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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3月，周总理在北京会见了一位特殊的英国客人。这位中文名字叫“马坤”的犹太人，曾经是孙中山的保镖，人送外号双枪马坤。此次受邀回到中国，周总理对他非常礼遇，在宴会中亲自向他敬茅台酒。席间，周总理还拜托马坤一件事情，请他代为向孙中山的独子孙科致意。并说：
 马坤 在国民政府时期，南京的官场上流行着一句话：“谁叫你没有一个好爸。”深谙个中底蕴的人听到这句话，都心知肚明。这就是指孙中山的独子孙科。同时，孙科还在官场上有一个极不雅的绰号，叫“喜欢做官的太子”。 其实，孙科早年曾刻苦读书，诚笃好学，准备在中学毕业后研究农业，孙中山非常赞赏儿子的选择，亲自为他选择学校。檀香山中学毕业，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回国后也曾撰写《都市规划论》、《广告心理学概论》等学术专著，且积极从事译述的工作，也算得上是一个学者了。 孙科最终还是选择了从政，在孙中山统一广东后成了首任广州市长。但作为留美博士的孙科，显然并不是那么适合做官，他在官场的口碑很不好，甚至一度沦为蒋介石的政治摆设。 从孙科的秉性而言，他以一介书生，并且没有经历过多少实际政治经验，从政着实非其所长，但因为他是孙中山唯一的男嗣，故而对于国民党各派人马来讲，把他抬出来作为一块招牌，有利于寻找自己掌权的合法性。因之，需要寻找一个比较适合他的秉性、名誉高但却无多少实权的职位给他。 1931年，一度被视为孙中山接班人的胡汉民势力越来越大，逐渐威胁到蒋介石的地位。于是，老蒋找个借口将胡汉民软禁起来，进而引起大范围的反蒋，无奈之下只得释放了胡汉民。此时，蒋介石就请出来孙科，接替胡汉民担任了立法院长，这一当就是16年。  1948年，国民党于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搞起了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蒋介石既视总统位置为唾手可得，又想要控制副总统的选举结果。对老蒋来说，最不能容忍的，当然是跟他素来不对付的桂系李宗仁当选。可偏偏李宗仁异常积极，且势头非常之强。于是，蒋介石又想到了孙科。 蒋介石之所以选择孙科，原因有三：其一，孙科在党内及海外的潜在势力极大，同时又有粤系人马的支持；其二，孙科所属之粤系，原本在抗蒋过程中多与桂系联合，这样推举孙科既可以分散李宗仁在西南方面的票源，又可以致人两伤，坐收渔利；其三，在竞选中实力相当雄厚的程潜以前是忠实的拥孙中山派，推举孙科可以在程潜弃选时得到程的支持票。当然，最主要的是，孙科乃一书生，没有多大野心，且性格较弱，不会成为蒋的政敌。 孙科原本并无这个打算，副总统不过是一个虚位，并无实权，为了虚位而放弃立法院院长，实属得不偿失。蒋介石派宋美龄登门敦劝，孙科非常直接地表示，自己宁做有实权的立法院长，不愿做空头的副总统，同时他以无力筹集竞选经费为托词婉拒。但很快，宋美龄便再次登门，称蒋允许孙科当选副总统后，仍可以兼任立法院院长，参选经费也可以由蒋介石全盘负担。这样一来，孙科没了托词，虽然仍有些犹豫不决，但在蒋介石亲自登门劝架后，再也不能拒绝了。 尽管蒋介石动员CC系、黄埔系、政学系，甚至是中统军统全都出动，但仓促上阵的孙科，还是敌不过准备充分、势在必得的李宗仁。蒋介石从收音机上听到消息后，飞起一脚把收音机踢出老远。  1948年10月至l1月，随着蒋介石经济上金圆券崩溃、军事上在辽沈决战中失败，孙科决定尝试和谈，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在孙科任院长的立法院，有人即提议蒋介石应该“休息”。孙科虽未明确提出蒋必须下野，但也与主和之于右任、邵力子、张群、张治中、张伯苓等人频繁“交换意见”。 对此，蒋介石一度断然拒绝，并严厉指责主和者“丧失了民族精神，完全是投降主义者”。但是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11月22日结束后。蒋因丧失l8个整编师而惨败，不得不同意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主持和谈。 