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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生于太原市，1982年执教于河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新诗评论》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诗学、比较诗学、现代西方哲学。2014年10月30日晚上跳楼自杀身亡。
道辉的诗尽管面目凝恒、骨肉沉痛，但我读后却没有“悲观”、颓唐之感，相反，将一切回到个人的具体“问题”时，它反而带上了一种精神冒险主义的孤零零的欣快。对诗人处理“时代”材料来说，可类聚的“时代问题”并不一定比“个人问题”更真实。 ——陈超
道辉第一本个人长诗集即将出版，我也为他高兴。我知道这个后生在诗歌“江湖”上交游颇广，有一种仗诗为剑游侠的遗风。本来也可以约比我更了解他的合适人选来写序，我也诚恳地辞谢过，但道辉还是希望由我来写。“事”不过三，再推脱就是做作了。虽然我的知识型构、诗歌理想与更年轻的诗友有较大不同，写起来肯定有自说自话的味道；但据说现在是“对话”的时代，体现差异的时代；那么由我来写又多少变得有些道理。因此，对他的信任，我便坦然心领了。 第一次注意道辉的诗是在94年。他与几位朋友在闹“新死亡诗派”。这个名称比较“煽”，从直觉上给人以冲撞。几年下来，道辉像模像样主编了七八本“新死亡诗选”。从“江湖”到“朝廷”，都有很显豁的反应。知它怨它赞之斥之，都是正常而美妙的。现在有一种很“体面”的说法，将80年代以降的现代诗群涌动讥之为“运动癖”。我对此不以为然。说实在话，现代主义诗歌其中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其“运动性”、“社团性”。西方现代诗历史就是这样过来的，是在总体的精神呼应，基本意向彼此声援的庞大台基上，才诞生了更有价值的个人。因此，也可以反过来说，只有缺乏个人性的诗人，才像体力不支者避开流行出血热一样骇怕投入“运动”。他那点可怜的“特色”，很可能会被集团淹没。我认为，在一个大一统的历史语境中，坚持有约略细领的集团实验，恰好是在捍卫诗歌写作的差异。由志同道合的几位友人，彼此砥砺，相互鼓舞，以对抗一个求同伐异的种族积习，是“必要”的策略。在精神历史发生巨大灾变和迷乱的时代，要进行不计代价的重建工作，夸大个人的力量反而常常显得有些过度自恋、自私。因此，我说，重要的永远不是“社团”本身而是社团的质量。当我看到某些狂妄的家伙，在受惠于现代诗运动提供的总背景的激励，写出了几首好作品后，便自诩为“我一贯的个人写作立场”时，我真看不下去。他缺乏起码的厚道和对历史的尊重，他以为自己是谁？
对“新死亡诗派”，我在此不做评价，有待更合适的场合厘清其种种价值和肤廓之处。它当然有意义当然有毛病，毛病和意义在此纠结一体，难以简单说“如果……就……”。道辉作为“新死亡诗派”主要代表，其刻苦肯干，讲求实效，重义轻财，都给我留下很好很深印象。这一代后生中，有组织天赋、言必行行必果，不可遏制地酿造风云的激情者，我已领教过几位。其中，道辉给我留下的记忆更鲜明。我虽生性慵懒，对一切均无可无不可，但我知道，我这也不是什么“美德”。我厌恶任何形式地利用这一点自矜。我对那些为现代诗运动做出贡献的朋友（当然包括“新死亡诗派”）致以兄弟般的敬意。 道辉进入自觉写作状态是在90年代。进入90年代后，中国现代诗开始“转型”。其中一个特征是对“小型叙事”的迷恋，与此相伴的是诗歌话语对“超验性”的抑制。小型叙事在防止诗思想无边僭妄成为集体乌托邦的补充时，是有其合理性的；但由此导向对市民文化的亲和，对欲望语境的妥协，则令我感到迷惘。与此相关的对超验性的抑制，如果为求得诗语的“真实性”则有意义，若是以为反超验即一定“真实”，则是又一个讨巧的低级策略。