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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立在王屋山西部邵原村泰山岭上的召公雕像 在中国历史上，周灭殷商王朝之后，又有西周、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之分。西周王朝建立两年后，周武王劳病而逝，其子周成王年幼，由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和上卿召公奭辅政。广义上的周公，为周代的爵位，得爵者辅佐周王治理天下。历史上的第一代周公姓姬名旦（约公元前1100年），亦称叔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因封地在周（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北），故称周公或周公旦。他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历史上有很多周公之说。比较出名的是易经中提到的周公解梦。召公，又作“邵公”“召康公”“太保召公”。姓姬名奭（shi），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其采邑在召（今陜西歧山西南），曾辅助周武王灭商，被封于燕（今河北北部），是后来燕国的始祖。因最初采邑封于召，故称召公或召伯。当时，西周灭商之后，天下很不稳定，周公旦和召公奭二人决定分陕而治。据台湾学者潘富俊所著《诗经植物图鉴》曰：“周公治理的南方即周南，约当今河南省西部洛阳到湖北省北部一带；召南为召公奭统治之诸国，约当今河南省西部及陕西一带。”当然，历史上周南的确切地理位置也颇有争议，其中就有“江汉汝水一带”之说。但是，据《河南历史》一书载：“周武王死后，他的儿子成王姬诵幼年即位，由周公旦和召公姬氏辅政。周公以为洛阳一带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决定在这里营建新都，作为统治东方的中心。”这就是成周。“成周建成后，周成王常在此居住，朝会诸侯，处理军国大事。成周有重兵驻扎，周公又'迁九鼎于洛邑’，于是洛邑（成周）和关中的镐京（宗周）成为西周王朝的两座都城。”周代有畿内封邑和畿外封国之说。洛邑，是周公旦封地——周南区域内的一座小城。西周灭亡后，公元前770年才真正成为东周的都城。《史记·周本纪集解》也明确指出：“挚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阳。”分陕的具体位置，在史籍《水经注》中记载为以陕城(陕陌)为界，而在《括地志》中则记载为以陕塬为界。这样，周公旦就可以把主要的精力用于防备殷商遗民的反叛，稳定东部新发展的领地；而召公奭的责任就是进一步开发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建立巩固的经济后方，为周王朝进一步开拓疆土解除后顾之忧。“周召分陕”，是以今河南省三门峡市的“陕县”为分界线，把西周王朝的统治区划分为东西两大行政区，由周王朝的开国重臣“分陕而治”。当年周、召二公商定后，凿了一根高三米五的石柱栽于分界之处，称作“立柱为界”。据史籍《左传·隐公五年》记载：“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周召分陕石”看起来其貌不扬，但当时却极为重要。成语“分陕之重”，即能让人掂出分量。“周召分陕”，意义极其重大，在武王病逝、成王年幼、周公备受怀疑（传说周文王有100个儿子，其中10人为嫡。因周公旦为周文王之嫡，召公为周文王之庶，故恐周公篡位）的情形下，这个举措稳定了人心，为初创的周朝走向安定强大奠定了基础。“周召分陕石柱”原立于陕塬(今河南陕县张汴塬)，后移至陕州北城墙上，唐朝时期有人作铭于上，谓之“周召分陕所立界石”。据河南三门峡市政协文史资料载，“分陕石柱为灰绿岩柱……是老陕州的地理标志”。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三月，“周召分陕石柱”北移至陕州民众教育馆。1957年因三门峡大坝蓄水，陕州城属淹没区，移至人民公园。1967年移至市图书馆。1977年移至文化宫。1981年移石于三门峡博物馆。当时石柱位于院子正中间，1988年移到车马塑像展厅门口的水池旁保护收藏。2005年7月20日，采用封闭式保护。据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专家考证，“周召分陕石柱”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一块界石。古籍所称“陕西”，均指今河南省陕县以西的地区。元、明两朝之后，陕西省之得名亦源于此。