但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孙科未能顺时应势，接受中共和谈八项条件，上任不足三个月，便在一片反对声中无奈辞职。  下台后，摆在孙科面前的是继续与蒋介石为伍，还是另谋他途最终，他选择了走。在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后，于1949年3月16日赴奉化会晤蒋介石，随即赴广州，5月蛰居香港。 几十年宦海生涯，孙科初尝“无官一身轻”的滋味，颇想坐拥书城，韬光养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在香港过得并不轻松，毕竟树大招风，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世界之大，究竟何为立足之地，台湾抑或海外？当时的孙科还在观望，尚未拿定主意。 据说，孙科在香港时，共产党曾通过熟知与他取得联系，希望他能留下来，不要到台湾去。由于种种原因，孙科没有选择那样做。对此，共产党方面表示理解，毕竟他为国民党效力多年，一时又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虽然他没能回到大陆与曾经的对手共事，但他也没有去台湾继续与共产党为敌，能做到这一点，也就不错了。  去台湾当然有其优势，他是受到崇敬与景仰的孙中山哲嗣，单凭这一点，国人基于爱屋及乌的心理，自然会对国父遗属妥为照顾即使他与蒋介石有过节，蒋还不至于不给他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因此。选择台湾而不寄居海外去做“难民”，不失为较理想的生存之路。不过，他是这样想的，可台湾方面未必这样做。蒋介石复职势在必然，而有意问鼎副总统者不乏其人，如果孙科真要来台，不免构成威胁。 《马超俊回忆录》中就谈到，1949年l2月，蒋介石由成都飞台北，没有电邀孙科来台。次年，蒋介石发起“国民党改造”运动，亦未正式邀请孙科，仅仅是通过秘书长洪兰友告知孙科一声——这足以表明蒋介石的态度他与孙科，是道同而志不合。 此外，蒋介石的为人，孙科早已经看透，他实在不想再为他卖命了。他很想自己的后半生能过得自由一点，想来想去，最终做出决定，与其去台湾看老蒋脸色行事，不如就此与他了断，远走高飞。 孙科很快就会从去台湾的国民党要员身上，看到自己这个决定是多么的正确。那些跟随蒋介石去台湾的，被闲置起来就算是最好的结局了，看看白崇禧、薛岳，甚至是昔日作为蒋介石嫡系的陈立夫、胡宗南等人，晚年多数都过得不自在。只不过，蛰居海外的孙科，日子似乎也过得不怎么样。 当时，孙科的老部属傅秉常在法国巴黎郊外买了一栋别墅，有多余的三四间房，可供孙科夫妇暂时栖身。此前，孙科曾向国民党政府请求颁发赴美护照以投靠子女，但不知何故无果。无奈之下，他只好先客居法国，住了两年之后才向当地申请赴美护照。 孙科夫妇初抵美国，先后寄居在两个女儿家中。1954年夏，孙科夫妇迁往加州，住在次子孙治强在洛杉矶郊区租住的寓所。那是一座泥地旧平房，座落在洛杉矶远郊一处高约一百多米的小山上。  孙科久居高位，却与其父一样“不蓄私财”，他与夫人出国的盘缠，是靠卖掉上海的住宅(约合十三万美金)才得以成行。孙科夫妇闲居美国，没有任何固定收入，全靠子女接济，度过了十多个清苦之年。 当时跟孙科一样在美国的，还有不少原国民党要员，像孔宋家族之人，大多都是腰缠万贯，而孙科却像一个逃难人一般。有时候为了节省开支，他自己种菜、烹饮。刚到美国时，孙科的失眠症和高血压复发，十二指肠溃疡也日益严重，凡面包、米饭、水果都不能吃，只喝一点脱脂牛奶。 流寓美国期间，台湾方面对孙科很少问津，偶尔只有大陆时期的故旧前去探视。1961年，陈诚访美，也只是给孙科打了个电话问候一下，国民党驻美机构与孙科亦无任何往。 在美国的10多年，孙科基本从不过问政治，他远离城市，深居简出，跟外界几乎没有联系。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有儿孙照料，每日读读书，看看报，去市镇上溜达溜达，倒也算怡然自得。谁都没有想到，孙科终究还是不甘寂寞，受不住从“党国高官”到异国平民的落差，在赴美10多年后，以年逾古稀的高龄，回到台湾，又一次做了蒋介石政府的“高官”。这一决定，实在是匪夷所思。 1961年9月20日是孙科的七十寿辰，旅美人士在美国的比克镇为孙科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祝寿活动。