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此地，让诸葛亮隆中对彻底化为泡影——东三郡三国历史地理

haior 2022-06-18 发布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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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三郡的基本地理情况

发源于今陕西汉中市宁强县的汉江，从西向东流经汉中盆地后，在今石泉县和紫阳县之间开始呈南北走向。这一段汉江的东侧即是安康盆地，《舆地纪胜》：汉中而东则谓金多山岭，由均房而西则谓金多平旷。然而这段记载似有衍文，汉中而东和均（州）房（州）而西指向同一个区域——唐宋之金州即汉末的西城郡，只是这里多山岭和多平旷的描述自相矛盾。《桃花源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故平旷意义明确，言其平整而开阔，这和西城郡周边的地理环境不相符合，疑后一个'多平旷'应为'少平旷'之误。汉江横穿西城之后，再次呈现东西走向，在秦巴山地之间一路逶迤，在今湖北省老河口市走出山区，并在谷城县和筑水合流，进入襄樊盆地。自安康盆地和襄樊盆地之间的这段汉江，在其南侧，还存在有南北走向的支流堵水和筑水，堵水筑水流域的山地和山间谷地大致上就是曹魏的上庸郡，房陵郡，分别大致对应今竹山县和房县。这三郡位于汉中郡东边，故蜀汉谓之东三郡。[1]

通过古籍的描述，再结合卫星地形图（图1东三郡基本地理情况），我们对东三郡区域可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北有东西走向的秦岭隔绝关中，南有南北走向的大巴山阻断巴蜀，与外界交通困难，而其内部也是山高涧深，交流殊为不易。

图1 东三郡基本地理情况

如果把东三郡视为一个整体，其和外部交通的基本情况是：西城郡在今安康盆地，是为东三郡的西端，汉水横穿西城而过。《水经注》'沔水又东过西城县南'，而我疑历代主城址多有在汉水北岸，又唐代孟浩然有诗曰'县城南面汉江流'，可窥知西城历史上可能多次建城于汉水北岸[2]，今日之安康市汉江北岸亦为新城区。仔细考察，这和连接关中的交通需要不无关系。稍识秦蜀古道者，都知道由西而东，依次有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和子午道穿越秦岭。这四条道路为人熟知，在历史上名气很大，特别是子午道，更是因为诸葛亮北伐时期一桩公案'子午谷奇谋'而愈显。然而子午道还有一个和东三郡关系密切的南端支线，就没有那么知名了。子午道的北出口，在关中地区长安县子午镇附近，南出口有两个，一个在汉中洋县子午乡，还有一个通向东三郡的西城郡。子午道在经过秦岭江口-太山之后，偏折向东是其南端东线，这个南端东线经过王家坪以后，便可以直接到达西城。这条子午道南端东线，和它的南端西线，中线一起，构成了整个东三郡的西侧出口，利用这个西侧出口既可以交通汉中盆地，更可以直接通向关中长安。战略意义十分突出，这一点将在后文做进一步探讨。

图2 子午道南端支线的基本情况

汉水南侧的支流堵水经过上庸，上庸城基本的情况是三面环水，背靠大山。《晋书》：'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其实，东三郡间的城池，大都具有相似的特点，参见下图可以获得直观的感受。堵水自西南向东北方向流动，在韩家洲和汉水汇合；

图3今上庸镇（湖北竹山）

图4 今旬阳（陕西安康）

上庸位居东三郡中段，欲出东三郡，一般是利用堵水抵达汉江，堵水河道水量常年丰沛，从水田坪到上庸镇为上游,可以行使吨位较小的木船；从上庸镇至韩家洲与汉江交汇处为中到下游，这里河宽水深，流速缓落差小，能行驶大吨位的船只，是沟通汉江、长江的黄金水道。汇入汉江后，可以借由东西出口房陵和西城，与外界沟通，这是上庸的交通的一般情况。[3]但是上庸却有一条在史籍中若隐若现的南出口，值得注意。裴松之注引《魏书》云:'备闻曹公薨，遣椽韩冉奉书吊，并致赙赠之礼[4]。'在以往的认识中，韩冉的路线是，成都一汉中一上庸一许都。[5]如果按此路线，首先道路过于遥远，另外这样的线路，还需要经过当时申仪的防区。田余庆先生推测韩冉是出永安后，在南侧的山峡中向北而抵达上庸，并联想到后来曹魏的和平攻势，魏蜀公卿信函往来，降人往复，包括黄权降魏，都是通过这一通道进行的。我翻阅《秦巴古盐道》，发现由奉节（汉末永安）有多条古盐道可以通往上庸，其中的两个重要节点，大宁古城和大昌古镇均已成为古镇景点。这些古道中，有一条从大昌抵达上庸的盐道，和田余庆先生据《唐代交通图考》推测的基本一致（图4），只是汉末之时，这条路可能还处于'道初开通'[6]的雏形阶段。这条道路的兴废一是决定于魏蜀政治经济的需要，二是永安东面的秭归被哪个势力所掌握，也是其中的关键因素。魏蜀交恶甚深，军事斗争以外的其他交流极少，因为汉中处于交战前线，自然不可能开展其他交往，所以大都依靠东三郡这条永安-上庸通道来进行。另《丹阳记》：'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我疑曹魏在蜀地购买的蜀锦亦有通过东三郡输往中原的情况。

