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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机妙算刘伯温

 红香圃 2022-06-16 发布于河南

刘基,字伯温,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开国谋臣,是民间传说中神机妙算的人物,甚至有人传说他是诸葛亮“转世”。传说有一天,刘伯温在行军途中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离开朱元璋的营帐,独自走進深山老林。山路坎坷异常,森林越来越密,他不觉有点着急。看看四周无人,刘伯温就想找一处隐蔽地方方便,慌忙间惊走一群野鸡,腾空而飞。只见不远处有一座千年古庙,刘伯温径直走了進去,一看,庙门匾额上书“诸葛武侯”四字,庙门左右贴着一副对联:

       金鸡土狗奔马时 留头金刀在此溺   

       刘伯温不解其意,也来不及琢磨推敲,先在庙内僻静处方便之后,抬头一看,坏了!怎么能在庙中撒尿,冒犯神灵,其罪不小,赶忙给庙中神像深深施了一礼。随即发现神像下有木刻神牌,上写:          三分天下诸葛亮   

       刘伯温大笑一声,心想:我一统天下还没说什么,你三分天下有啥了不起。一气之下,把木牌摔断在地。谁知断牌里面还有一个小牌,刘伯温拿起小牌一看,上面竟然写着:          一统天下刘伯温   

       此时,刘伯温才大吃一惊,诸葛亮果然是神人也!早在一千多年前,他就算定我会跑到这里小便。再回头看看庙门上的对联:那留头金刀不是分明指自己的姓吗?留去田加金、刀旁正是“劉”字(刘的繁体)。

      上联那“金鸣土狗奔马时”,很明显是指时间。此年是丁酉年,酉即鸡;九月九日的地支是戌,戌的生肖是狗;奔马时,显然是指正午时辰,现在正是正午啊!想不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诸葛亮算得准确无误,太神了!他连忙在诸葛亮像前跪下作揖,连连请罪。没想到,跪下之后却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正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又见对面墙上写有拳头大四个字:“弃甲而走”。心想:这不是暗示脱了盔甲才能脱身吗?刘伯温赶忙脱下盔甲,果然得以脱身。此时,刘伯温的梦也醒了。

古籍刘伯温像明太祖朱元璋本是穷苦出身,没有读过书,做和尚时就着佛经认了几个字。早年在沙场上征战,这点微末文化的作用也只是传传军令,后来做了皇帝闲暇无聊时竟喜欢上了吟诗作对,以他的水平也只能自娱自乐,但他贵为天子,少不了文人墨客的恭维奉承,久而久之,朱元璋竟得意忘形,认为自己真的才高八斗,常常作些诗词让大臣们传阅,但当年和他一同出生入死的弟兄们却不买他的账,当众说他的诗是饿犬乱吠,朱元璋虽然表面上一

古籍刘伯温像

       明太祖朱元璋本是穷苦出身,没有读过书,做和尚时就着佛经认了几个字。早年在沙场上征战,这点微末文化的作用也只是传传军令,后来做了皇帝闲暇无聊时竟喜欢上了吟诗作对,以他的水平也只能自娱自乐,但他贵为天子,少不了文人墨客的恭维奉承,久而久之,朱元璋竟得意忘形,认为自己真的才高八斗,常常作些诗词让大臣们传阅,但当年和他一同出生入死的弟兄们却不买他的账,当众说他的诗是饿犬乱吠,朱元璋虽然表面上一幅宽容大度的样子,但内心却老大不乐意。

      这年春天,朱元璋带群臣到应天府(今南京)外的长江边游玩。盛春时节,百花吐艳,群鸟争鸣,远处苍茫钟山似猛虎威威端坐,眼前长江如巨龙滔滔东下,江岸边的燕子矶若钢铸铜浇一般屹立,任风吹浪打岿然不动。朱元璋诗兴大发,脱口吟出一句:“燕子矶兮一秤砣。”但就这么一句,下面想不起了,若在宫中,身边的宫女太监们早就逢迎成堆,可是今天身边的人全是沙场名将,大家轰然一阵嘲笑声,徐达直截了当地说:“狗屁不通,狗屁不通!”朱元璋甚是尴尬,有心吟出好的句子来显显自己的文采,但一句也想不出,红着脸对着燕子矶发楞。刘伯温走上前说:“把燕子矶比作秤砣,其实这是挺好的一句诗,听我续下去。”他清清嗓子大声吟道:

      燕子矶兮一秤砣,      长虹做杆又如何。      天边弯月是挂钩,      称我江山有几多。

       吟罢,大家连声称赞说:“好诗,好的气势,燕子矶做秤砣。长虹做杆,弯月为钩,来称我江山,气度不凡,刘伯温真是能点石成金,把一句烂诗吟成一首好的绝句。”谈笑之余,谁也没有注意到朱元璋眼睛里闪过一丝杀机。

      后来朱元璋设巧计,谎称修盖庆功楼为大臣们庆功,暗中埋下炸药,所有功臣们在轰然一声巨响中灰飞烟灭,他这个狠毒的决心就是在刘伯温吟诗的一刹那下的。诸臣的嘲笑尚在其次,关键是刘伯温那一句“称我江山有几多”把江山称作自己的,让他感到威胁。

      令朱元璋没想到的是刘伯温并没有葬身在他的巧计中,成了唯一的漏网之鱼。这位向来料事如神的军师,在他吟出诗的一刹那就后悔了,朱元璋的庆功楼一动土,他就料到这是个鸟尽弓藏的圈套,那日庆功宴上,他进去打个招呼就悄然退出。回到府中,脱去官服,换上道袍,迅速离开了奉天府。等朱元璋知道事实,他早已无了影踪。

      刘伯温的逃脱让朱元璋连续失眠了好几个晚上,他害怕刘伯温用他那神机妙算的办法来报复。为此,他多次微服私访,目的就是要查出刘伯温的下落。

      有一次,朱元璋到山东微服私访,在山道上遇雨,匆忙躲到一颗树下,正苦于久下不停,对面过来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他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手中还撑着一把伞,边走边望四下里看,似乎在寻找谁,见到朱元璋后特别高兴,跑到他面前,把伞给他说:“老先生请了。”朱元璋以为自己身份败露,问:“你认识我?”青年说: “不认识,但我知道有人在这里遇雨,特来送伞。”朱元璋更加奇怪,问:“你怎么知道?”青年笑着不答,说:“在下姓彭名有信,寒舍就在附近,到家里换件衣服吧。”朱元璋见他不肯说,也不便再问。跟他一路走去,果然行不多远,就见一处茅屋,虽然简陋,但不失为一避风挡雨的所在,在雨中站久了的朱元璋,一进去便大感温馨。彭有信拿出一套给他换上,竟出奇的合身,仿佛专门为他定做的一样。彭有信脸上也略显好奇,但并不言语,随之又是劈柴做饭。朱元璋吃饱穿暖后,一天的劳累使他困意顿生,倒头便睡。

