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诗人何为？（外篇）

Qu'est - ce qu'un poète? (partie externe)

绘画艺术在后现代艺术运动中，呈现了五彩纷呈、变幻多端的态势。绘画领域的总体趋向是，艺术家以背叛、颠覆自身传统艺术形式情况下，实现了自身对新世界、新时代的观念与情感表达。同样，诗歌艺术也在做着符合自身规律的时代变革。如果说以绘画为代表的视觉艺术，是通过视觉载体来表达生活的解构、反讽与戏谑的话，那么诗歌则是以语言的口语化、零散化、多义性转向为变革特征的。然而，诗歌的荒漠化、诗人被遗忘、诗迎合消费口味、诗人徒有“诗人”之名的现象，自二十世纪以降也表现的越发突出了。社会组织分工的理性化、精密化，使得人的想象力与感性思维被知识理性与信息消费所代替和充斥。用诗的浪漫与激情去抵制人之存在状态的僵化、消费性与虚无意识，正是诗人的责任所在。所以，诗人的孤独性是不可逆转的。他必须用非美学化的存在意识与个体化的存在经验保持着反思、反抗与斗争状态。这是诗人的意义所在。如果说绘画艺术对传统形式的抛弃是展示生命、革新文化的尝试，那么诗歌艺术的荒芜与死亡则更可能是诗人精神的堕落使然。

有人说，诗歌的荒漠与诗人的死亡是消费社会与经济浪潮中的牺牲品。所以，诗歌的不幸结局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对这样观点、结论是有待考辨的。因为，外部环境的聒噪与喧嚣并不是诗歌贫瘠、诗人丧失高贵思想的理由。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精神匮乏的时代里，更应看到诗人的坚韧与傲骨才对，而不是为他们的自甘堕落与创造力贫乏寻找合理的借口。在贫乏中寻找精神、在现实中寻找理想是诗人的本质所在。诗人之所以是诗人，是因为他们不仅能给任何贫瘠的时代创造出丰饶美丽的精神绿洲，而且是每个时代精神的先知先觉者。如今的诗人已经把这两个基本使命遗忘了。被遗忘的不仅是这两种使命，还有反思存在的意识与精神探索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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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诗歌的荒芜与诗人的边缘化归咎于商业社会与消费主义的戕害显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任何历史时代中，诗歌的产生与诗人的浮出不可能出现在纯粹的真空环境下。诗人无论出生在任何时代，他都不可避免的带着时代为其留下的心灵创伤。尽管如此，诗人仍旧无所畏惧的建构着时代精神的大厦。人情冷漠与命途多舛几乎是所有伟大诗人共有的生命经验。现代社会带来的心灵创伤与精神痛感并不是稀少了，而是诗人放弃了反思生活、质疑存在的义务与责任，以及追求光明的动力与渴望。

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不是他们的思维能力减弱了，也不是他们的情感感知能力退化了，而是再也没有人愿意为生活、生命、人性倾注思索与追问了。虽然，写诗的人要多少有多少，但是，能像古典时期配得上诗人桂冠与荣誉的人却寥寥无几。现代社会的大众意识拒绝深度思考是大众的自由，但是，这不是一个诗人逃避深度思考的理由，因为，大众陶醉于平庸的大众文化不是一个诗人选择随声附和的借口。诗人那种发现时代痛感的能力麻木了，诗人那种凌驾于权力体制与世俗观念的胸怀与气度荡然无存了，诗人那种在细微中感受生活情趣、发现生命真理的意识丧失了，诗人那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傲骨精神哑然失声了。然而，这才是诗歌荒漠化的根源。

所以，事实不是因为这个时代幸福感过高而令诗人丧失了感受、反思与批判的资格，而是诗人自身的独立性与敏锐性在商业化、消费化的时代被大大的弱化了。比如，写诗的人为了扩大诗歌的影响力而不得不集结起来统一声音、统一论调。因此，很难说这种现象背后没有隐藏着当代诗人们的孤立与胆怯。诗歌不是电影、不是绘画，它无需多人为了统一的美学理念与创作技法而抱团，壮大声势。诗是自由的，诗人是自由的。诗人无需通过“拉帮结派”，形成集体声音才能实现诗的意义。“孤独”不仅是诗歌的一种土壤，而且是诗人的一种美学气质。以统一的目标与宗旨所进行的诗歌创作，不仅令诗歌沾染了政治性极强的党派作风，而且极大的消弱了诗人的自由意识与独立精神。建立这类诗歌艺术团体的初衷无非是为了有效的捍卫诗人、诗歌的利益与地位，同时也是为了扩大某一诗歌创作理念的影响力。实际上，真正的诗人不是为了某一孤立的艺术理念来进行诗歌创作的。真正的诗人总是能通过精湛的艺术掌控力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悟所感注入到语言、格律、节奏、遣词造句、意境塑造等诗的形式化要求当中去的。他们的诗歌是出自灵魂的事物，他们的语言是出自精神疼痛的“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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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伟大的诗人不是那些醉心于修辞与形式模仿的人所能企及的。诗歌承载的思想价值与精神意义，从根源上讲并不仅仅存在于诗的修辞之中，而是出自于诗人的精神气质与人格境界。诗人如果缺乏精神的力度、思想的真诚，哪怕再好的修辞也无法让诗歌彰显其光辉、灿烂的一面。只有华丽辞藻的诗词只是一具粉饰华丽的尸体，它的灵魂必定是空虚的。因为，诗人的精神决定着诗歌的精神。单单流于某一艺术理念革新与诗歌语言改变的诗人是可悲的，由此而诞生出的诗歌同样是可怜的。文字、语言、思想是一体的，所以，诗歌形式的独特必然先来自文字、语言、思想的独特。伟大文字、语言、思想的诞生必须伴随着诗人的肉体经验与精神觉觉完成诗歌的“形式意味”的塑造与成型。