“分陕”之后，召公掌控周王朝王畿之地，着力发展农业生产，建立巩固的后方经济。在“普天之下，皆为王土”的周初，仍然是封建的农耕社会。召公在辅佐成王时，深知要发展农业，就要了解民情。因此，他经常外出巡查，了解百姓疾苦，广施惠政。《召伯息遗爱》讲得就是这样一个故事：相传，他每次下乡巡查，总在田间地头处理民间事务。一天，召伯来到陕县乡下，地方官吏要百姓腾出房子让他休息，烧茶备饭招待他，马上被他制止。他说：“不劳一身，而劳百姓，不是仁政。”召伯就坐在山野的棠梨树下休息，摘吃棠梨果子解渴，并高兴地夸赞说：“这甘棠真好，要好好保护这树，不要乱砍伐当柴禾烧了。”后来，人们在陕县城里建召伯祠，院里栽上甘棠树，并编歌谣代代相传。很多年后，唐代诗人杜甫途经陕县耳闻此事，曾有诗曰:“天寒召伯树，地阔望仙台。”中唐大历十才子之一韩翃也有诗曰：“春桥杨柳应齐叶，古县甘棠也作花。”而周公当时掌控今洛阳及东方广大地区，由于召公注重发展农业，有了巩固的后方经济，才使周公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投入平叛战争，并以洛阳为中心开拓出广阔的疆土。由此结果看，“分陕而治”实在是高明的双赢措施。待天下安定，成王也长大成人，周公随即还政成王。数年后，周公病逝，而召公的地位就显得越发重要。又过些年，成王也病逝，临终对太子（即将继任的康王）很不放心，把他托付给召公、毕公（周文王第十五子，名高，周武王灭商朝以后，封他于毕地——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一说在今西安市西南，故称毕公）、毛公（周文王第九子毛伯，受封毛国，在今河南宜阳一带）。召公作为托孤重臣之首，责任重大。此时，他已是经历文王、武王、成王和康王四朝元老，年事已高，却仍勉力处置政事，教导新君。对于康王这样的太平君王，召公唯恐其不知创业之艰难，反复申说王业来之不易，告诫康王务必节俭，勿多欲，以笃信治天下。在召公等人的辅佐下，周康王时期成为周朝的盛世，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天下安宁，刑具四十多年不用。后人把这段时期与成王统治末期合称为“成康之治”。
接下来要说的是，召公最初的封地在燕，采邑在陜西歧山西南的召，他与今济源王屋山西部的邵原有何关系呢？这是因为，召公奭和周公旦一样，都是武王伐商大业的重要助手，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当时，周公、召公的采邑都分别在陜西岐山南北的周、召两地。封地则是周公在鲁，召公在燕。但他俩都被留在朝中任职，均以其子前往封地代行君王之位。因为采邑制盛行于周代，卿大夫在采邑内有统治权并对国君承担义务，采邑为世袭。也就是说，采邑有行政权，就是由你统治采邑；然而，封地没有统治权，但是税收归你。邵原古为召方国都，后属冀州，称郫、邵或郫邵。据《文化济源·采邑为姓说邵姓》一书载，周王室东迁（公元前770年）后，因为周初召公是“文、武、成、康”四朝元老，他的子孙袭召公一直是周朝的执政大臣。因此，召公的采邑也随之东移，即“别受采邑，在今济源市邵原”。清《济源县志·卷一·沿革》也有这样的记载：“召公采邑在今邵原南。”后来，燕国被秦所灭，召公的子孙以原封地“召”为姓，称“召氏”。另据《氏族博考》所载：“召与邵，春秋本一姓，后分为二。”由此可见，召氏和邵氏其实同出一姓，只是写法不同而已。至于召姓改邵姓的原因，史无记载，改姓的时间也说法不一。据有关学者考证，召改邵是在秦朝建立前后，但至汉代仍有以召为姓的。此后，因召姓多改为邵姓，故召姓也就不多见了。 姚景强，河南省济源市人，现居广东省深圳市。1976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任工程兵某部新闻报道员、新闻干事，济源市人武部党委秘书。长期从事新闻写作兼搞文艺创作。曾在《解放军报》长征副刊和《人民工兵》《奔流》《牡丹》等杂志发表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正式出版《卢仝文化研究》《文脉思礼》两部著作。曾任济源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焦作工人报》特约记者、《济源日报》社记者、济源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现为济源市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济源市老干部通讯组副组长，济源市卢仝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洛阳万里茶道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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