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伟希：中国哲学的思维特性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4期P43—P44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原题《原思：作为人文学的哲学文本——兼论中国哲学的思维特性》，摘自《南国学术》2021年4期，莫斌摘

中国哲学自来有悖论思维的传统。以《周易》为例，这是一部以悖论思维方式言说世界万物以及宇宙终极存在的纯理之书。《易传》中大量使用“乾坤”“阴阳”“刚柔”这样一些具有悖论性的词语组合来陈述“天理”，最典型的说法是“一阴一阳是谓道”。此种悖论式的思考方法被以后的儒家思想继承和发展，以至到了宋明理学那里，围绕理与气、道与器、体与用、显与隐、未发与已发等哲学观念的悖论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与争鸣。中国儒家哲学对“性与天道”问题的思考，也通过这些悖论式的话语争论得以深化。至于道家，早在先秦时期就围绕悖论问题展开各种哲学问题，并且用典型的悖论式思维将其问题加以处理。例如，《老子》书中的哲学思想多是用悖论式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话语出之；《庄子》更是充分展示了悖论作为一门哲学艺术的魅力，其中的悖论式语言的运用不仅是哲学式的，而且是具有审美意味的。然而，在中国哲学中，悖论式思维的集大成者当数佛学，其哲学眼光与视野更加正视人的心性与天道问题，更为强调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它不仅有运用悖论思维的自觉，并且将悖论的运用提升为悖论之理论。其中，最值得关注者要数僧肇的《肇论》。例如，该书《不真空论》认为，“真谛”所言的“非有”正是“俗谛”所说的“非无”；主张真俗不二，有中看无，非空非假，不落两边。此说法开中土佛学悖论思维之先河，并成为中国佛学思考宇宙与人生问题的普遍范式。从悖论思维出发，中国佛学还形成了各种学派（宗），蔚为大宗的像天台宗、华严宗、禅宗，都涌现出以悖论思维来探究“性与天道”问题的卓越宗师。

中国哲学采取悖论思维，与使用汉字有直接关系。从文字的起源看，中国的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当用这种带形象性的语言文字来思考与穷究天理时，它可以同时将现象界的经验事物与形而上的本体联系起来表达。例如，当汉语哲学说“人”这个字时，所指的“人”不仅是现象界的人，同时也是作为本体的精神性存在的“人”。这种集现象界与精神本体于一身的关于“人”的悖论式存在认知就属存在论的悖论。从存在论的悖论思考出发，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与发展出一门既从现象界观人，同时亦从本体或“物自体”的角度观人的哲学思考模式。再如“天”字，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既是具有神圣性或者说“超越性”的天，同时也可以是现象界的万事万物（自然界）之统称。这样看来，人界也可以说是天界。这种天人相通，天即人、人即天的哲学思维方式，实来源于中国式的存在论悖论思维。

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其思想观念不仅包含着悖论，而且悖论思维是哲学观念在哲学文本中得以展开的具体形态。因此，要了解中国哲学的悖论思维的特点，还不能局限于对中国哲学的思想观念的分析，还需要将思想观念置于中国哲学的整体文本结构以及文本脉络中加以把握才行。

中国哲学普遍采取的是将现象界的物与本体合而为一的观念思维。在这种思维活动中，现象界与物自体假如以悖论的方式出现，它也只是事物作为存在者的“呈现”与“被呈现”之关系。在这里，呈现与被呈现本来就是作为观念的综合体。故而，这种观念的辩证运动实乃真正的观念的自我运动。而由于这种运动是以“既是又非是”的悖论方式呈现的，因此，就哲学思维的文本方式来说，它的表述方式常常采用“一语中的”的“本然陈述”。所谓“一语中的”，即这中间无须任何的逻辑演绎，甚至也无须对观念加以仔细分析，而只需简明的一句话，就可以将世界万物与宇宙终极实在的悖论式存在状态和盘托出。