图5 永安-上庸交通图，田余庆先生描述的堵水南源段似无必要

房陵是东三郡的东端出口，汉水南侧的筑水经过房陵，在筑阳（位筑水之北得名）和汉水汇合。值得注意的是，房陵的东端出口筑阳逼近汉代南阳郡的邓县。《元和郡县志》中有一条记载说'万山,一名汉皋山,在（襄阳）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诸葛亮宅在（襄阳）县西北二十里。'田余庆先生在分析'襄阳无西'的提法时，以'巳阝（宜城）无东（临汉江）'，来对应说明襄阳西界地理陡然过渡的特点，并进一步解释诸葛亮隆中对跨有荆益的认识来源。我曾经游历于十堰-南阳-襄阳这一三角地区，受田余庆先生关于此问题的论述启发，并进一步查阅相关地理史籍，似有新的理解。

《元和郡县志》成书于唐，一般以来理解为唐代行政区划，田余庆先生曾'疑古谚反应汉代襄阳州界内所处位置'，我从《郡县志》'南阳郡邓县'这一说法入手，溯查了从唐到西晋的相关记载，《旧唐书》记载'邓城，汉邓县，属南阳郡，古樊城也。宋故安养县。天宝元年，改为临汉县，贞元二十一年，移县古邓城置，乃改临汉为邓城县。'《隋书》记载'南阳郡旧置荆州。开皇初，改为邓州。统县八……穰、新野、南阳、课阳、顺阳、冠军、菊潭、新城。'又载'襄阳郡……统县十一'，'安养西魏置河南郡，后周废樊城、山都二县入，开皇初（河南）郡废焉……'南朝《宋书》记载 '南阳太守，秦立，属荆州……领县七……宛县令，汉旧县。涅阳令，汉旧县。云阳男相，汉旧县。故名育阳，晋孝武改。冠军令，汉旧县，武帝分穰立。郦县令，汉旧县。舞阴令，汉旧县。许昌男相……'《晋书》记载'南阳国秦置郡。统县十四，户二万四千四百。宛；西鄂侯相；雉；鲁阳公国相；犨；淯阳公国相；博望公国相；堵阳；叶侯相，有长城山，号曰方城；舞阴公国相；比阳公国相；涅阳；冠军；郦。'《汉书·地理志第八之九》南阳郡条 '宛、冠军、叶、新野、章陵、西鄂、雉、鲁阳、犨、堵阳、博望、舞阴、比阳、复阳、平氏、棘阳、湖阳、随、淯阳、涅阳、阴、酂、邓、郦、山都、穰、朝阳、蔡阳、安众、筑阳、武当、顺阳、襄乡、南乡、丹水、析等三十七县。'故知田余庆先生所疑是也，因为自汉以后，再无南阳郡邓县的行政设置。

襄阳西境被万山阻隔，和邓县分野，本是一种阻隔态势，田说以襄阳西端接近益州地界来解释诸葛亮跨有荆益的认识来源，似有牵强。联想到山地的意义在于隔断，而河流的意义在于沟通。《水经注》云：'沔水又东径隆中，经历孔明旧宅北。'筑水和汉水汇合后，一路向东不过百里即到万山脚下，今天我们站在万山，可以直接看到汉江从脚下流过。诸葛亮当年隐居隆中，应该也会看到相同的一幕。脚下的汉江逆江而上即是东三郡的房陵，相比起从陆路进入房陵，利用汉江沟通东三郡和荆州，显然更为快捷。如果山河形胜给予了诸葛亮某种战略上的启发，脚下滚滚的汉江的启迪意义可能要大于障目的西侧群山。这段汉江的东侧或者说北岸就是樊城。以军事角度而言，占领樊城，全据汉江水道，才能形成汉中-东三郡-襄阳的完整态势。