      次日清晨,天空放晴。朱元璋醒来就看见一道彩虹横跨天际,不由随口吟出两句诗:“谁把青红线两条,和风甘雨系天腰。”他经过几年的学习诗作大有进展,然而依旧才力不足,吟出这两句,下面不知如何了。彭有信在一旁道:“我想起两句,不知可不可以?” 朱元璋道:“只管说。”彭有信道:“谁把青红线两条,和风甘雨系天腰。只因玉皇銮舆出,万里长空架彩桥。”朱元璋大吃一惊,因为这两句诗不但接的好,而且暗示出他朱元璋是皇帝,问:“你怎么知道?”彭有信却一脸茫然问:“知道什么呀?”朱元璋心中稍安,认为彭有信不过就诗论诗没有别的意思。当着面就诗使朱元璋对彭有信更有好感。回到宫中,他立即派人找到彭有信,单独召见,彭有信对这位当初的淋雨先生既是当今天子大感意外,慌慌张张说出一件事。

      原来这彭有信也是个读书人,但脑筋太死,不会做八股文,考了几年连个秀才也没考上。但为人心地善良,一日村里来个老道,这个道士既不画符也不捉妖,只说有个官位相送,谁能管他半年饭,即把此功名相送,乡民皆以为他是个疯子,半顿饭也不给。彭有信看他可怜就答应管他半年饭,但于送功名之事半点也没放在心上。不料半年之后,道士临走前给他一个一大一小两个锦囊和一套衣服,嘱咐他到某年月日打开大的锦囊,里面有他如何得官得办法,那套衣服将来是来换官服的,也要务必保存好。至于小的锦囊妥善保存,将来一定有用。彭有信将信将疑保存下来,到时打开一看,上面告诉他准备蓑衣斗笠雨伞去找一个人……后面的事就是朱元璋所遇到的了,朱元璋把锦囊拿过来看看,方才知道包括那句诗也是锦囊所述,他知这个道士必是刘伯温,心中不由一阵害怕,原来自己每一步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但转念一想,他定无害己之心,否则早下手了。心念至此,不由如释重负,愉快的封彭有信为山东布政使,忽然记起那个小锦囊,令彭有信交上来,打开一看,只见写道:“谢万岁封彭有信为山东布政使,臣云游四海为陛下择栋梁才。”朱元璋看后一笑,从此再也没有过微服私访。

      洪武末年,朱元璋年岁已高,常常记起当年出生入死的将士们,反思自己所作所为,心中常常生愧。他把彭有信找来,问他有没有见过那个道士。彭有信说有人在四川见过他,他正往一个破败的孔明庙上垒砖,别人问他干什么,他说给自己修冢。

       朱元璋立即下令重修孔明庙,并在旁边为刘伯温建庙。在修孔明的过程中,一个官员见庙前石碑从蜀汉至今历经风雨,字迹已模糊难辩,欲挪走重换,一搬之下,意外发现石碑中空,内藏羊皮画卷,画上人羽扇纶巾,俨然正是当年的诸葛亮。呈到已经病倒床上的朱元璋面前,他竟惊坐而起,因为画上的人,虽是蜀汉服饰,但音容笑貌却同刘伯温无二。至此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刘伯温把修孔明庙称作给自己盖冢,原来这两位旷世奇才竟是同一人。于是下令停修刘伯温庙,单修孔明庙即可。所以到现在孔明庙并不罕见,而刘伯温庙却从来没有。

 民间向有“一统江河刘伯温”的说法。可见刘伯温的才具、谋略、功业、识见皆出类拔萃,只是他的悲戚下场,又不得不令人叹息。

  刘基,字伯温,生于1311年,正值元朝中叶的全盛时期。他22岁考中进士,然后滞留北京候补3年,才被安排到江西行省担任高安县丞。此后,他在20年的官宦生涯里,曾有两次被免职。免职并不是由于刘伯温行为放浪或不作为,而是因他过于刚正。用《明史》的话说,他丢乌纱帽的原因是“发奸摘伏,不避强御”。一般说来,乱世英雄,在顺世都是没有机会当良臣的。若没有元末群雄迭起的“大乱”,刘伯温恐怕也只能成为个寄食官场的不得意文人罢了。  刘伯温少时有神童之称,据说可以一目七行。无论是记忆力还是领悟力,刘伯温都是超一流的。据说他游学京城期间,某日逛进一家书肆,发现一本天文书,遂站下来翻阅。店主见他看得入神,便上来搭话。言谈中觉得这位年轻书生谈吐不凡,有意将书送给他。刘伯温笑着谢绝,说:“不瞒店家,我方才看了半日,这本书早已装进了肚皮。”说着便流利地背诵起来。店主大惊,以为遇到了转世的诸葛亮。  刘伯温不仅尊崇孔孟儒学,更喜欢运筹帷幄的横霸之术。《明史》上说他“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这里说的象纬之学,就是通常所说的神机妙算。一般认为,这门学问是建立在天文地理、阴阳五行基础上的谶卜术数。  刘伯温在元朝的最后几个官职,都落脚于浙江,很不得志。当时的浙江,主要任务是围剿海盗方国珍。刘伯温屡次建言而不为当政者重视,故至正十八年(1358年)他47岁时,一气之下弃官归里。

