有了美感。音乐在昆汀的电影中不仅仅能够烘托氛围，而且也是理解昆汀电影内容的重要条件。在《杀死比尔1》中，伴随着吉他合弦中歌手干净而略带忧郁的声音响起《呼呼，我的宝贝把我射倒在地上》（ 《Bang Bang, my baby shot me down》 ），紧接着就是比尔对着“新娘”的脑袋开了一枪。又如在《低俗小说》中，乌玛·瑟曼在欢快的歌曲中大跳“摇摆舞”那段，既烘托了轻松、愉快的氛围，又让观众回忆起了那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流行趋向。 1 人物塑造的平面化倾向 昆汀的影片在人物刻画上的特点表现为人物塑造的平面化倾向。他从不会花大量的笔墨去精雕细琢的表现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将人物塑造的平面化。在昆汀的暴力世界里，每个人物都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除了建构故事的需要之外不负载任何深层次意义。如《杀死比尔》中，主角“新娘”更像是一个电子游戏中的人物，就像是《罗拉快跑》里的罗拉，她存在的意义就是完成导演赋予她的任务而已。因此她像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一样，将敌人一个个杀死，至于她复仇的动机、心理等都表现的很少。这种对人物的处理方法暴露出昆汀对人物的观念：暴力中的人本身就是扁平化的，除了赢就是输，除了生就是死，而个人生死对于整个暴力世界来讲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无须去深刻刻画或剖析他们，他们的命运从一进黑帮起就是注定了的。相对于对影片暴力的展示，昆汀影片中的人物就像一辆车上的小螺丝一样，更多的就是起到“叙事零件”的作用。 昆汀电影风格的形成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和个人成长经历息息相关。 首先，昆汀的影片是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典型代表。他的成长和成才道路具有十分典型的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在崇尚消费主义的后工业社会，反对整体、消解深度、抵制权威、否定价值、重视形象、无视本质等理念成为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自觉追求。作为后现代主义电影的领军人物，昆汀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当代电影的后现代特征从整体上可以描述为，深度模式的削平、作品含义的不确定性、精神分裂症、无可奈何的失落感等等。在具体表现中，主要有消解崇高性、表述结构的零散化、故事的决定论色彩、表述方式的游戏化、对欲望的宽容五个方面。”昆汀电影中的“暴力美学”正是后现代电影的典型代表：无论是他对暴力的荒诞化改写、对传统叙事逻辑性的抛弃、对不同类型的拼贴与对各种文化的杂糅，还是对人物功能的削弱和平面化塑造，都明显地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其次，昆汀的影片深受东西方暴力影像的影响。一方面昆汀的电影继承了美国电影六十年代以来的“暴力美学”传统，他的“暴力美学”里既有《发条橙》中的荒诞和戏谑，又有《出租车司机》中的残酷与写实。另一方面，昆汀电影中的“暴力美学”也深受东方暴力文化的熏陶。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他是香港武侠电影的影迷，“我是香港邵氏电影迷，如果说我的一生有两页，那一页就是邵氏电影。”他也毫不掩饰他对拍摄英雄系列电影的林岭东、吴宇森等人的激赏与崇拜。他的成名作《落水狗》无论是剧情的安排还是人物设置都是对林岭东《龙虎风云》的模仿，两部影片都是讲述了一伙强盗的抢劫计划因为卧底警察的泄密而最终失败，更有甚者，两部影片都设计了卧底警察和强盗中的某一位产生了真挚的友谊，警察为情意所困,最后在内疚中死去的结尾。昆汀的这个设计既可以看作是对偶像的虔诚致敬，又可以看作是其深受东方暴力文化影响的一个有力佐证。 第三，昆汀的影片还是对社会现实和个人成长经历的投射。美国社会可谓是一个暴力成灾的社会，暴力己经成为美国社会最大的毒瘤与梦魔。据美国司法部2006年9月10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005年，美国暴力犯罪案件总量为520万起，12岁及以上居民共经历了近2300万起犯罪案件，其中每1千人有1人遭强奸或性袭击，1人因受袭击致伤，3人遭抢劫。昆汀的电影就是受暴力侵袭的美国社会的写照，美国社会的暴力泛滥为昆汀的“暴力美学”提供了大量的表现对象和素材，同时也对他的暴力观产生了一定的的影响。 对昆汀风格化的“暴力美学”最直接的影响还在于他的成长经历和非常规的从影之路。昆汀对暴力题材的痴迷与他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他是父母经历“性解放”的狂欢后生下的，很快二人便分道扬镳，亲生父亲并未给尚在襁褓之中的他留下任何印象；两岁时母亲带着他改嫁他乡，作为一个“拖油瓶”其在继父家的境遇可想而知；8年后，母亲又离了婚，那年昆汀10岁。在这样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必然会遭遇诸多“成长的烦恼”。“我上学时成绩不好，是个笨头笨脑的孩子，当时我一听见上学就头疼。我留过一年级，上九年级的时候已经16岁了”。学习成绩不佳的同时他还沾染上了打架的恶习。“只要谁想和我打架，马上让他吃后悔药。我知道，先动手的人通常都是赢家。所以我只要看到打架势在必行，就一拳打在对方脸上，直到赢了为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昆汀都认为，在人世间没有天堂，只有暴力、压迫、谎言、贪婪和人与人之间的欺凌。他也曾因为打架进过监狱，出狱后他说过，我这辈子，要么进监狱，要么拍电影。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无疑会影响他的一生，因此后来他的电影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暴力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他初中辍学后，他开始学习表演，自称是“表演科班出身”， 1984年，昆汀开始在曼哈顿的著名音像店Video Archives里做营业员。在此期间，他通过大量观看和仔细研究逐渐领会并掌握了众多电影知识和技法。昆汀说，我首先是一个骨灰级影迷，其次才是影人。昆汀认为，学院会帮助你怎样去把画面与音效同步、也会教你一些运用镜头或剪接上的小把戏……但他始终认为，若你要成为一个出色的艺术家就得靠自己。作为从电影中拍摄电影的导演，昆汀本人也承认戈达尔的新浪潮电影、梅尔维尔的黑色帮派电影、莱昂尼的意大利警匪片以及吴宇森的动作片等都对他的创作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到了1991年，积累了一定经验的昆汀拿到了出售《真实的浪漫》剧本所得的5万美元，于是决定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三个剧本《落水狗》，从此进入了专属于他的电影游戏王国。 综上，文章从作者论出发，分析了昆汀·塔伦蒂诺作品对暴力主题的表现，他个性鲜明的电影风格和形成原因。作为当今影坛为数不多的电影作者之一，昆汀二十多年来，一直我行我素的拍他最想要的电影，并坚持自己的电影哲学和美学一路走下去。他说过，他最好的电影还没有拍出来，我们期待昆汀能拍出越来越多让观众血脉喷张大呼过瘾的“暴力美学”作品，也期待在“作者论”影响下，有越来越多的电影作者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策划：李鹏 编辑：刘旭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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