三郡相对于外界而言，本为深险之地。其内部交通情况又如何呢？东三郡及其属县均为山脉中的河流谷地，地貌多呈现出两山夹一川的景象，事实上，如果不是有汉水交通，各自其实也将是奥区中的奥区，正是有了汉水和其支流的存在，东三郡才有可能相互沟通，自成一体。至于东三郡之间路上交通窘促情况，可略举几例说明。

今安康市到旬阳县，约40公里高速，然而有约30公里基本全部都是隧道和桥梁，在现代工程条件下，况且如此，可以想见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汉末三国时期，如无汉水沟通，两地交通的艰难。

时孟达叛魏事泄，吴蜀都有过派军救援的行动，然而蜀军受阻于安桥，吴军困塞于木兰寨。《晋书·宣帝纪》：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帝分诸将距之。《水经·沔水注》:'汉水又东径木兰塞南,右岸有城,名伎陵城,周回数里,左岸垒石数十行,重垒数十里,中谓是处为木兰塞,云:吴朝遣军救孟达于此。'这件事情如果单从地理方位上看，实在令人费解。孟达时在上庸，吴蜀援军怎么会在西城东西两侧被拒？所以我疑孟达城破之时，并未就斩，很可能还有过一段短暂的出逃，奔逃方向自然是经过汉江水道，逃往蜀汉控制的汉中，在旬阳附近被司马懿斩杀，传首洛阳。吴蜀的救兵自然也汇集至于旬阳两侧（安桥和木兰塞俱在汉江水道），只不过吴军从秭归方向进入汉江，而蜀军从洋县方向顺汉江而下。另今旬阳县有孟达墓，亦有可能吴军在此地已经知道孟达被杀，收拾孟达残骸或衣冠为孟达所建。

图6 位于安康市旬阳县的孟达墓

图7 孟达墓周边的三国文化园

另有一例，今连通襄阳和重庆的襄渝铁路，在东三郡北侧这一段，在已经具备现代工程条件的情况下，从襄阳出发，也没有选择经房陵（房县），过上庸（竹山）直接到达西城（安康）这样一条最近的陆上线路，依然只能在大巴山的稍微平缓之处缘山截岭，依汉江河谷地带而建，然后通往安康。

图8 襄渝铁路沿汉江修建-摄于安康博物馆

二、相对平静的东三郡：宗帅控制的山间巨镇

张鲁杀害汉官苏固，交恶于刘璋后，断南北以绝川蜀和关中，在汉中割据。但是可以相信，张鲁的势力不及东三郡。这一是因为交通闭塞的地理事实，张鲁鞭长莫及。另外，东三郡地区，在秦汉之际，多为安置罪人的地方。（关于此问题，田余庆先生曾有较为详细的考证，这里仅列一表，不再展开。）

图9 房陵流放人员概述表

这里重点关注的是，申氏兄弟（申氏兄弟本身为迁人抑或土人，现有资料难以实证，但其性质和刘表入宜城时荆州宗帅无二）在西城上庸间聚众数千家，实际割裂汉中郡，这是东三郡特殊的人口结构结合地理环境产生的后果，外来的原本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迁人和土著结合，在这些所谓的'山间巨镇'，慢慢形成割据。和此问题相似的还有'东汉凉州迁人和当地土人结合，利用地理条件，对中央时服时叛，成为东汉王朝在西北的巨患。'[7]到后来曹操平定张鲁，将汉中一分为二，或言一分为四，应该是基于这种现实情况的认识，东三郡深奥之地又处边境，宗帅实力过于强大，只能采取羁縻方式统治，方法之一就是提升行政建制，给宗帅豪强加官进爵，予其以较高的地位，为曹魏守卫南疆。《魏略》：申仪兄名耽，字义举。初在西平、上庸间聚众数千家，后与张鲁通，又遣使诣曹公，曹公加其号为将军，因使领上庸都尉。这里西平应为西城之讹，所谓通张鲁而诣曹公，可知申氏兄弟是实际上的割据中的割据，包括后来张鲁与曹操短暂作战，战后一度经米仓道逃往紧邻刘备的势力范围巴中，而不是东三郡[8]，到了申氏兄弟降曹，也没有任何地方体现张鲁下属身份。

