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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乐府民歌中，有一首《江南可采莲》的短诗。该诗这样写道：“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整首诗歌五言七句，全都是口语化的诗句，描写生动，充满了轻快活泼的情调。“鱼戏莲叶间”以下四句接连铺接，不厌其烦，直白地描写鱼儿戏游于荷塘的东西南北各个角落，体现了汉乐府民歌用语的古拙淳朴，给人以无限想象的艺术空间。 本诗的妙处还在于，诗中主要部分处处写鱼的悠游自在，活泼可爱，却处处表现出采莲人欢欣愉快的心情，寄物写人，借景抒情。吴兢先生在他的《乐府古题要解》中说：“盖美其芳晨丽景，嬉游得时也。”整首诗歌，保留了当时口语自然、真率的特点。偶尔聆听友人朗诵这首诗，情感投入，音韵婉啭，节奏把握得当，体现了对这首诗歌的深入理解，也加深了我对这首诗歌的主观认识。 由于我在写板话与汉乐府民歌的共性传承文章时，曾经引用过《江南可采莲》这首汉乐府民歌，就对此很熟悉；尤其是，联想到我在莲湖公园观赏鱼儿悠游于池塘之中的难忘情景，就更对这首诗有了非常直观的品味。这首诗歌，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民歌，可能由当时的采诗官做过简单的加工，但还是保留了当时民歌原始的语言特点、语言特色和语言风格，古朴的民间语言的精髓犹在。 中国诗歌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诗经，但魏晋南北朝以后的诗歌传承、发展与创作，除了继承诗经的传统之外，还深受汉乐府民歌的影响。汉乐府民歌在语言表现形式上，不仅有诗经惯用的“赋、比、兴”手法，而且更加注重诸如排比、对仗、双声、叠韵、谐音、双关、比喻等汉语言丰富多彩的修辞技巧。如果比喻说，诗经是黄河长江的源头的话，那么，汉乐府民歌就是黄河长江的一级支流，然后，携带二级三级四级若干支流，最终汇集成了中国诗歌浩荡的黄河长江。 同时，汉乐府民歌在写作句式上，完全突破了诗经的四言句式，以五言为主，还呈现出杂言的形式，譬如《东门行》《孤儿行》《妇病行》等，各种句式错杂纷呈于一诗之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句式都有，为后来的古风、五言七言诗、宋词元曲，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拓宽了诗歌语言灵活多样的表现形式。 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这一特色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因为是“缘事而发”，所以作品就必须依靠叙事来完成。一般来说，叙事的情况可分两类，一是截取生活中的一个片断场面叙事，另一个是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前者以《上山采蘼芜》为代表，后者则以《孔雀东南飞》为代表。作为叙事的基本方式，汉乐府民歌的特点是不用或少用作者叙述性的语言，而是多用故事中的人物的说话、对话来开展故事情节。至于《孔雀东南飞》，篇幅之长，叙事之纷繁，人物之众多都是古代叙事诗中无可比拟的。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圣。”正是肯定了它作为叙事诗的非凡成就。 汉代文学的主流是文人创作，文人创作的主流是辞赋。乐府民歌作为民间创作，是一种非主流的存在，只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它与文人文学虽有一致的地方，但更多的是不一致之处。然而，这种非主流的民间创作，却深刻影响了当时和后来文人的创作，最终促使诗歌在后世蓬勃兴起，取代了辞赋对文坛的统治。所以，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现存的汉乐府民歌虽然数量不多，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始终如同星河一样，散发着奇异的光彩。 汉乐府民歌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一个特殊的诗歌创作样式，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魏晋南北朝诗歌以及唐诗宋词等诗词写作体裁兴起成熟时，终于完全消失了，后来的也仅仅是拟汉乐府体，属于真正的文人之笔了。 艺术来源于人民大众，永远属于人民大众，也只有人民大众才是推动艺术不断传播发展、不断升华提高的真正动力。诗歌创作的根基在民间，只有深深扎根于民间淳朴厚实的土壤里，始终依附着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喜闻乐见、真实生活，保持、掌握和娴熟运用人民大众生动鲜活的口头语言，从民歌中不断汲取诗歌艺术创作的营养，才能拥有自己的一片蓝天——这已经成了继诗经、汉乐府民歌之后，直至现当代诗歌艺术界，诗人从事诗歌艺术创作的共识。 中国诗歌的发展，有一个从“大俗”到“大雅”的过程，实际上，“雅”“俗”原是没有明显分类分界的，俗即是雅，雅即是俗，雅俗共存，雅俗共赏，才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常态。时代进步、社会前进、文化发展、审美提升的大势所趋，迫使任何一种文学艺术创作样式必须与时俱进、转换模式，否则就会被历史淘汰、遗弃。汉乐府民歌的盛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个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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