       到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刘伯温已在家闲居两年。其时,朱元璋已是元末农民起义军中较有实力的一支。随他揭竿起义的人士,多半是淮西家乡的哥们,如徐达、沐英等,抡枪使棒冲锋陷阵都是好汉,但审时度势运筹帷幄都不在行。经硕儒朱升的推荐,求才若渴的朱元璋找到了刘伯温,请他出山。  对于刘伯温的到来,朱元璋给予足够礼遇和极其重视。刘伯温见朱元璋爱才惜才用才,便向朱元璋面陈了他的“时务十八策”。其中,十分重要的就是让朱元璋抓住机遇,夺取江山,称雄天下。当时,天下称王之人已有好几人,除韩林儿,还有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朱元璋久有称王之心,只是心中一直没底,与刘伯温一席话,让他茅塞顿开,信心倍添。    后来,又通过几次长谈,朱元璋知晓刘伯温是位精通天文地理之高人。乞丐出身的朱元璋,对卜卦、推命一类的象纬之学深信不疑,刘伯温的劝说被朱元璋当作“神谕”。在这一点上,可以肯定地说,是刘伯温促成了朱元璋的皇帝梦。  刘伯温投奔朱元璋之初的几年,主要是承担军师的角色。他每献一计便成一事,因此深得信任。朱元璋对他说:“先生有至计,勿惜尽言。”每逢军国大事,朱元璋有吃不准的地方,必请教刘伯温。他从不叫刘伯温的名字,而是尊敬地喊“老先生”。  关于他为朱元璋出谋划策指点迷津的故事,无论是明代的正史和野史,都有诸多记载。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鄱阳湖大战。当时,陈友谅的军事实力远超过朱元璋,如果朱元璋此役失败,就会失去问鼎皇位的机会。在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惨烈大战中,刘伯温始终与朱元璋同坐一条船上,须臾不离左右。战斗打到第三天,朱元璋正坐在旗舰的胡床上督战,坐在他身旁的刘伯温突然一跃而起,拽着朱元璋说:“走,快走!”朱元璋不知就里,也不及细问,只得跟着刘伯温迅速撤到另一艘战船上。还没坐定,只见一发炮弹“嗖”地落在先前的旗舰上,将之炸成碎片。朱元璋大惊,心中非常感激刘伯温的救命之恩。  日暮之时,刘伯温建议移师湖口扼住鄱阳湖入江通道,等到金木相犯日再与陈友谅决战。按五行学说,朱元璋为金命,陈友谅为木命。金木相犯即金克木之日,选择这一天决战,陈友谅必败。朱元璋毫无保留地采纳刘伯温的计谋,鄱阳湖大战最终以陈友谅的惨败告终。此后,朱元璋顺风顺水,3年而得天下。用“一战定乾坤”形容此役,一点也不为过。一人而抵百万师,刘伯温运筹帷幄的才能,于此发挥到极致。  第二件事是刘伯温帮朱元璋选宰相。明朝第一位宰相李善长是朱元璋的老乡,开国后,他被封为韩国公,列为文臣第一。李善长当宰相时,刘伯温是御史中丞兼太史令。这种安排表明朱元璋对刘伯温生了戒心。刘伯温学识与执政能力均在李善长之上。朱元璋离不开刘伯温的学问,但又害怕刘伯温用学问来对付他。因此,他给刘伯温的定位是:只允许议政,不允许执政。  当了皇帝后,朱元璋猜忌心日重,总是害怕手握重权的开国功臣谋反。有一天,他把刘伯温找来密谈,就撤销李善长宰相职务之事征询意见。刘伯温当即表示反对。他说:“李善长资历老,又练达,能调和诸位大将及勋旧的矛盾,适合当宰相。”朱元璋大惑不解道:“李善长多次构害于你,欲致你于死地,你怎么还为他说话?”  刘伯温顿首答道:“朝廷换宰相,就好比大房子换立柱。立柱必须是一根又直又粗又长的大木头,方可支撑房梁的重量。皇上首先得找一根新的大木头,方可把旧的立柱换掉。如果用一堆小木头捆起来充当大木头去换立柱,那么,这座房子最终会倒塌。”  后来,李善长终究还是被杀掉了,朱元璋找了3个在他看来可以当作“立柱”的人,再次向刘伯温征询意见。刘伯温仍是摇头。他一一分析说:“杨宪有相才,无相器。”朱元璋问:“何为相才,何为相器?”刘伯温答:“相才指才能,相器指气度。杨宪有宰相之才,却无宰相的气度。他好与人计较,不能做到心静如水。”朱元璋问:“那汪广洋呢?”刘伯温答:“心胸偏浅,盛于杨宪。”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伯温打了个比方说:“犹如用腐木做了个车辕,谁还敢驾这样的车呢?”朱元璋有点不高兴,说:“我选的宰相,没有哪个比得上你老先生。干脆,这个宰相你来当好了。”刘伯温小心回答:“臣疾恶太盛,又耐不得细繁。若强当宰相,必然会辜负陛下的大恩。天下这么大,何患无才,惟愿明主悉心访求。只不过,方才说到的这三个人,的确都不能当宰相。”  刘伯温的这次议政,肯定有违圣意。因为此次谈话之后,杨宪、汪广洋及胡惟庸都先后拜相,但不久又相继被朱元璋诛除。事后检点,朱元璋承认刘伯温识人更高一筹,却对刘增大了戒心:一个人把什么都看得这么透彻,对猜忌成性的朱元璋来说,绝不是一件让他愉快的事。    也许刘伯温看到朱元璋当上皇帝后,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一面正在消失,而骄横之气正日益滋长。故在洪武四年(1371)年,刘伯温在追随朱元璋11年之后,经过多次请辞,终于如愿以偿退休归田。   61岁的刘伯温回到老家后,既为避祸,也为娱心,便彻底做了一名田舍翁。他每日只做两件事:饮酒和弈棋。当地官员慕名求见,他一概谢绝。尽管如此谨慎,还是惹来了大祸,差点让朱元璋砍了脑袋。    南田有个地方叫淡洋,一直是个盐贩聚齐、盗贼出没的地方。刘伯温还乡后,淡洋的治安状况并没有改善。为家乡计,亦为朝廷计,刘伯温委托儿子刘琏给皇帝上书,建议在淡洋设立巡检司,调派军队驻守,使奸民无法作乱。    这封信没有通过中书省,而是直接送给了朱元璋,尔后朱元璋将信批到中书省处理。时任左丞相胡惟庸看到奏书,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当初,刘伯温在朱元璋面前说自己既无宰相之才,亦无宰相之德,胡惟庸早恨得牙痒痒的,拿到刘琏的信后,他便找来心腹密谋报复之计。    不久,被胡惟庸派往青田调查的兵部官员回来,向朱元璋上奏了调查结果。说是刘伯温夜察天象,看到淡洋有“王气”,便想在这里建造自己的墓地,以利后代。但淡洋居民极力反对不肯迁出,刘伯温想借朝廷之力,设巡检司以驱民。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胡惟庸的构陷。但朱元璋当上皇帝后,最忌某地出了“王气”,会威胁他的统治,果然朱元璋顿时暴跳如雷,即刻下旨褫夺刘伯温的俸禄。    圣旨到达南田之日,刘伯温诚惶诚恐,马上启程前往南京向朱元璋当面谢罪。朱元璋正在气头上,不肯召见。刘伯温无奈,便以待罪之身客居京城三年有余。而这期间,胡惟庸深得朱元璋信任,取代汪广洋当上宰相。刘伯温得知消息后,对儿子说:“我早就看出胡惟庸不是好人,如果我的话不灵验,那便是苍生的福气。”    风烛残年的刘伯温,面对一个忌恨于他的皇帝,一个欲置他于死地的宰相,可谓凄风苦雨度日如年,不久病倒于客邸。胡惟庸闻知,便假传圣旨,指派御医前来问诊。据说吃了御医给的汤药后,刘伯温腹中便长了一个拳头大的石头。    刘伯温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于是在洪武八年三月(1375)上书乞求返还故里,朱元璋批准。刘伯温回家不到一个月,便撒手尘寰。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刘伯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看到朱元璋的魄力及才能超迈群雄,是值得辅佐之人;他的遗憾之处,同样也在于对“伴君如伴虎”认识不足。其实,笔者想说,他不是不懂多疑与侥幸之人不可共谋国事,但毕竟已将全部理想都寄托在朱元璋身上。五十而知天命,他在天命之年追随朱元璋效命王政,实在不易。故在这条看似风光却深含不易的路上,他一走就是15年。事实也证明,这条路既辉煌灿烂,又残酷凄冷;既轰轰烈烈,又战战兢兢。因为业绩是属于皇帝的,而自己稍有闪失,只有处罚;即便没有过错,被人诬陷,也是悲剧连连。    从刘伯温的坎坷为官经历,我们可以读出什么?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笔者就不多言。但不管怎样说,刘伯温忠心耿耿为朱元璋成就帝业,圆其帝王梦,却在晚年落得个日渐冷落、不得善终的下场,很是悲剧。或许其背后的深刻根源,不仅仅是刘伯温做人的失败,更是古代帝王的无情、封建制度的残酷。