《魏略》所载申氏兄弟在西城和上庸之间聚众自行其事，地域范围没有涉及房陵。这和史籍中关于三郡置析时间似乎可以看出某种关联，西城和上庸上升为郡，皆有明确记载。《三国志·武帝纪》:'分汉中之安阳,西城为西城郡,置太守;分锡,上庸郡,置都尉（应为分锡，上庸为上庸郡）'唯房陵何时置郡不可考，田余庆先生认为，房陵太守蒯祺应为刘表私署。持相同看法的还有胡三省和钱大昕。《资治通鉴》卷六八'汉纪'该年胡三省注：'此郡疑刘表所置，使蒯祺守之，否则祺自立也。'钱大昕：'是岁曹公始得汉中，分其地立西城、上庸二郡。其时尚有房陵郡，亦汉中所分，而纪不之及者,非曹公所置也。'结合前文所述东三郡的地理情况来看，使后来者不得不佩服几位的洞见。房陵形似尖刀，直逼襄阳西境，刘表不可能无动于衷，联想到刘表在荆州与蒯氏的关系，刘表利用蒯祺夺取房陵，然后将房陵升格为郡，借此给予蒯祺较高的地位，使为其守卫襄阳西边门户，逻辑上是合理的，也是汉末常见的政治把戏，建安三年'布败，获霸等，公厚纳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东海、北海为城阳、利城、昌虑郡。'[9]至于后来刘琮降曹，原属刘表-刘琮所署的蒯祺亦追随其主降曹，并接受曹操任命为房陵太守，似也没有相悖之处。

虽然又有吴增仅以'荆州八郡'之说，否定刘表房陵置郡，认为更可能是建安二十年曹操入汉中后所置，但是吴说似乎忽略了，房陵归属汉中郡，自然也归属益州刺史部的事实，即便刘表置郡，也未必置于荆州之下，谈到荆州而不涉及房陵郡，并没有生硬的地方，况且刘表利用蒯祺统治房陵，只是为了保障襄阳西边门户的安全，羁縻而已。

从张鲁割据汉中起，到刘备攻取东三郡之前这长达30年的时间内，东三郡基本上是申氏兄弟和蒯祺这两股宗帅力量在左右局面，他们游走于几大政治力量之间，未有远志，但求自保，这是东三郡相对平静的时期。

三、东三郡和长江水道：全面认识跨有荆益

对于刘备集团而言，在诸葛亮的隆中指画中，跨有荆益是整个战略的关键性一环。这既是一种经济物质基础，又是最终军事解决手段的先决条件。然而，仔细考量跨有荆益这样一种大的局面，'有'是言其可以牢固控制，'跨'则是出于两州的地理条件，描绘的一种控制方式和姿态，然而凭何而跨这个问题，也就是依靠什么样的纽带，在隆中对里没有进一步解释。在以往的认识中，一般理解为通过长江水道来完成，即先由成都至雒城（德阳），然后进入到巴州（重庆），借助东去的长江出峡，利用水路至鱼复（奉节），经过秭归（宜昌）和江陵（荆州市），最终连接起襄阳（隆中对有'北据汉沔'之语，时襄阳在刘表治下），这和后来的情况基本相符（刘备入益州，即是从江陵出发，沿上述相反方向）。

后来周瑜在赤壁之战后提出'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这样一个方案，和这个线路呈现出惊人的一致。因此，历来认同此说者较多。这两个方案都是侧重于长江水道的作用，先逆江进入益州，再由南向北攻打汉中，最后结援西部的马超，沿长江形成一种大势。