因为“超验”，也是诗人生命状态的基本成分，也可以是灵魂真实的一部分，我们没有必要再自设牢狱。因此我更倾向于笔随心走，综合处理这个杂语时代。在远大精神目标和小型叙事，超验性和日常性中谋取某种平衡。一般地说，道辉的诗喜欢处理超验、神秘的材料，但他能够将此还愿于个体生命状态的真实性。他对超验状态的揭示是以个人的现世存在为前提的，有一种原初、具体、活生生的体验和认知。比如，道辉热衷于处理“死亡”，但我们读他的诗，都看不到对此的玄秘猜想，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他对死亡的认识，是基于个人生命时间的有限性，以及个人诗性体验的不可取代性。一个诗人意识到“死”是必须自己承担，别人无法替代的，那么才同时意识到个人的诗性体验也只能由自己承担，别人无法替代。与人的大部分社会实践不同，写作的确具有天生的不可为人“代劳”的个人性质（当然是指有意义的写作）。这一点与“死亡”可相互隐喻。意识到此，诗人方会更自觉地为其写作的价值感负责。道辉的一些诗作和文论，我以为有价值的地方正在这里。他命名并大力阐释“新死亡诗”，其实是以死亡与写作互为比附的。只不过道辉天性喜怪诞，在浓密阴晦的语词密林中，常常不经意地伤害了文本的明晰性。我也曾给他指出过这一点，他后期的诗作、文论已好读多了，但总的看仍然有失艰涩。道辉没有忘记诗人的本分，“写作”常常就是诗作的主题之一，这使其作品及文论没有成为泛文化表述、社会批判叙情的牺牲者。收入这本集中的作品，其主题“面向”不同，但他总不会丧失掉对“话语”、“书写格局”、“写作的意义”等问题的探询。这些问题或者是主题，或是与主题相应的次要声部。
进一步阐释道辉诗歌的意义，不是这篇序应承担的任务，我愿意将此交给内行的读者完成:“每个读者就是另一首诗。”我只想再从其诗歌的意识背景、话语形式这两方面，约略谈谈我的观感。其中或会有误读成分，读者认同或是反对，我均平和接受。 道辉的诗从意识背景上与存在主义关系密切。其中，克尔恺郭尔、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对其影响是明显的。相反，萨特、马塞尔、巴雷特与加缪意识中的“现实”因素，在他的诗中作用不大。因此，他的主要作品，常常有一种高度主观心理体验和神秘主义特征。他将生命动力内敛于“我在”；他喜欢诉说的是“我”的文化处境，“我”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给写作者的震动和惊奇。在此，抽象群体的“价值关怀”，“存在意义”，“苦闷”，“压抑”并不十分重要，如果“我”能在某个生命时为完成对个人生、死、烦、畏、沉沦、超越等的体悟和书写，那么，至少个体生命就不会是虚无的，就是有“价值关怀的”——产生危机的时代是一回事，“我”的本质规定性还得由“我”赋予。这是“个人主义”的人学辩证法。道辉的诗尽管面目凝恒、骨肉沉痛，但我读后却没有“悲观”、颓唐之感，相反，将一切回到个人的具体“问题”时，它反而带上了一种精神冒险主义的孤零零的欣快。对诗人处理“时代”材料来说，可类聚的“时代问题”并不一定比“个人问题”更真实。况且前者还容易被伪装的定义和公约抹平，成为廉价的维名主义仿写。由此，即便在读道辉那些晦涩的诗时，也会使人感到它是直接的。而且将之作为“时代问题”的个案研讨，也是便利的。我当然主张诗歌要处理“时代”最噬心的主题，不过我的起点是：时代的分裂只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血肉之躯负荷着。常常是这样，那种实证派式的“报纸加剪刀”的历史诗学，只是叙写了群众生活的景象，它没有贯穿着具体个人心灵的活动，因此，它也只是一种拒绝理解的历史事件；诗人的职责是经由个人体验而对历史所做的心灵记录，应具有个人内心图景的细微显现功能。在我看来，道辉的《风尖上的领地》、《死亡，再见》这两组诗，可以称得上是经由个人内心完成的对时代的记录。 道辉诗歌在语言上有一种巴罗克风格。