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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盛世的1768年，弘历的行省官僚统治着庞大的人口。如两江总督治下的三省人口有七千万，比当时的法国人口的2倍还多。而三省最大、也是全国人口最多的江苏省，其巡抚治下的人口有三千万，是当时英国人口的3倍。 然而，这年3月，突如其来的一场“叫魂”事件，惊动了天子朝野，搅乱了大半个中国。 缘由来自民间传出有人施法叫魂妖术的流言，随之由江南迅速波及长江上游、山东、直隶等地，引起民众歇斯底里般恐慌，四处涌动的流言蜚语被弘历皇帝解读为“叛乱”与“谋反”的幌子，亲自督导了全国范围各级官府卷入的大清查，上演了一部谣言弥漫、诬陷栽赃、严刑逼供、人人自危等场景交织其间的大恐慌闹剧。一时间多少冤假错案堆积，多少乌纱帽落地。然而，从1768年3月石匠“叫魂”事件浮出水面，到11月的不了了之，历时大半年，来之突然，去之亦快。 史学家孔飞力在其专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言，“叫魂”事件中的“这些故事相互重叠，几个文本写在历史的同一页上”，这些事件、故事背后隐藏着国家运行的密码。其特殊意义在于，弘历皇帝所采纳的“政治动员”解决方式，即启动运动型治理逻辑来叫停和整顿常规型治理模式。 事实上，叫魂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乾隆时期应对自然灾害的“荒政”，也呈现了类似的皇帝直接干预推动，叫停官僚常规机制，以运动方式进行紧急动员的情形和时期。 一时恐慌何以变成朝野大事“叫魂”事件始于民间歹人恶语谣言，只是造成一时恐慌，于世事并无大碍，但它之所以成为一个惊动上下朝野的重大事件，主要是弘历皇帝圣驾催逼、钦笔厉责，启动官僚体制的紧急动员所致。 而启动运动型治理机制的主要意义，即在于它打断了原有的常规机制和节奏，使得整个官僚体制进入一个高度关联、急速运转的状态。 “叫魂”事件将官僚体制内部信息传递的困难一览无余地暴露在我们面前。 从孔飞力的描述中，我们看到有关妖术蛊惑的事件信息在官僚体制中是如何被收集、加工和解释的，又是如何在州县、府、省和皇帝间传递的，及其这一过程中的种种困难： 首先，从县府到省督的下属官员面临着如何解释叫魂案例、是否上报自己属地发生案件的困难。 在官僚等级结构中，位于基层的州县官吏直接经手审讯处理叫魂案件。比起发号施令的上级以至皇帝来说，他们有着更为丰富、准确的信息。在早期的案件处理中，基层官吏准确地判断出这些叫魂案件是相互孤立的个人行为，也发现了犯人被屈打成招的现象并加以纠正。孔飞力观察道：“通过省里官员们处理春天的妖术事件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们既因责任所在而需谨慎行事，却又对迷信民众不以为然。” 然而，这些案件信息应该如何解读、是否上报成为基层官吏的棘手问题——上报本来就莫名其妙的空头事件，极可能无事生非，惹上司烦心，成为执政不力的佐证，但不上报就可能担当“欺君罔上”的罪名：“要使地方上那些令人烦恼的妖术事件不为皇帝所知，就要冒皇帝会从流言的网络获知这些事件发生的某种风险。” 其次，我们看到皇帝与官僚之间有着深深的猜疑。 在弘历皇帝看来，“地方官出于自身利益总是对手边的问题轻描淡写以减轻他失职的过失”。操纵信息的可能性引起了弘历对对方动机的猜疑。这一不确定性诱发了双方的过度反应。 值得一提的是，弘历皇帝、诸位官员对同一信息的解释也往往大相径庭。在事件发生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压力下，官员对同样的信息也可能有着不同解释。信息流通渠道堵塞、诸方解释各异和深深猜疑使得弘历皇帝看到了这一官僚体制的组织失败，即下属官员面对重大危机或视而不见，或搪塞责任，因而启动运动型机制来叫停常规型机制。 但随着自上而下、定调定性的高压政策，从省督巡抚到州县官吏都放弃了信息处理、判断理解的独立性，带着“完成任务”的有色眼镜去寻找阴谋和谋反者，为这一事件的荒唐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叫魂”事件背后的治理密码在“叫魂”事件背后，我们看到了常规机制和运动机制的交替作用：在事件早期，常规机制起着主导作用，地方官吏按照常规审理叫魂妖术案件，或就事论事地加以处置，或见怪不怪地推之一边；若无意外，这些日常生活中层出不穷的大小事件就会在官僚机器按部就班的运作过程中销声匿迹。官僚体制的“政治问题行政化取向”所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形。 然而，叫魂妖术引起的持续社会动荡，终于溢出了官僚过程的封闭渠道，惊动了弘历皇帝，导致了运动型治理机制的启动。随着整个过程转换为运动式治理，官僚体制的转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变速器档位：上面急催厉责，下面趋步紧跟，整个过程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立竿见影。 为什么皇权可以叫停官僚常规过程而以运动型机制替而代之呢？为什么清朝各层官僚没有像韦伯式组织官员那样据以规章制度来抵制和对抗呢？ 孔飞力区分了中国式官僚制——官僚君主制——中两种上下有序的权力：