鲁肃更早之前提出的'竟长江之所极'，是一个笼统的方案。但是反观刘备入蜀这一既成事实，再纵观这些蓝图中的规划，可以看到它们共同特点就是认识到长江在中国地理大势中的重要作用，并加以利用。所不同的是，周瑜的方案中，没有出秦川的计划，而是以襄阳为战略方向，来完成'北方可图'的目标（周瑜也是为数不多的，倾向于不走淮南路线的淮泗将领）。田余庆先生在研究东三郡的历史地理之后，认为跨有荆益应该获得新的理解。他认为东三郡西连汉中，这是'高祖因之而成帝业'的地方，得汉中就已然具有'跨有荆益'的地理历史完备含义，随后渐窥巴蜀，这也和当年刘邦'收用巴蜀,还定三秦'的历史经验相验。另外，'西和诸戎'语，理解为东三郡经由汉中西出略阳，联络武都的氐羌，比附会于后来的南中孟获事，则更符合地理历史逻辑与实际情况。至于后来呈现出的经由长江三峡来跨有荆益，只是形势使然的结果。田说考证入微，洞见深远，近年来认同者益多。相比成说，田余庆先生的分析显得较少先验主义色彩，毕竟后来刘备获得刘璋的邀请入蜀，事出偶然，使得刘备轻易通过三峡天险，经由巴州-阆中进入川西平原，这是诸葛亮站在建安十二年所不能预见的。

在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深入了解东三郡的历史地理之后，似乎可以得出一种较为全面的认识，东三郡和长江水道同为跨有荆益的纽带。所不同的是，长江三峡更多的是经济纽带，而东三郡则是军事纽带。

在隆中对的规划中，霸业可成，汉室可兴是一个最终目标，达成这一目标的军事手段就是'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两路出兵的军事构想，必然不是各自为战的单打独斗，而应视作一种有协同的并进以形成合力，指向长安和洛阳，造成对手的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才能发挥最大作用。然而，把三峡通道放在这样一个规划里，显然是不现实的。

图10 益州交通荆州路线对比

通过这张益州交通荆州路线图，可以得到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如若通过长江水道来联系军事前线，黑色线路是连接江陵前线和汉中前线的最近线路，必须先从江陵到达巴州。然后利用嘉陵江水道，逆江而上至阆中剑阁一线，然后转向金牛道，需要了解的是，过阆中以后，便利的水道交通开始消失，代之而来的是翻越大巴山的艰险山路，金牛道是蜀道的代表，是难于上青天的典型，只是剑阁到汉中一段，就有五百余里（图10 金牛道昭化至阳平关段）。这样算起来，总共逶迤数千里才可以到达汉中，这条道路作为军事上的联系通道，显然毫无可行性。

图11 金牛道昭化至阳平关段

在一军向秦川，一军指向宛洛的计划中，江陵-长江-汉中的线路布局显然是行不通的。可以补证的是，所谓出秦川和向宛洛的说法，已经暗含了两个军事枢纽的存在——汉中和襄阳，这和前文提到的隆中对'北据汉沔'语，里面诸葛亮对荆州的认识，也可以相互解释的，北据汉沔的自然是襄阳，而不可能是江陵。这样一来，连接这两个军事枢纽的纽带，就只能是东三郡。通过前文对东三郡外部交通的地理分析，不难看出，在汉中和襄阳两路实施军事行动后，从汉中到西城再到襄阳，这是一条全程有汉江水路可以沟通的线路，利用汉江水道协调东西两线，无论是传递军情，协调指挥，还是投放军队，运送补给，都是十分便利高效的。在汉江主航道南侧，是若干东三郡间的小城，这些分布于汉江支流的城池，形成了对主航道的有力补给，而在汉江的东北侧，则是秦岭余脉，山高险阻，是交通线的天然屏障，正合隆中对里的'保其岩阻'之意。位于堵水入汉江的韩家洲，是个巨大的江渚州岛，扼汉江渚河两水要害，成为汉江航道上天然的中转站和补给站，在完整拥有东三郡、汉中和襄阳后，加上汉江这条条件优越的通道——一个稳固的后方，一个天然安全的侧翼，蜀汉军队可以自由出入汉江水道，隆中对所指画的霸业似乎已经近在眼前。

前文已经讲过，长江水道在跨有荆益的实践里，军事作用并不是那么直接。在隆中对的设想里，提到荆州利尽南海，益州沃野千里。这显然是一种经济表达，荆州南四郡地域广大，直通交州，所谓利尽南海，应是此意。胡三省：谓自桂阳、苍梧跨有交州则利尽南海也。《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四》：'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壹时贡马凡数百匹。'然而荆南四郡地方封闭，在北方只有江陵少数出口，所以必须依靠长江来交通资源。