刘伯温的智与不智

   刘基(1311——1375年),字伯温,是位被民间神化了的人物,同张良一样,他的确是位杰出的智者。

   朱元璋见到刘基时,朱元璋正面临着东西夹击的局面,不知如何是好。刘基向他陈述了思谋已久的时务十八策,指出,东面的张士诚,据有江浙一带,地盘小,力量弱,但地区富庶繁华,张士诚其人,胸无大志,贪求苟安;西(南)面的陈友谅,占据江西、湖南一带,地盘大,但陈友谅其人,亡命之徒,野心勃勃,凌上欺下,不得人心。

   当时,朱元璋手下的将领贪图江南的富庶繁华,多主张先进攻张士诚,刘基力排众议,指出:如果先打张士诚,陈友谅必然趁虚而入,我们腹背受敌;如果进攻陈友谅,张士诚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他提出,捕兽先捕猛,擒贼先擒强,只要拿下了陈友谅,张士诚可不战而胜。刘基的这番话,如同诸葛亮的“隆中对”,从全局着眼,廓清了朱元璋眼前的迷雾,认清了主攻方向,得到朱元璋的激赏,说:“先生今后有什么计谋,还请不吝赐教。”从此朱元璋按照刘基的这个战略思想行动,事业得到快速的发展。朱元璋对刘基也十分重视,“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即张良)也!’”

   比起张良,刘基后来居上,他不只善于“运筹帷幄之中”,而且能够“决胜千里之外”。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以20万人的队伍,与陈友谅的60万大军,决战鄱阳湖,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使朱元璋也不免疑惧重重,刘基鼓气说:“臣昨观天象,我军必胜,但努力痛击。”并与朱元璋乘坐同一艘白色战船,亲自指挥。这一仗以后,朱元璋的大业可以说基本告成。《明史》说:“其后,太祖取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业,略如基谋。”

   张良“运筹帷幄之中”的事业,到刘邦称帝时,便基本终止,对汉朝建国以后的事,未进一策,建一言,而刘基还在延续,他不只要为朱元璋打江山卖命,还要为朱元璋坐江山继续效力。正是在这时,刘基暴露出了他的不智。

   鄱阳湖之战后的二个月,即1364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即今南京)即吴王位,又过了4年,到1368年正月,终于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这一段时间内,刘基为这个新王朝的建立,真可谓殚精竭虑,显示出了他“治世之能臣”的杰出才能,至少有以下几件事,是载入了史册的。

   一是新王朝的都城是由他主持兴建的;二是新王朝的国号“大明”是由他提议的;三是新王朝的最初法律,是由他提议并参与制定的,这部法律,为后来的《大明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四是主持制定了明朝的军事制度——卫所制;五是设计了一种新的科举考试制度——八股取士的制度,这种制度,盛行于明清两朝,对巩固专制统治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凭这些功业,他可以傲视张良,可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刘基就没有张良那么老道。

张良从来不干预刘邦的决策,当年刘邦建都洛阳,张良虽然明知不合适,但他一言不发,直到娄敬提出了,他才附和。朱元璋本来想将国都安在他的老家凤阳,可刘基明确地表示了反对,说:“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居然说皇帝的老家不是建都的地方,朱元璋未必会乐意。

   张良对刘邦的心腹大臣从来都是敬而远之,不招惹他们;而刘基从对皇帝的耿耿忠心,执法严格,不顾私情,与朱元璋权力核心集团的“淮西帮”成员一再冲突。李善长是朱元璋的第一宠臣,他的亲信李彬犯法,他出面向刘基求情,让他网开一面,刘基不予理睬,照杀不误,于是开罪了李善长。

   一次,朱元璋就宰相的人选问题,向刘基征求意见,在刘基看来,既然皇帝就如此重要的问题向他咨询,他应当知无不言,他对那几名人选都表示反对,可后来,朱元璋还是任命了李善长推荐的胡惟庸。可见,朱元璋并不重视刘基的意见,而这,却为刘基后来的遭祸,埋下了祸根。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模仿刘邦,大封功臣。人们常将李善长、徐达、刘基,与汉朝的萧何、韩信、张良相比,称之为明朝“三杰”、李善长相当于萧何,徐达相当于韩信,刘基相当于张良,然而朱元璋对这二杰的厚薄却十分悬殊。

   对李善长,朱元璋特别加以关照,说:“善长虽无汗马功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于是,官授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爵封韩国公,四千石,子孙世袭,赐予铁券,本人可以免死刑二次,其子免一次,名列功臣之首。

   徐达排名第二,朱元璋说:“徐达与朕同乡里,朕起兵时即从征,摧强抚顺,功勋居多。”官授太傅、左柱国、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爵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比李善长倒多出一千石,也享有免死的铁券。两个人基本上摆平。

   刘基呢?这一次一共封了36人,其中,公爵6人,侯爵30人,没有刘基的份。虽然当时就有人认为,刘基的功劳远高于其中许多人,即使同李善长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可他却被排斥在外。直到过了20天后,又补封了两个人,其中才有刘基,但官只资善大夫、上护军、爵只诚意伯,岁禄只二百四十石,官职爵位既比李善长、徐达低了两级,俸禄更是只相当李、徐二人十几、二十分之一,既无铁券,也不世袭,在38人中排名最后。