当李白被圈养在皇宫之中，为皇宫贵族填词取乐的时候，诗歌的形式意味是没有任何精神张力的。它所具有的价值仅仅是词语的华丽与外形的漂亮，我们从这样的诗歌中看不到一个“诗人”的灵魂。当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时候，诗歌的形式自由才得以被激活。诗的形式随着一个诗人对精神家园的找回逐渐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力度与丰富的美学意味。

当代诗歌把精力过多的集中于诗歌形式的嬗变与与诗歌观念的颠覆，这样却无意识的导致了“诗之精神”的普遍性缺失。虽然说，“诗人的责任就是使语言纯洁化”[1]，可是诗歌的精神除了来自诗人的所思所写，而且来自诗人的所作所为。一种精神的存在必须由身体力行去证明或实现，否则，它的存在只是空洞、浮泛的夸夸其谈，而夸夸其谈的精神总是惧怕检验的。真正的诗人总是能在生命的实践与追问中完成“诗之精神”的创造与充实。诗的诞生是心灵与反心灵、思想与反思想、自由与反自由、觉醒与反觉醒相互碰撞、相互反应的结果，诗人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心灵挣扎与精神痛苦才能完成这层最高语言意义的表达。如果缺乏这段痛苦过程的话，“诗的精神”就像空中楼阁一样，我们尽管能够想象到它的形象，但是，这层形象是虚幻、不真实的。因为“伪思想”、“伪精神”的存在不是经过长久的生活之思的产物，更不是诗人精神不断磨砺的产物。诗人没有经历过精神分娩的阵痛，诗歌是无法在生命经验里获得真实可感的把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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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诗歌的诞生是离不开诗人的精神痛苦与悲剧体验而独立存在。当代人不读诗歌，诗歌没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并不代表诗人的价值是贬值的的，诗歌的价值是低廉的。这样的结论显然是市场机制论之下的产物，它的逻辑是消费决定生产。以此类推，读诗的人少了，诗歌的消费市场萎缩了，写诗的人也就应该退出生产环节了。这是一种荒唐、荒谬的本末倒置。恰恰相反的是，诗人并不是为消费而生的，他能独立、自主的构建起其自身的伦理体系与价值系统。如果诗人接受了商品逻辑、消费思维的影响而丧失掉对生命、生活与存在的敏锐感知的话，那么，诗的悲剧将是诗人咎由自取的结果。

真正的诗人是不需要什么消费者的支持的。诗人的存在不会像电影明星一样，会因为崇拜者的减少而丧失自身的存在价值。自古以来，世上并不存在关于诗人的这般规定。一个伟大的诗人是能在任何一个拒绝思考、厌恶精神的时代里独立的完成生命价值、存在意义的反思与追问的。诗人的荣誉不是来自消费者的认可，而是来自思想与真理的感召。诗人的满足不是来自世俗价值的界定，而是来自对心灵意识的追随。诗人的存在被质疑、被孤立、被冷落虽然是目光短浅、思想贫乏、精神虚无之时代的后果，但绝不是诗人妄自菲薄、自暴自弃的理由。否则，诗人的独立意识与自由精神将成为一种历史与传说。

从现实角度来讲，思想与真理在人类的历史并不是一种普受欢迎的事物。对于多数人而言，他们宁愿在欺骗与自欺中死去，也不愿严肃真诚的站立在思想的磨砺与真理的拷问之中。人性中总是潜藏着巨大的原始惰性。人不仅有着身体的惰性，而且有着思维的惰性。诗人之所以是诗人，就是因为诗人不仅把握住了生命的存在与真理的永恒，而且体现出了人对思维惰性的精神战胜与意志克服。 

[1]《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8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