无论如何，跨有荆益，最终是没有实现的，甚至没有阶段性实现。经济和军事两条纽带，还来不及建立起来，就在汉末诡谲的风云变幻里，随着形势的变化，化为泡影。

四、风云诡谲间看得失：魏蜀在东三郡的经营探讨

建安二十四年五月，刘备夺取汉中后，随即发起对东三郡的军事行动，几乎是在同时，当年的七月，关羽耀师于樊城之下。夺取东三郡和樊城襄阳，是前文所述的跨有荆益在军事上的关键性步骤，这是刘备集团对于跨有荆益的一次重要实践。这次军事行动有着一个看似不错的开局，也许在建安二十四年那个秋天，没有人怀疑汉中-东三郡-襄阳这个军事体系会顺利建立起来，然而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形势急转直下。

《三国志·刘封传》'建安二十四年，命达从秭归北攻房陵。'孟达原为宜都太守，受命前往东三郡以后，刘备随后又任命了新的宜都太守[10]，说明这并不是一个临时的安排。刘备有意将孟达长期安置在其地，仅仅看到这里，很难理解这到底是一种信任还是不信任：如果说是一种信任，那么不会有后来刘封下统达兵的事情；如果是一种不信任，刘备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孟达的武装力量主要来自于四千部曲[11]这些形同私兵的部队到了号为奥区的东三郡，是否可能发展成一股不可控的力量——后来的事实也接近于此。结合前文对东三郡基本地理情况的介绍，或许我们能得到一些启发，东三郡本来有安置迁人意义，将孟达置于东三郡，是否有加以看管的意思？然而毕竟东三郡位置重要，刘备衡量再三，终不放心，孟达毕竟是刘璋旧部，在刘备集团中属于旧人。所以必须有一种以新统旧，以亲统疏的安排，来加以制约。刘备在汉中称王之后，其间伴随着立王世子的事件[12]，刘禅以嫡子身份为储。此时养子刘封的地位变得微妙，刘备仓促间将刘封置于东三郡，或许出于将其调离政治中心的考虑（实际上也是另外一种迁人）。在刘备的看法里，或许这是一石二鸟的高招。

其时，孟达的部曲是东三郡主要的武装力量，申氏兄弟亦有很强的实力，刘封以刘备养子的尊贵身份凌驾于孟达之上，孟达在东三郡尚且是战胜者和占领者的身份，还备受欺凌。[13]诸葛亮后来写给孟达的书信里也提到'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申氏兄弟这些被征服者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最后的结果是灾难性的，'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孟达是刘璋手下最早迎奉刘备的一批人，在攻占东三郡的过程中，也立下了汗马功劳，有自诩功臣的心态，甚至可能还有更高的期望，所以孟达在《辞先主表》表达了这种功臣受辱的感受'昔甲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在东三郡易手的历史中，很难揣摩刘备对孟达究竟是何态度，对刘封的性格是否毫不了解。在东三郡发生的这一切，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刘备是不是毫不知情，以致于只是在刘封兵败逃回成都之后，才'责封之侵陵达'。考察刘备在东三郡的人事安排，充满了矛盾和踌躇，如果对孟达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那么是否可以重新考虑北攻房陵的人选；既然在狐疑的心态下选择了孟达，就应该选择一个更为稳健的人物来主持东三郡，并更好的防备孟达以及申氏兄弟；遗憾的是，在这两个层面，刘备都没有做好。

刘备的在东三郡的人事安排值得深思，然而东三郡由孟达降魏，驱逐刘封而再次入魏，直接导火索却是关羽荆州败亡。这期间穿插着，东三郡方面对于襄樊战役时关羽的不助与不救问题。关羽在樊城的军事行动，声势很大，所谓威震华夏，对许昌造成了很大的震动[14]，再联想起关羽的出兵方向，历来有较多误会这就是在执行'以一军向宛洛'的军事行动了。跨有荆益的军事布局是汉中-东三郡-襄阳，关羽的行动只是意在夺取东端的战略枢纽。从西线的情况来看，刘备在夺取汉中后，并没有要在西线出秦川的计划。[15]另外，孟达受命入东三郡，随后又有新的宜都太守，显然已经从关羽的人事管辖中脱离出来了，刘封直接承刘备的命令前往东三郡，跟关羽也不形成节制关系。所以才有《三国志·刘封传》：'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如果这是一个整体的布局，不可能没有明确的总指挥官，如果关羽是这次行动的最高长官，封达二人断无理由，也不敢'不承羽命'。

