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全才，明朝五朝元老马文升

马文升，景泰二年进士及第，是明朝的五朝元老。马文升文武双全，在进入中央以前以武事见长，但仍然是一个文臣，政事方面也卓有功绩，抑制地方权贵阶层，维护社会底层的权益，为民做主，树立当地社会的公平正义，深得当地民众的喜爱。马文升入仕以监察御史行走地方，督查地方官员以及豪强地主，打击了一批腐败分子，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维护了民众的权益。马文升升任福建按察使，为地方三巨头之一，作为地方大员不畏权贵，限制和打击内廷在地方上的势力，维护地方秩序稳定。

一、整顿茶马贸易

茶马贸易始自唐宋，管理日趋严密，自明洪武时期，茶叶经营管理愈发严格，设立茶课司和茶马司，专职从事与少数民族的贸易事物，起四川、陕西之地的茶叶，至主要聚集地西南和西北地区，如秦州、洮州、雅州等地，以茶易马。茶马贸易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大明获取战马的同时，借此羁縻少数民族，但赚取巨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利益，树立了大明王朝的威严。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宽松，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再严密的制度、律令，不遵守或不执行，渐渐就会废弛或者形同虚设。

自正统时期土木之变后，国力消耗甚大，威震四方的局面有所下滑，对边疆掌控力渐渐下降，吏治渐渐腐败，而社会商品经济愈发繁荣。茶在官府到茶在民间的趋势愈发明显。至明成化时期，战马损耗严重，战马需求却越来越大，而陕西茶叶严重不足，茶马贸易有崩溃趋势，茶马贸易官府垄断的局面也渐渐被打破，管理方面越来越松懈马文升巡抚陕西期间，茶马贸易弊端日益显现，陕西茶叶缺口很大，因朝廷规定只能是陕西、四川所产茶叶才能作为交换的茶叶，不准其它产地的茶叶作为贸易的对象，如湖南的廉价茶叶。

但茶马贸易关乎甚大，与陕西的经济、军事、政治等紧密相连，事关陕西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及北部防务，特别是茶马贸易是朝廷掌控少数民族的重要法宝，动辄影响全国。因此，马文升较为详细的论述马政弊端，根据朝廷的律令法规，从军政、民政两个角度出发，针对茶马贸易中陕西茶少问题上奏朝廷，兵部回复“文升所陈深切边务，宜令陕西布政司，将库贮茶课及棉花等物易银，遣官领河南、湖广市茶，运赴西宁等处，茶马司收贮，移文廵茶官同守备分廵官市易番马。”[1]马文升积极与陕西布政司紧密合作，通过茶马贸易为大明边军争取战马，取得了丰厚的成绩“修茶政，易番马八千有奇，以给士卒。”

大明面对游牧民族的侵袭，靠步卒不足以支撑防御的同时进攻，战马不可或缺，但战马的缺口却很大，单靠朝廷圈养战马仍不足装备大批马军，以应对大规模的战事，茶马贸易所易番马杯水车薪，故朝廷下令全国范围内养马，以供应边军战士战马，是为大明马政。随着社会的发展，吏治的腐败，马政出现严重弊端，养马民众苦不堪言，特别是卫所军士，产马亦不足，逃亡者甚多。

马文升巡抚陕西，主掌军事，通过仔细调查，发现边地军士困苦不堪，特别是军士养马苦不堪言，不堪负担者甚多，纷纷逃逸，破坏地方马政，不利于守卫边疆和边军战斗力的提高，恰逢朝廷问政于边防将领进言马政事。马文升从民间养马的角度出发，“又极论边军偿马之累，请令屯田卒田多丁少而不领马者，岁输银一钱，以助赔偿。”

虽得以施行，但马政弊端深重，只能解一时之苦，不能解也。弘治六年，恰逢太仆少卿彭礼上奏马政事宜，马文升为兵部尚书，深知马政弊端日益加深，民间愈发困苦，舆论沸腾，便从大局出发，着眼于民众和朝廷两方面，“乃定两京太仆种马，儿马二万五千，骒马四之，二年纳驹，著为令。”

二、维护地方治安

马文升初入仕途，就得到都察院掌院王文、王翱的器重，以监察御史巡视山西、湖广，行使监察职权，按律行事，惩处了一批奸佞之人，颇受百姓的爱戴，“所至发奸摘伏，有神君之称。”在监察御史职位上，马文升功绩著作，为当时监察御史中的才俊，被同僚敬重，受上司的看重，“风裁甚著，还领诸道章奏。”古人重视孝道，特别是儒家对于孝道的宣扬，上至天子，下到普通百姓，孝之一字大破天。大明以孝治天下，马文升身为朝廷官员，更是儒家弟子，以身作则，因母忧回家服丧，以尽孝道。