他的诗也像这个术语一样，有着内部彼此盘诘的内涵。比如，在《死亡，再见》中，有巴罗克式的宏伟；在《风尖上的领地》中，有巴罗克式的神秘；在《论》中，有巴罗克式的怪诞；而在《自然的空掉》中，又有巴罗克式的丰采和炫耀，如此等等。福建诗歌，从蔡其矫、舒婷到吕德安，虽然姿容各异，但一般追求分寸感和准确。到道辉这一代，开始显出华饰、戏谑、机敏、超验、热烈、肉感，具有较大灾变因素。这一代后生，仿佛要在祖国东南沿海建一座魔王殿。我为这种冒险高兴，因为从道辉上述诗看，它们是由实实在在的意义支撑着华饰嚣张的外表。当然，他们还有许多更系统更有难度的工作要做，在自我评价上亦应谨慎从事，立论的新鲜和有效性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我有信心拭目以待其来日。
追求形而上探索，是所有现代诗的宽泛常规。道辉在此的个人方式是高度含混和梦游的扭结一体。他喜欢在一部作品中，通过各式语型和不同肌质的暴力组合，来达到某种丰富性和深度意义。在此，各种话语形式、信念、设想和视角是对抗共生的。它们在理想的情况下给读者以出人意料的魅力，但有时也会使人减轻对意义的警惕，分散对核心语象的特殊凝注力。他的节奏是长键型的，在与诗歌主题的玄学品质吻合时，能起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反之，在处理比较轻快的思绪时，这种节奏则显示得外在，不能起到“抽象同情”的有效性。我想，道辉可能对晦涩有一种特殊的深情。当然，我们不能想象任何一种重要的现代艺术会同晦涩没有关系，但是，我还是希望，他的晦涩陈述能给读者以时信时疑之感，不要变成信疑皆成问题。比照以上陈说，其收到良好效果的诗是《死亡，再见》，《自然的空掉》；而给人以较大不适的诗是《论》之1，之4，之5。《风尖上的领地》从精神内核上是坚卓的，但某些段落过度的含混，给我以才华浪掷的感觉。 我也看了道辉写的几篇诗论。很明显，他对“启示录”意义上的诗学有雄心。但一般地说，他所心仪的”启示”，不是“向前”披露可能之未来，毋宁说他对“记忆”、“过去”之事兴趣甚浓。也许是这种“雄心”所致，使这位小伙子的诗在混杂的外表下有骨子里的一致性，是其个人特殊“秘密组织”总背景中的一个个片断。这样的诗人，完全可以将一个时期的写作最终编为一首体制宏伟的长诗。其中，一连串的抽象词语、人、动物、星宿、植物、器官，在一部长诗中会互相呼应，彼此再生。作者只要将抒情、叙事、戏剧场景再精心组织一番就可以了。我愿意看到道辉有能力并喜欢这么干。这一切可行性的心理和文本基础是什么？我以为就是上面提到的他“个人主义人学辩证法”，“巴罗克风格”的一贯性，“形而上品质”，“启示录”野心。 随着资讯时代的显形，诗歌的困难增加了。电视、传媒、电影、简编书、名著缩写——一系列为金钱和欲望、效率所发明的玩意儿——正填塞着读者粗糙的胃口。我每年都会得到优秀诗人转事其它文字的消息，更无聊的是我随后就会收到这些朋友写来的信——自得地力陈“转业”的必要性、合法性。我当然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充分释放活力和享受生活的条件，但从骨子里我还是对这种种放弃而难过。在这种情势下，身处“深海”商业区的道辉及同仁，还有我尊敬的老兄诗论家陈仲义，坚执于严肃的精神历险，并写出了优秀的作品，更使我感动和骄傲。我祝愿道辉不断精进，在探索和不断的反省中写下去，写到底——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是为序。 1997·6·30清晨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08年7月17日 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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