“本然陈述”不同于概念思维的方面，是它的判断句采用主谓判断时，其作为主语是指“这一个”而非“这一类”。所谓这一个，是具体的与特指的，同时又是超出单纯的某个具体特指的“东西”。金岳霖曾举“能”为主词的“能有出入”这种句式对“本然陈述”加以说明：本然陈述“文法上有主宾词，而实际没有主宾词”。即一个句子可以在形式上有主宾结构，但实际上没有概念思维意义上的主宾词，说明本然陈述其实是以观念自我活动的方式来表达真实事物的变化状态的。而中国哲学中表达宇宙终极实在的“元理”的本然陈述，几乎无一不是采取悖论思维的方式。在这种本然陈述中，往往会出现彼此对立或者意思相反的思想观念。虽然意思相反，但它们却以悖论式的关系交织在一起，从而通过哲学的否定方式展现世界万物以及宇宙实在的真相。例如，天与人、性与理、道与器、本与末、体与用、隐与显、阴与阳、刚与柔、未发与已发这些对立的名词概念（观念），往往以悖论式的关系共存于同一句本然陈述中。而在具有思想系统性的哲学文本中，这些悖论式的思想观念又可划分为不同的思想层次，这些不同层次的思想系统之间亦以悖论的方式彼此连接，儒学重要经典《周易》是展示这种悖论文本结构的绝佳例证。

近代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哲学这种以本然陈述来阐述“第一哲学”或者说形而上学的学术风尚渐次式微，但它仍为一些熟悉并且浸染于中国古典学术传统的近现代哲学家如熊十力等所继承。有意思的是，对西方经验论哲学与分析哲学有深入钻研的现代哲学家金岳霖，当他思考世界本原以及宇宙终极实在问题时，也放弃了非常熟悉的西方分析哲学的思维方法，转而采取中国传统哲学的本然陈述方式来表达他关于形而上学的“元理”，此也即他自己所说的“旧瓶装新酒”的哲学观念以及本然陈述方式，建立起他的形而上学思想架构。这些经过西方分析哲学技术洗礼而又是中国式的以“本然陈述”方式出之的哲学命题及其思想系统，体现了以本然陈述来呈现或彰示形上之“道”的内在张力，同时也显示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古典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强大活力。

本然命题固然是中国哲学悖论式写作的基本哲学话语，但中国流传下来的诸多哲学经典以及学术论著中，还有相当多的是，引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事例来说明宇宙终极实在是以悖论方式呈现的这个道理。原因在于，本然陈述作为“性与天道”的言说，虽然从句式看起来简捷，尤其是在阐发“第一义”的义理时颇能“一针见血”，但仅仅凭借这种简单的本然陈述来阐发与彰显“悖论”的高深形而上学义理并不容易。因此，为了使玄奥高深的天人之学显得通俗易懂，中国哲学还采取一种可以称为“经验陈述”的方式来“谈玄说理”。

经验陈述是以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来表达或呈现思想观念的哲学话语。作为表达思想内容的句子，经验陈述在语法上与普通的经验命题有相似的句法结构，而且仅从句式来看也是平常的经验命题。但就其作为哲学观念的表达来说，其内容与含义却完全不同于仅局限于表达或呈现现象界存在者的普通的经验命题。即言之，经验陈述是以陈述或呈现“形上之道”为依归的，从而与“本然陈述”相呼应与彼此对应。表面上看，这些关于日常经验性的陈述或者话语方式只是为了让普通人理解或者懂得本然陈述中的高深义理，实际上，它们以经验性的事实命题或“个别判断”来表达或呈现那超出现象界的宇宙终极实在的义理依然有其存在论的依据。因为，按照哲学的悖论思维来说，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本来就是悖论式的——“存在”既通过存在者呈现，但又不是存在者；反之，存在者可以呈现存在，但存在者终归是存在者，而非宇宙之终极实在。这样的话，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来表达或呈现那作为物自体的宇宙之终极实在，不仅在道理上可行，而且其对宇宙之终极实在或者说最高存在者的领悟与把握，也是以悖论的方式加以呈现与表达的。

当然，中国哲学在阐述天人之道义理的时候，更多地是将本然陈述与经验陈述结合起来，两者相互为用，相互得益，最高义理也由此而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