在这一制度中，官僚体制的等级结构和规章制度塑造了常规治理机制，并通过各种制度规则对官僚体制中的官吏从科举录用、流动晋升、考核奖惩各方面加以约束控制。 对于一个管理着数以亿万计民众的庞大官僚体制来说，这一体制经过日积月累的修补增订，难免层次繁多，叠床架屋，诱发风险规避、见机行事的官僚行为。官僚机器一旦运转起来，有着自身节奏轨迹，其惯性和惰性都难以有效制约，并不总是按照君主意志行事，时常有失控倾向。而且，这些规则一旦切实行使，也会束缚君主手脚。“君主不得不用成文法规来约束成千上万为他服务的官僚，以确保他们每个人都按照体现他的利益与安全的行政程序行事。与此同时，他对于如何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超官僚权力和自主性，也会理所当然地感到关切。结果，他不得不持续斗争挣扎，以避免自身的官僚化。” 运动型治理机制是君主在这一体制中的得力武器。在家产制（即家天下）支配权力制度下，官僚组织为家长权力所支配，而向上负责制的结构为行使这一支配权力提供了组织基础。君主任意干涉官僚体制过程的专断权力是其最高权力的体现，而运动型治理机制则是这一权力有力实施的表现方式，即皇权通过运动型治理机制来打断官僚机制的惯性过程，将官僚体制的运行重新纳入君主意图期待的轨迹之上。 家天下制度中，权力的终极来源如果说常规权力来自官僚体制的等级结构和规章制度，那么专断权力的渊源来自哪里呢？换言之，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使大小官吏放弃他们安身立命的规则程序，投入到政治动员过程中呢？ 韦伯有关合法性权威渊源的理论提供了一个解释思路。 韦伯指出，任何支配性权力都不能通过暴力强制来维持，而必须建筑在合法性基础之上：“任何权力一般都有为自己之正当性辩护的必要……任何支配的持续运作，都有通过诉诸其正当性之原则的、最强烈的自我辩护的必要。”这意味着，皇帝或上司行使专断权力，必须建筑在合法性基础之上。 我们可以从专断权力所依据的特定合法性基础来认识这一权力来源。韦伯提出了支配权力合法性基础的三个“理想类型”：
这些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导致了权力行使和掌权者更替继承诸方面的各自特点。 “官僚君主制”体制中的专断权力建立在传统权威和皇权“受命于天”的卡理斯玛权威双重合法性之上。韦伯在讨论这两种权威时也时常以中国皇权为例。 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得指出，在卡理斯玛权威体系中，追随者的角色意义重大。正是追随者对这一社会秩序的接受和追求、对超凡能力的期待和认同，提供了卡理斯玛权威的基础。 换言之，卡理斯玛权威的有效性来自各层官员以及民众对这一权威无条件的认可和服从。一旦卡理斯玛权威建立，在领袖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中，领袖不是体现或表达民意，而是指出追随者的义务和责任；官僚体制则是按照卡理斯玛权威的意图和指令行事的一个组织机器。卡理斯玛权威需要不断的“奇迹”和各种神秘化仪式来维系和强化人们对君王的超凡禀赋的认同。 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天道观念”与皇权的卡理斯玛权威息息相关。 “这种人格化了的天，带有相当大的神秘性。在这一观念之下，借助于天的权威又竖立起了皇帝的权威。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新旧王朝的更替，寄托着天命所归，皇帝的另一称呼是天子，'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皇权在观念上同天道连在一起，在世代承袭的过程中积淀而成传统。” 受命于天的君王具有超凡禀赋，得到其追随者的认同，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卡理斯玛权威，置官僚体制于其麾下，拥有任意干涉的专断权力。而皇权通过安邦兴国、仁政治国、天下太平等景象和敬神祭祖、祈求雨水等仪式来不断强化这一权威。在这里，卡理斯玛权威经过历史演变与传统权威交织在一起，为天子的专断权力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然而，即使在卡理斯玛权威和传统体制中，专断权力的行使也不是任意的。也就是说，从常规过程到运动过程的切换需要时机和藉口。在孔飞力笔下，“政治罪”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政治罪，特别是拥有常规权力的官吏的政治罪，反映了常规过程的失败，因此必须叫停常规机制，以运动型治理机制替代之，以便有效、高速地经由自上而下渠道贯彻君主最高意志。在这里，制造政治事件成为关键一环。“正如官僚君主制靠中国社会的经济剩余为生一样，它要以社会中的'事件’为原料来推动制度内部各种关系的运作。官僚君主制的内在机制则对所有这些'事件’进行加工，使它们转换为权力和地位。” “叫魂”事件的过程正是反映了运动型治理机制启动和运行的这些特点。其结果是，“像叫魂案这样一桩政治罪所造成的最大冲击，就在于它动摇了官僚用以有效保护自己的常规行为方式，从而为弘历创造一个环境，使他得以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同官僚们直接摊牌”。在这里，皇权用以定义和指证政治罪的权力正是来自卡理斯玛权威基础。在其他情形下，如特定的自然灾害、外敌入侵，则自然而然地成为政治动员的契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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