   唉,刘基,这杰出的智者呀,也许从这种赏赐的厚薄中,察觉出点什么,体味出点什么,于是,他仿效张良,他要归隐了。第二年,他回到了青田老家,而且杜门不出,与地方官员绝不往来,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全身避祸了。可是,所谓“隐”,不止于身隐,更重要的还是“心隐”,要与政治一刀两断,不能藕断丝连。刘基却未能作到这一点,他人在青田,心向魏阙。在青田县南约170里,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地处两州交界,位置偏远,地势险峻,为官府势力所不及,而这里正是朱元璋的劲敌方国珍当年发迹之处,如今也还是一些作奸犯科者的巢穴。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刘基向朱元璋建议,在这里设立巡检所,以加强控制。朱元璋同意了,并派兵把守。

   此时担任宰相的,正是当年刘基所反对的胡惟庸。对于刘基的反对,胡惟庸一直耿耿于怀,如今大权在握,正想整治刘基,便以此事为由头,指使人上书,说刘基看中了谈洋的“王气”,想占为自己的墓地,百姓反对,所以他才提出设立巡检所,以驱赶百姓。这触动了朱元璋对大臣早已存在的猜疑之心,他不分青红皂白,下书对刘基痛加切责,并夺了他的俸禄。刘基明白,皇帝怀疑他了,青田是不能再呆下去了,他必须留在皇帝的眼皮底下,以证明他没有二心。于是,刘基不顾老病之身,又从青田老家,千里迢迢,回到南京。

   可是,这位杰出的智者,如今已经自救无术了。他卧病在床,胡惟庸借探病为名,给他留下一剂药,他服下以后不久,腹中出现了一块拳头大的肿块,他对朱元璋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担谅着不好。”朱元璋未予理睬,三个月后,即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得知刘基已经救治无望,这才打发他回乡。四月十六日,病逝于家。

   为什么刘基不能像张良那样,及早抽身退步,反而越陷越深,终于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呢?并不是由于刘基的不智,而是由于两个人的教育背景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生追求的不同。

   张良属道家者一流,老子的“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功成而弗居”、“功成名遂身退”这些思想,无疑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之所以投身政治,不是追求个人的功名得禄,而只是为了复仇,这个目的达到了,他也就没有必要再去淌政治那滩浑水了。

   而刘基不同,他是在儒家教育的熏陶下成长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的人生追求,他不屑于作书斋中的扬雄,竹林中的刘伶、嵇康,也不甘于像自号“四明狂客”的唐代诗人贺知章那样,诗酒流连。他要像东晋的谢安、三国时的诸葛亮那样建功立业。试想,怀着这样的人生目的,他怎么会在仕途中止步呢?他必然要在政治这条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因为这是他实现其人生目的的惟一道路。

    刘基与张良的区别,便在于此。

刘伯温的智与不智

   刘基(1311——1375年),字伯温,是位被民间神化了的人物,同张良一样,他的确是位杰出的智者。

   朱元璋见到刘基时,朱元璋正面临着东西夹击的局面,不知如何是好。刘基向他陈述了思谋已久的时务十八策,指出,东面的张士诚,据有江浙一带,地盘小,力量弱,但地区富庶繁华,张士诚其人,胸无大志,贪求苟安;西(南)面的陈友谅,占据江西、湖南一带,地盘大,但陈友谅其人,亡命之徒,野心勃勃,凌上欺下,不得人心。

   当时,朱元璋手下的将领贪图江南的富庶繁华,多主张先进攻张士诚,刘基力排众议,指出:如果先打张士诚,陈友谅必然趁虚而入,我们腹背受敌;如果进攻陈友谅,张士诚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他提出,捕兽先捕猛,擒贼先擒强,只要拿下了陈友谅,张士诚可不战而胜。刘基的这番话,如同诸葛亮的“隆中对”,从全局着眼,廓清了朱元璋眼前的迷雾,认清了主攻方向,得到朱元璋的激赏,说:“先生今后有什么计谋,还请不吝赐教。”从此朱元璋按照刘基的这个战略思想行动,事业得到快速的发展。朱元璋对刘基也十分重视,“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即张良)也!’”

   比起张良,刘基后来居上,他不只善于“运筹帷幄之中”,而且能够“决胜千里之外”。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以20万人的队伍,与陈友谅的60万大军,决战鄱阳湖,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使朱元璋也不免疑惧重重,刘基鼓气说:“臣昨观天象,我军必胜,但努力痛击。”并与朱元璋乘坐同一艘白色战船,亲自指挥。这一仗以后,朱元璋的大业可以说基本告成。《明史》说:“其后,太祖取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业,略如基谋。”

   张良“运筹帷幄之中”的事业,到刘邦称帝时,便基本终止,对汉朝建国以后的事,未进一策,建一言,而刘基还在延续,他不只要为朱元璋打江山卖命,还要为朱元璋坐江山继续效力。正是在这时,刘基暴露出了他的不智。

   鄱阳湖之战后的二个月,即1364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即今南京)即吴王位,又过了4年,到1368年正月,终于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这一段时间内,刘基为这个新王朝的建立,真可谓殚精竭虑,显示出了他“治世之能臣”的杰出才能,至少有以下几件事,是载入了史册的。

   一是新王朝的都城是由他主持兴建的;二是新王朝的国号“大明”是由他提议的;三是新王朝的最初法律,是由他提议并参与制定的,这部法律,为后来的《大明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四是主持制定了明朝的军事制度——卫所制;五是设计了一种新的科举考试制度——八股取士的制度,这种制度,盛行于明清两朝,对巩固专制统治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凭这些功业,他可以傲视张良,可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刘基就没有张良那么老道。

张良从来不干预刘邦的决策,当年刘邦建都洛阳,张良虽然明知不合适,但他一言不发,直到娄敬提出了,他才附和。朱元璋本来想将国都安在他的老家凤阳,可刘基明确地表示了反对,说:“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居然说皇帝的老家不是建都的地方,朱元璋未必会乐意。

   张良对刘邦的心腹大臣从来都是敬而远之,不招惹他们;而刘基从对皇帝的耿耿忠心,执法严格,不顾私情,与朱元璋权力核心集团的“淮西帮”成员一再冲突。李善长是朱元璋的第一宠臣,他的亲信李彬犯法,他出面向刘基求情,让他网开一面,刘基不予理睬,照杀不误,于是开罪了李善长。

