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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高校的源头创新成果转化需要一个跨越的阶段，如果企业站在对岸观望，教授只是抱着proof of concept的想法，中间环节政府没有更多的投入，没有专业第三方介入，那么两者之间的桥梁永远也架不起来。” 6月11日，在首届生物医药源头创新投融资论坛上，源创生物创始人刘路英博士如是说，此次论坛她分享了“中国高校创新成果孵化”的报告，对我国高校源头创新技术孵化进行剖析，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近几年，随着政策、财政和社会资本支持力度加大，教授兼职或离岗创业成为热门话题。“在479家有过融资记录的高校创业关联分布情况中，院士、教授、副教授等兼职的占比为61.4%，高校及其单位创设和参股新公司占比38.6%。”本文根据刘路英博士的发言整理而成，或许你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今天的报告前半部分展示国内外数据，对比看中国高校创新技术的趋势，后半部分简单介绍一下从哪些实践的点去关注高校转化的具体操作。更为具体详细的内容，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论坛上继续分享。
我在知识产权管理技术转移领域有超过十多年的经历，对高校技术转移转化和资产权的管理比较熟悉，推动了多项高校院所的早期技术转化，也参加了浙江大学基础医学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为“研究院”）的早期体系建设。我看到了许多非常好的，甚至是国际水平的源头创新技术，需要商业化、知识产权管理和研发方面的支持，希望对各位老师能够有一些帮助。 首先从研究院的模式切入，它是国内高校院所中比较创新的模式之一。与哈佛大学的BLAVATNIK生物医药加速器（以下简称BLAVATNIK加速器）相对标来看，研究院及其孵化平台和BLAVATNIK加速器都是针对早期成果的基金支持，助推PI，通过CRO服务等各方面资源，为教授们提供专业的技术和行业咨询，帮助教授进行技术转移转化，主要集中在生物医药领域，包括创新药、器械等。
从资助金额来看，研究院与BLAVATNIK加速器基本相当，研究院为每个项目提供300万人民币，BLAVATNIK加速器是40万美金。在拨付节点方面，都是按照项目推进过程的里程碑进行资助。在这个过程中，会配备专业项目管理团队，从学术、药企和投资方面，会成立一个小组，包括孵化平台的顾问，对项目进行孵化。哈佛大学的基金加速器主要也有OTD人员协助，也就是技术转移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协助BLAVATNIK加速器对教授进行学术、产品的开发投资等。自2007年这个加速器成立以来，到2014年，他们一共资助了122个项目，支付了2000多万美金。可以看到，在BLAVATNIK加速器及孵化网络的帮助下，50%的项目已经成功转化，共募集了12亿美金的股权融资，哈佛大学大约也有7000万美金的收入。在对比之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技术转化的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不仅仅是哈佛大学，国外很多知名大学都设立了类似的基金，推动高校创新成果的转化孵化。虽然国内外情况不同，我们不能全盘照搬国外技术转移的方式，但我认为从基金加速器这个角度能够说明，如果我们的高校院所有更多的资源投入早期源头创新项目，那么也会产生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
谈到国外的技术转移，我们通常会提到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e，OTL）从1970年到2022年发展了五十多年。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斯坦福大学大约有13000多项技术，其中有2500项发明产生了收益，成立的初创公司大约有400多家。在这50年间的收入是非常高的，大概在20亿美金，平均每年大概在4000万美金。生物医药的贡献在收益排名前五的项目中得到体现。我们都知道斯坦福大学孵化Google公司的项目，这是非常有名例子。除了这项技术以外，其余四项都是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且收益最高的也是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例如收益排名第一的是Functional Antibody。实际上，斯坦福大学在1980年前的十年里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在上世纪80年后，美国拜杜法案出台后，同时生物医药浪潮兴起，使生物医药的技术转移飞速发展，到了90年代及21世纪，也一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对比我国，从2015年开始生物医药行业也在飞速发展，所以我选择了斯坦福大学从2016年开始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斯坦福大学持有股份的公司在2020年到2021年是明显增加的。当然这期间也可能因为疫情的影响，斯坦福大学跟产业界的合作有一些下降。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2016年到2021年间，发明人得到的收益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它是逐年增加的。斯坦福大学技术转移方式主要有两种：技术许可和作价入股的方式。在2004年到2005年，收益率猛增，大家都知道这是因为这一年Google上市，斯坦福大学在Google公司的占股大约在5%左右，虽然并不高，但是这些股份为斯坦福大学带来了3.4亿美金的收入。另外，以许可方式取得的收益大部分在专利保护期内平摊。2021年，收益在10万至100万美金的项目和超过100万美金的项目比例约为5：1。目前，我国对高校的技术转移政策十分有利的，对教授的创业态度也非常包容和支持，如果在作价入股这方面有更灵活的支持，对老师以及整个学校的未来收益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对比我国来说，上图来展示一个比较宏观的生物医药行业投资情况概览。我们可以看到从2015年以后，这个数字基本上是直线上升。不论是从投资的数量还是金额，可以看到都有一个长足的进步。在2021年大概有600件的投融资事件，有超过千亿的投资金额。