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和与孙科、陈淑英夫妇的旧谊，一向深居简出的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也从旧金山附近的多树城住地乘车前往祝寿。  但于凤至当时并不清楚，．就在为孙科庆寿之际，台湾方面又派出说客来美，力劝孙科赴台。当初国民党败退时孙科未直接去台，如今再返宝岛，这对他来说，多少有失体面。于是他开始联络一些有影响的人士与他同行，既壮行色，又不至于给人孤家寡人之感。 在举办寿庆期间，孙科曾和于凤至恳谈，希望她也以“爱国”的角色，回台北居住，同时又可探视张学良。出人意料的是，当于凤至发觉孙科有重回台湾之心后，义正词严地说：
于凤至的一席话，令孙科无言以对，但他赴台的决心似乎已下，也就不再顾及颜面了。 事实上，早在1953年，蒋介石在台湾召开所谓的“国大”会议，孙科得知后，即刻放下手中的事，到华盛顿、旧金山等地美政界和华侨中进行活动，期望获得理解和支持。据台湾媒体称，孙科的目的是想回台湾争做副领导人，蒋介石岂能让他“捣乱”？此后，孙科还曾多次准备去台湾，都遭到蒋介石当局的阻拦。 到了上世纪60年代，蒋介石“反攻”早已无望，孙科也已经垂垂老矣，构不成威胁。在国民党中广东籍官僚的运作下，蒋介石终于松口，允许孙科去台湾了。 1965年l0月29日，孙科一行搭乘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降落在台湾松山机场。看着前来欢迎的一千多个政要名流，孙科潸然泪下。在蒋经国的陪同下，孙科一行驱车前往阳明山第一宾馆。稍事休息后，孙科夫妇及儿子孙治平夫妇前往台北心圆饭店，出席马超俊、梁寒操、郑彦菜等人为其举行的宴会。 孙科一踏上台湾岛，为了迎合政治需要，大放厥词。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三民主义为世界公认的良好政治主张，事实上世界各国均在遵循，只有蜗居大陆的共党倒行逆施，招致天怒人怨。”  孙科在美基本与世隔绝，不再过问政治，对大陆也没有发表过什么过激言论。可到了台湾，“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他没办法再保持沉默。而只有大唱反调，才能融入其间，并洗刷自己对国民党的“不忠”，以示自己与国民党始终休戚与共的心迹。到头来，孙科还是选择了看蒋介石脸色行事。 在台湾，孙科因为其特殊身份，被各式各样的人物邀请，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而他在各个场合上的发言，基本上也都是老调重弹。尽管他不停地为台湾、为国民党叫嚣。但内心作何感想，虽然我们不得而知。但很显然，他多少有点言不由衷，逢场作戏，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官场上的饭不好吃．在那种场合下，少不了要说违心的话，要骂人。想想孙科当时的窘境，真是一言难尽。 孙科的这一番“表演”，也终于赢得了蒋介石的青睐，他又跟过去在大陆时期一样，在蒋介石政府担任这名誉高、待遇好却没有多少实权的高官。 1973年8月26日清晨，孙科感到胸痛及呼吸困难，于当天上午住进医院，经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并发心脏衰竭。经过10多年的治疗后，略见好转。到9月12日清晨，孙科病情突转恶化，昏迷不醒，一番急救后，呼吸一度恢复，但神志仍然昏迷。拖到9月20日下午，终于抢救无效去世，终年82岁。 作为基督徒的孙科，其身后事却办得极为“传统”。其女儿在他的口中放了一颗大珍珠，双手握着白玉，据说是以其定心，口袋中则放了金银元宝，并且还为之订了纸制的洋房、汽车和银箱，同时又烧了许多念过经的锡箔。  参考资料 《国民党四十三位战犯的最后结局》，何明，中共党史出版社 《孙科人生的最后归宿》，韩文宁，名人传记 《孙科和蒋介石、李宗仁之争与国共和谈》，张皓，学术研究 《孙科人生的最后选择》，韩文宁，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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