   一次,朱元璋就宰相的人选问题,向刘基征求意见,在刘基看来,既然皇帝就如此重要的问题向他咨询,他应当知无不言,他对那几名人选都表示反对,可后来,朱元璋还是任命了李善长推荐的胡惟庸。可见,朱元璋并不重视刘基的意见,而这,却为刘基后来的遭祸,埋下了祸根。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模仿刘邦,大封功臣。人们常将李善长、徐达、刘基,与汉朝的萧何、韩信、张良相比,称之为明朝“三杰”、李善长相当于萧何,徐达相当于韩信,刘基相当于张良,然而朱元璋对这二杰的厚薄却十分悬殊。

   对李善长,朱元璋特别加以关照,说:“善长虽无汗马功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于是,官授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爵封韩国公,四千石,子孙世袭,赐予铁券,本人可以免死刑二次,其子免一次,名列功臣之首。

   徐达排名第二,朱元璋说:“徐达与朕同乡里,朕起兵时即从征,摧强抚顺,功勋居多。”官授太傅、左柱国、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爵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比李善长倒多出一千石,也享有免死的铁券。两个人基本上摆平。

   刘基呢?这一次一共封了36人,其中,公爵6人,侯爵30人,没有刘基的份。虽然当时就有人认为,刘基的功劳远高于其中许多人,即使同李善长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可他却被排斥在外。直到过了20天后,又补封了两个人,其中才有刘基,但官只资善大夫、上护军、爵只诚意伯,岁禄只二百四十石,官职爵位既比李善长、徐达低了两级,俸禄更是只相当李、徐二人十几、二十分之一,既无铁券,也不世袭,在38人中排名最后。

   唉,刘基,这杰出的智者呀,也许从这种赏赐的厚薄中,察觉出点什么,体味出点什么,于是,他仿效张良,他要归隐了。第二年,他回到了青田老家,而且杜门不出,与地方官员绝不往来,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全身避祸了。可是,所谓“隐”,不止于身隐,更重要的还是“心隐”,要与政治一刀两断,不能藕断丝连。刘基却未能作到这一点,他人在青田,心向魏阙。在青田县南约170里,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地处两州交界,位置偏远,地势险峻,为官府势力所不及,而这里正是朱元璋的劲敌方国珍当年发迹之处,如今也还是一些作奸犯科者的巢穴。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刘基向朱元璋建议,在这里设立巡检所,以加强控制。朱元璋同意了,并派兵把守。

   此时担任宰相的,正是当年刘基所反对的胡惟庸。对于刘基的反对,胡惟庸一直耿耿于怀,如今大权在握,正想整治刘基,便以此事为由头,指使人上书,说刘基看中了谈洋的“王气”,想占为自己的墓地,百姓反对,所以他才提出设立巡检所,以驱赶百姓。这触动了朱元璋对大臣早已存在的猜疑之心,他不分青红皂白,下书对刘基痛加切责,并夺了他的俸禄。刘基明白,皇帝怀疑他了,青田是不能再呆下去了,他必须留在皇帝的眼皮底下,以证明他没有二心。于是,刘基不顾老病之身,又从青田老家,千里迢迢,回到南京。

   可是,这位杰出的智者,如今已经自救无术了。他卧病在床,胡惟庸借探病为名,给他留下一剂药,他服下以后不久,腹中出现了一块拳头大的肿块,他对朱元璋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担谅着不好。”朱元璋未予理睬,三个月后,即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得知刘基已经救治无望,这才打发他回乡。四月十六日,病逝于家。

   为什么刘基不能像张良那样,及早抽身退步,反而越陷越深,终于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呢?并不是由于刘基的不智,而是由于两个人的教育背景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生追求的不同。

   张良属道家者一流,老子的“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功成而弗居”、“功成名遂身退”这些思想,无疑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之所以投身政治,不是追求个人的功名得禄,而只是为了复仇,这个目的达到了,他也就没有必要再去淌政治那滩浑水了。

   而刘基不同,他是在儒家教育的熏陶下成长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的人生追求,他不屑于作书斋中的扬雄,竹林中的刘伶、嵇康,也不甘于像自号“四明狂客”的唐代诗人贺知章那样,诗酒流连。他要像东晋的谢安、三国时的诸葛亮那样建功立业。试想,怀着这样的人生目的,他怎么会在仕途中止步呢?他必然要在政治这条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因为这是他实现其人生目的的惟一道路。

    刘基与张良的区别,便在于此。

刘伯温从23岁中进士,到遭受排挤迫害65岁在家乡忧郁去世,这40多年间,他不仅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歌、散文和具有深邃内涵的政治、军事著作,还谱写了众多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不输于其他谋略家的治国、统兵、管理方面的卓越功绩,不愧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

    从历史资料看,他在朱元璋在称帝后的第三年,被明太祖封为“诚意伯”;在去世139年后,又被明正德皇帝封其为“太师”,谥号文成。我私以为,刘伯温作为“立德、立功、立言”的古代伟人,其思想、智慧及人格魅力,有颇多可取之处值得今人借鉴。

  其一,“以民为本”思想

    我们知道,朱元璋在建国初期,基于自己贫苦出身,对国家治理是有条不紊、对贪官打击是残酷无情,对民生关怀是休养生息,可以说这一切,既有朱元璋自身的原因,也离不开刘伯温的巨大辅助作用。

    刘伯温认为,“国不自富,民足而富”,“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本”。他还主张,“生民之道,在于宽仁”。《郁离子?灵丘丈人》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山东藤县有一位老人非常善于养蜂,他成功的秘诀在于精心管理。他每次取蜜的时候只拿走多余的蜂蜜,而不把蜂蜜全部取光。这样,原来养的蜜蜂安心定居,新来的蜜蜂也愿意在这里繁殖,家道越来越兴旺。后来,他的儿子继承家业,但对养蜂的管理却截然不同。夏天不管烈日暴晒,冬天任凭风雪覆盖,甚至蝼蛄、蚂蚁钻进蜂箱也不管。结果蜜蜂举族而去,其家道也因此败落。刘伯温借此感慨:“为国有民者可以鉴矣。”刘伯温的民本思想,不仅表现在极力主张官员廉洁从政,轻徭薄赋,而且针对“厚利入私家”的现象,主张均平,“推余补不足,兹实王政始”。

  其二,“以道事君”理念

    刘伯温曾说过:“以道事君者,忠之大也。” 在笔者理解,这里所说的道,主要是指治国理政应当遵循的理念和原则,也包括社会正常运行必须服从的真理和规律。在皇权高于一切的封建专制下,刘伯温在看待君臣关系上,能提出“以道事君”的理念,不仅需要莫大的政治勇气,也需要深邃的政治智慧。事实上,他不仅这样说还这样做了,处于封建帝制环境下,可想是多么不易。