丧期已过，马文升升任福建按察使，监察体系出身，受到了很大的制约，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政治局面，步履维艰。马文升履行按察使所拥有的权利，按律行事，维护地方治安，严厉打击不法分子，“愤镇守中官扰民，辄绳以法，民戴其德，歌谣载道。”马文升不顾自身的政治前途，一心为民做主，不惜得罪内廷，为福建人民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缓和了阶级矛盾，为福建的社会稳定做出了一份力。满四之乱结束后，马文升以左副都御史巡抚陕西，满四残存余孽惊恐万分，地方土达及其族人惶惶不可终日，担忧朝廷秋后算账，民心动荡，不利于维护地方稳定和谐。

面对这种局面，朝廷下旨抚慰土达，以图安稳人心，“文升亲诣固原，检其户数，拘其老者，面谕以生，生之乐，释其惊疑，众皆叩头俯伏曰：誓不敢为乱，遂奏给复三年，以安其心，复榜示谕之。选丁壮千名随军，皆乐从，愿効死力以报，后再奏复指挥满畴，官陕西西安左卫，带俸以绝后患。”马文升亲历亲为，从民政、军政两个方面安抚土达，即申明朝廷大义安稳人心，又剪其丁壮杜绝后患，平稳地方社会稳定。

三、济世为民

军政不分家，不分古今，打仗打的就是后勤，而后勤保障就与政务紧密相关。具体到大明朝，面对北部蒙古的威胁，战事不绝，特别是成化时期，陕西、辽东是重灾区，小规模战事不断，面对蒙古部落的侵略，在进攻不足的情况下，就要完善北部防御，但这离不开后勤保障。战马就是一种军需品，涉及到军政、民政两方面，特别是战马的供应问题，牵连甚广。

大明在军事方面，实施卫所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至成化时期，卫所制度弊端日益显露，边防疲软，卫所边军战力低下，但因大明祖制，仅能修补或是完善而不能更改，陕西巡抚马文升在巡视北部边防时，注意到边地军民困乏，特别是卫所军士士气低下，军心涣散还注重民间民众的生活所需，从朝廷和民众的利益出发，“修茶政，易番马八千有奇，以给士卒。”

结合陕西内部的情况，推动茶马贸易的发展，以茶政修马政，军民共同发展，以此换取战马，进而提高边军战斗力，维护了朝廷的利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众的利益。马文升在巡视辽东的时候，又一次面对了马政问题，辽东巡抚陈钺致使战马价格飙涨，大大损害了养马民众的利益，特别是军户，加剧了民众与官府的矛盾，促使了军户的大量逃亡，不利于辽东地区的稳定发展。

马文升在同僚之情与官民之情之间选择了官民之情，选择维护了民众的利益，维持官府的权威力，不顾同僚之情，上奏朝廷禁止陈钺的不良举措，上得天意，下合民心，深得辽东人民的喜爱。马文升是平民出身，熟读儒家经典，从小便深明大义，具有济世为民情怀，一身正气，为国为民。自入仕以后，从平民一跃成为官员，成为士大夫阶层，从统治集团的角度出发，维护民众的利益，有利于国家的安稳和社会的稳定，践行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君爱国思想以及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景。

初为监察御史，巡视天下，打击鱼肉百姓、贪腐成性等官员，维护大明王朝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百姓的利益。马文升在地方任职的最大一项成果就是安抚流民。流民的直接诱因就是自然灾害，例如旱涝灾害、地震等等，再加上地方官府的不作为，以及地方豪强的推波助澜，兼并农民土地，对生活必需品囤积居奇，特别是粮食作物，不顾百姓死活，以求获得暴利。

成化时期，朝局大体稳当，社会承平日久，但局部地区天灾人祸不断，百姓动辄流离失所，聚众讨食，危及地方稳定，是成化时期社会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亦是地方和中央担忧之事，同时是封建社会时期历朝历代一大害。成化时期的陕西，兵灾人祸不断，特别是兵祸连绵不绝，先是蒙古部落寇边，掠夺人口、财货，其次固原乱起，牵制大明朝廷的较大精力，绵延时日较长，大大耗损了陕西地方的底蕴，接着流贼聚众起义，锋芒毕露，最后又是蒙古寇边。

马文升在平固原盗的紧要关头，升任陕西巡抚，参与平定地方叛乱，在军事打击的前提下，稳定地方治安。在陕西如此复杂的局面下，特别是连绵的兵祸，陕西军政疲软，潜力损耗严重，面对地方流民问题，马文升心怀仁义，心系朝政和百姓，采取赈济和安抚的手段，“振巩昌、临洮饥民，抚安流移。”迅速平定隐患，维护陕西社会稳定，功绩显著。

四、总结

马文升一心忠于王事，全身心扑在地方事务上，在专心军务的同时，操心地方事物，安抚流民，整顿地方治安，重启茶马贸易，在为朝廷赚取利润的同时，也为军队谋夺战马，提升了军队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