这其中也有我们中国高校创业企业的贡献。2015年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政策逐步落实，包括财政和社会资本支持力度的加大，生物医药类的系统行业生态体系建设的完善，对高校生物医药技术成果转化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教授兼职或离岗创业的比例逐渐增加。
在479家有过融资记录的高校创业关联分布情况中，院士、教授副教授等兼职的占比为61.4%，高校及其单位创设和参股新公司占比38.6%。其中，医疗健康领域几乎占据半壁江山，小幅落后于信息服务领域。
从投资阶段看，天使轮、种子轮的大概在17%，PreA和A+轮大概是40%，B轮大概15%。从这个数字中，个人观点希望在种子期或者最早期阶段的项目，投资公司参与比例能够提高。同时对于高校的创业教授来讲，投资在天使轮和种子轮的项目比例实际上只有20%左右，如果我们能够往前推进到PreA这样的阶段，那么融资的可能性会更大。
上图是国内生物医药交易数据。上面的数据是不完全统计，仅是涉及到与上市企业的生物医药交易。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和2021年将近200件的licence out交易，这能够部分体现我们在生物医药领域自主研发的创新能力。不论是国内的交易许可到国外，还是许可到国外的交易，2020年和2021年交易数量都有大幅的提升。其中来源于高校的项目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交易超过了30起。虽然国内的技术转移发展的总体情况比2015年有了长足进步，但是与国外一流大学相比，这些具体数字还是有较大的差距。所以从创新成果转化的总体来看，我国高校创新技术转化仍然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无论是技术交易还是创新公司的数量以及融资规模，同国外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我们目前所处的状态，也可以说和美国生物医药浪潮早期阶段类似，从目前我们所有的政策支持、创新技术兴起的发展趋势来看，国内高校的创新成果转化即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那么，如何促进高校的创新成果转化？这就需要一个跨越创新死亡谷的阶段。如果我们的企业仅仅站在高校对岸观望，我们的教授只是抱着证明机制的想法不向前跨出一步，中间环节政府和专业化第三方没有更多的投入，那么两者之间的桥梁永远也架不起来。那么从科学家的角度，怎么样才能够跨越创新死亡谷（Innovation Gap）？如何填补创新鸿沟？
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下面几点。首先，在研究过程中，教授在不影响自由创新的情况下，多考虑几个方面，不论是依靠自己本身或是借助外部力量，在立项的时候能够多和临床专家沟通交流，确定未满足的临床或市场需求。只要填补这个未满足临床或市场的需求空缺，同时市场总量较大时，虽然不一定能够到达10亿或者亿级的市场，但至少存在市场潜力；其次在机制方面，教授都比较擅长，将靶点机制研究清楚，证实靶点的可成药性，药物的作用机制等。另外，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在源头创新领域尤其重要，是生物医药源头创新成果转化的必要条件；同时，在研究过程中要注重靶点或候选分子的竞争优势，包括已有或在研的对照研究。
2021年5月浙江大学基础医学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 从技术转移角度，具备临床或市场需求、潜在市场巨大、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清楚且被证实以及明显的竞争优势等这几个条件，并且从财务的角度考虑一下产业端，那么就基本具备了跨越创新缺口的条件。源创生物在孵化过程中特别关注两个方面，从高质量的知识产权角度，我们高校老师的技术是非常创新的，甚至有些在国际上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创新。我们必须要通过高质量的知识产权来获得早期的排他发展阶段，能够让我们研发，体现创新的技术和商业价值。同时研发过程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早期创业的阶段，往往高校创新成果会采用VIC的模式，对于研发项目技术、CRO和时间等管理，都是决定项目成败的关键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希望源创生物能从上面两个角度，帮助高校老师们在早期研发过程中进行孵化。同时，我们也有自有资金来支持老师们的一些早期的创业项目，做老师们早期的战略合伙人，也欢迎各大投资机构能够往前跨一步，投资更早期的高校源创项目，共同孵化我们的源创技术成果转化走入市场。我们期待国内的高校的创新成果转化早日迎来高速发展，有更多的源创科研成果支持创新药发展，做出真正的FIC类药物，真正实现源头创新技术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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