    在凤阳建都、平定王保保和选任宰相等重大问题上,刘伯温都敢于在朱元璋面前直言,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当朱元璋建国已成定局后,明初定都何处,颇有争议。朱元璋提出除金陵(今江苏南京)外,还准备在临濠(今安徽凤阳)建中都,实际上是想把首都迁到老家去,尝尝荣归故里的风光。刘伯温大胆犯颜直谏说,“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王保保未可轻也”。刘伯温之所以坚决反对,理由有三:一是营建中都工程十分浩大,而天下初定,百姓尚未得到休养生息。二是金陵与临濠相距并不遥远,在临濠营造中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三是就战场形势看,元代著名统帅王保保仍握有重兵,对新生的明政权威胁甚大,需集中力量认真对付。可惜的是,朱元璋对刘伯温的正确建议置之不理,于洪武二年命令开工在临濠营建城池宫阙,前后六年,耗费极大。加上朱元璋在同王保保的战争中又吃了败仗,死伤无数。在这种境况下,洪武八年四月,恰好在刘伯温去世之时,朱元璋最终不得不亲自撰写罪己文告,到临濠祭告天地,罢建中都。至于说,刘伯温如何在选任宰相的问题上,不顾皇帝颜面,据理力争,笔者在前文已有论述,在此就不重复。我们从刘伯温的“逆耳忠言终被验证”的事实,可以看出这位开国功臣“以道事君”的高尚人格和犀利眼光。

  第三,“以智制胜”策略

    刘伯温从小聪慧过人,博学强记,注重社会实践,从而成为那个时代智慧超群的杰出人物。刘伯温生生不息的天道观,知必有见于行的知行观,教为政本、重德致用的教育观,试之事而后识贤的用人观等,都是他哲学智慧的结晶。许多后人在刘伯温逝世后,根据他参与指挥过的军事战役和办理过的重大事项加以演义,逐步把他神化为“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天师”。而实际上,刘伯温的“神机妙算”,并非天授,而是来自于对客观事物的周密观察和睿智思考,来自于对世道人心的深刻洞察和细致体悟。这在他功成身退的变局中,也得到了体现。朱元璋的皇帝宝座坐稳以后,虚荣心和猜忌心大为滋长,成功焦虑与皇位焦虑并存,开始大肆杀戮功臣。刘伯温从朱元璋问相和定都等分歧中,敏锐地感觉到自己正面临被冷落、被排斥乃至被铲除的危险。于是,他在年龄刚过六十,便当机立断,激流勇退,告老还乡,闭门谢客,不再过问朝政。即便这样,淮西集团李善长、奸臣胡惟庸之流,仍不放过他。在当时的权力倾轧中,刘伯温势单力薄,难以摆脱遭诬陷、受打击的可怕命运,好在由于他坦然面对、沉着应付,最终得到较好的结局。

    第四,“以德服众”境界

    刘伯温是一位清官,廉直恤民,秉公执法,以高尚的官德和人格魅力流传后世。刘伯温的官德,最突出的是刚正、诚信。他一生最鄙视、最痛恶的,是官场中那些弄虚作假、阿谀奉承、摇尾乞怜和尸位素餐的人。刘伯温为官口碑甚好,不肯结党营私。刘伯温死后,朱元璋对他的儿子说:“刘伯温在时,满朝都是党,只有他一个不从。”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试想,在明初朝廷中结党营私之风盛行,彼此明争暗斗,争夺权力,而刘伯温能够洁身自好,不结党不营私,这集中反映出了他的人生境界和高尚品德。

    对此,我们举一例加以说明,就愈加清楚了。1368年,在朱元璋巡视汴梁期间,丞相李善长和刘伯温留守南京。当时刘伯温官任御史中丞,专司纠察百官。恰逢中书省都事李彬贪污犯事,李善长与之关系密切,为其求情。刘伯温不买账,依旧奏请处斩李彬。由此得罪了李善长,受到他处心积虑意之报复。后来,朱元璋因其他事要责罚李善长,刘伯温却以国事为重,为李求情。朱元璋私下曾对人说,李善长要害刘伯温,刘伯温反倒为他说好话。这件事更反映了刘伯温为人处世不徇私情、公私分明的坦荡胸怀。为人如此,处事如此,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吗?

刘伯温原名刘基,又称文成公,明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开国元勋,以神机妙算、运筹帷幄闻名于世,尤精谶纬之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文韬武略,无所不精,当世有“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的说法。 他自幼勤思好学,聪慧过人,过目不忘,12岁考中秀才,乡间父老皆称其为“神童”。

话说刘伯温辅佐朱元璋夺得天下之后,成了朱元璋的股肱之臣。一日中午散朝,朱元璋身感疲惫,在金銮宝殿龙榻小憩,不一会,便酣然入梦,忽然远方天际一条金龙身带流云向他直冲过来,朱元璋吓得大声呼救,蓦然从梦中惊醒,他睁眼环视左右,侍卫、宫娥战列两班,一切祥和如旧,朱元璋始知刚才妄像乃梦中虚幻,他不禁为他的失态而哑然发笑,不过,朱元璋是一个疑心颇重的人,他转眼一想,我本为真龙天子,竟有金龙亵渎宝座,此梦必然不祥,他连忙派人找来刘伯温,让他测解梦中吉凶,刘伯温掐指一算,闭目沉思,晃着脑袋说:“龙者,天之骄子也,金龙扑殿,意寓草龙觊觎圣上江山。金者,庚辛之属,当指西方,意指真龙降生之地应在西方,不过,从卦象来看,祸患还只在孕育期间,未成气候,只要斩断龙脉,真龙失去阴阳二气滋养,其根必断,灾祸必除。”朱元璋听完,龙颜大悦 ,忙命刘伯温速赴西北,以绝后患。

刘伯温来到青海,他踏遍西北山山水水,详查龙脉走向,发现凡中华龙脉皆源自昆仑,由西向东分南北中三大支系迤东至于大海。刘伯温细查慎阅,沿中条山系秦岭主脉,寻龙来到陕西,继而找到甘肃天水。他俯查江河,仰观天象,发现陇右之地,山环水汇,群山眉聚之处,皆有龙脉博动的迹象。而位于甘谷、礼县、武山、秦州四县交界处的朱圉山乃陇右龙脉之祖,龙脉王气皆源于此。

刘伯温站在朱圉山山巅,放眼四望,朱圉山沿东南、东北、正东分为五支,如五条飞舞的巨龙沿东北、正东、东南蜿蜒而去,他通过龙、穴、砂、水、向堪舆判断,金龙者,黄龙也。黄龙诞生于成纪,金龙定然藏身于秦州西部,于是他踏穴寻龙,沿金河顺流而下,晨曦中金河水在阳光下闪着点点金光,河水穿云破雾蜿蜒游动,如龙翔九霄,刘伯温豁然大悟,水是山家血脉精,金河者,金龙也。金河、金龙天地相合,金河实乃龙脉之气呀!刘伯温心花路放,四下眺望,南山竹岭坤龙、兑龙入首、大衣山脉乾龙入首,两龙于秦州西乡下磨村马崖峡峡口之间相互交汇。水出峡口,如泼玉撒珠,峰回路转,似蜂腰鹤膝,旺气团聚,层层落帐,别有洞天。刘伯温手持罗盘,细查砂、水、穴、向,金河水左配右带,携带八方财气,生、旺、墓、养四水关护,齐聚一堂,刘伯温大惊失色,此乃藏龙卧虎之地也,若非金河水分阻相隔,假以时日,天地之气相融,地气龙脉相通,死脉变成活脉,飞龙在天之日将不远亦,我主吉人天相啊。刘伯温低头思量,大千世界,人物一理,人无首不走,鸟无首不飞,龙有龙穴,水有精脉,只要破损龙穴,斩断精脉,任你龙盘水聚,活脉定会变成死脉。果然,不到一里,刘伯温便在下磨村坟沟门找到了龙穴,龙穴即龙脉结穴所在,其实是一座高约二百米,方圆一里见方的山丘,远远望去,龙穴三面略无牵挂,只有西南方与坤龙地脉相连,状如龙首,俊秀挺拔,山上怪石嶙峋,百草丰茂,山下溪水淙淙,游鱼飞窜,穴前金河如练,百鸟翔鸣,四方群山眉聚,八分来朝,刘伯温欣喜若狂,忙命令上百军士同时开挖,忙活了一整天,眼看龙首要被斩断,偏偏天黑了,刘伯温心想,龙脉已动,龙穴已破,事成只在咫尺之间,也不急于一时,于是便命令士兵停工歇息。

谁料第二天来到穴前一看,龙首竟然恢复如初,刘伯温十分诧异,他笑着说:“我日夜开挖,不给你生长的机会,我看你再重新合拢”,就这样,军士整整挖了三天三夜,龙首与龙身终于分离了,但奇迹发生了,穴中有一根胳膊粗细的芦子根怎么也斩不断,一刀下去芦根立断,收刀后又恢复原状,山体也缓缓合拢,如此这般,军士们累的精疲力尽,竟然无计可施。刘伯温掐指一算,脸上露出了笑容,他随手摘了一片路旁的芦苇叶,口中念念有词,轻轻的对着芦根一划,芦子根断了,里边竟然流出血来,血越聚越多,朝着金河流去,刘伯温心知肚明,假如龙脉精血与金河血脉相连,金龙在天的神话将会变成现实,要破此珍珑棋局,必须调用吉星。刚好一村妇从金河旁经过,刘伯温便问村妇,你看这么一点血能否流到金河里去呀,村妇笑着说,那么一点血,连牛蹄子窝窝都填不满,怎么会流到金河里边去呢?村妇话刚说完,突然电闪雷鸣,乌云翻滚,一道金光从龙穴里飞出,芦根瞬间无影无踪,地上也不见一丝血迹,山再也不长不动了,龙首与山体最终分离了。

事后,人们唏嘘不已,假如村妇能识破玄机,说血能流到金河的话,陇右定会降生真龙,任你刘伯温用什么办法也休想再把脉斩断,几百年过去了,沧海巨变,斩龙处住上了人家,和原来上磨村连为一体,成了一个村庄,就是现在天水市秦州区耤口镇坟沟门村,直至现在,村西南山上有一平台传说是刘伯温扎营之处,人们称它为望血台,虽说事隔多年,但那美丽的传说不绝于耳,仍被乡民津津乐道,那个愚笨的村妇也时常被人提及,遭人唾骂。

文成县是刘伯温的故乡,1946年由瑞安、泰顺、青田三县的边区析置,县名即由刘基的谥号“文成”而来。刘基故居、刘基墓和诚意伯庙均处境内。

刘基,字伯温,元武宗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出生于浙江省文成县南田镇武阳村,和姜子牙、诸葛亮并为我国历史上的“三大军师”,史称“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伟人。刘基在军事上辅佐朱元璋歼灭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北伐中原,一统天下,有“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之说;在文学著作上有《诚意伯文集》20卷问世,其中尤以寓言散文故事集《郁离子》最为著名。这些成就,使刘基成为中国历史上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文学家。

“刘伯温传说”,是人民群众以历史上的刘基为依托,寄寓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情感而创造的民间文学作品。“刘伯温传说”以刘基故乡文成县为分布核心地,向中国大陆及港澳台乃至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文成县南田镇刘基庙,至今保持着春秋两祭的太公祭,祭祀的内容便融合着向遍及海内外的刘氏后裔传讲一代达贤刘伯温的传说。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

1、山地文化的印记。浙南山地,山多、岩多、洞多,浙南人民怀着对乡土的神圣崇拜意识,对乡土杰出人物的无比热爱,创造了地方风物、人物传说,显示出山地文化的特色,如《武阳降生》、《石门洞得天书》、《南田田土为何恁肥》等。

2、惩恶扬善的意愿。人民群众在封建社会受到的欺压,无法伸张,于是把美好的愿望寄托于清官身上。《严惩衙卒》、《高安县判案》等传说中,刘伯温作为清官的化身,痛快淋漓地惩处恶人、褒奖好人,表现了人民群众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和对公平公正的渴望。

3、功业的赞颂。刘伯温是中国历史上的军政奇才。他文韬武略、博古通今,在历次战役中屡出奇谋,屡立伟功。《火烧紫阳观》、《应天鏖战》、《智歼陈友谅》等故事,表现了刘伯温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军事才能。

4、智慧的寄寓。刘伯温是一个智者,精通天文地理,朱元璋称他“及将临敌境,尔乃昼夜仰观乾象,慎候风云,使三军避凶趋吉”。《少年救乡亲》、《三试刘基》、《帅船救主》等传说,正是“智者”刘伯温在人民心目中的反映。

“刘伯温传说”传承久远,自发端流传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且有社祭为依托;地域分布广泛,密集瓯越、盛传吴越,辐射全国,远播海外;数量众多,单在瓯越文化区流传的“刘伯温传说”即达100多篇;内容丰富,涉及风俗、物产、人物、地名等各方面,几乎涵盖民间文学涉猎的所有领域;形式多样,除口耳相传外,还有曲艺、戏剧等传承形式。

“刘伯温传说”中的智慧故事对后人起着智慧教科书的作用,对我们认识自然、社会也有着借鉴的意义。其中反映出的民本思想、义利思想、诚信思想及为官之道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还有着重要的文学价值、史学价值,以及民族凝聚力价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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