关羽和刘封孟达，任务上既无战略上的优先顺序，身份上也没有上下级关系。刘封孟达所谓的山郡初附，从时间上看，也属实情——封达二人夺取上庸在建安二十四年六月，关羽连呼在八月——加上东三郡错综复杂情况，两人'不承羽命'有充分的理由。在东三郡的封达二人，助关羽属于锦上添花，如果因此导致东三郡有所闪失，那就是玩忽职守，罪莫大焉了。

至于在关羽被吴军追击，试图逃往蜀中的时候，东三郡方面已经无能为力了。再次审视东三郡的地理环境，可以看到，关羽当时往西撤退，不管是想要通过长江经巴州回到成都，还是从东三郡的南出口逃往房陵，都已经不现实了。因为其时秭归已经被陆逊占领，陆逊兵锋更是直指房陵了，东三郡自身的情况都变得危险起来。《三国志·陆逊传》：'逊遣将军李异、谢旌等将三千人，攻蜀将詹晏、陈凤。异将水军，旌将步兵，断绝险要，即破晏等，生降得凤。又攻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大破之。'作为巴州长江通道的东出口，同时也是东三郡房陵方向的南出口的秭归已经被陆逊'断绝险要'。《三国演义》有廖化到达上庸请求封达二人救援的情节，显然这是不太可能的，事实上廖化在关羽被杀后降吴。[16]关羽被阻隔于东三郡和巴州之外，只能奔逃于南漳水和沮水之间，他可能试图逆沮水从西北方向进入房陵，这里正是神农架的北侧，山高峡深，今日之呼北高速正是沿沮河从这里穿过，是典型的山区高速，直到2018年，保宜段还是全线限速80，危险程度可想而知，而在关羽的时代，那里显然无路可循。再看东三郡房陵在这里最近的出口是南漳方向，然而那里已经是曹军的旌旗所在。最后，关羽困于沮河边的麦城，被孙权的追兵杀害。

刘备集团占有东三郡时间很短，值得商榷的人事安排导致战略要地须臾间易手，谈不上什么真正的经营。等到孟达降魏，曹魏意外得到东三郡，才开始真的经营。魏文帝时期，曹魏在当地的军事存在，主要还是依靠孟达的四千部曲。[17]曹丕基本没有改变东三郡的力量结构，以不使远人见疑，非但如此，还给予孟达很高的地位，一口气加封孟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假节，并且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为新城郡，让孟达总督军政，等于认可了孟达在东三郡的半独立地位。在这同时，也注意加以控制利用，在随后的行政区划调整中，改西城郡为魏兴郡，太守申仪。合房陵上庸为新城郡，孟达为新城太守。这里值得玩味的是，新的两郡郡治从最初的房陵和西城，分别东移为洵口，西移为上庸，也就是说太守驻地在靠近。这种微妙的人事安排和行政区划更易，首先和曹操置析三郡时的思路保持了一致，按田余庆先生的分析，曹魏在东三郡暂无力完全的统治，只能利用申仪和孟达来为其守土，而调整郡治接近，显然是有意构隙以追求一种平衡。后来申仪多次向魏廷告发孟达，说他对魏国不忠。'太和中，仪与孟达不和，数上言达有贰心于蜀'，后来诸葛亮也是利用了这种矛盾，使郭模诈降于申仪，促孟达败死。另外，夏侯尚在荆州虽然可以看做是对孟达的一种监视，然而和刘封不同的是，夏侯尚却和孟达交好，维持了很好的私人关系，这不能不从某种意义来说，是给孟达一种精神上的安全感，另外曹魏朝官中的桓阶，和孟达也有不错的私交。这和孟达之前在刘备集团中备受侵凌的处境，判若云泥。总的来说，曹魏对东三郡的战略认识更为务实，东三郡对于曹魏来说，只是南疆边地而已，远不如蜀汉重要。在魏文帝时期，东三郡相对平静，曹魏积极开发这里并颇有成果。'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余里，山民蛮夷多服从者，五六年间，降附数千家'。这一时期，魏国在东三郡新置和复置的县有:平阳、广昌、绥阳、昌魏、沶乡、建始、巫、魏阳、安富、武陵十县，而重新置县往往和人口增长有很大关系。

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东三郡又一次成为焦点。曹丕死后，孟达在曹魏的最大政治靠山消失，而与其相善的曹魏重臣夏侯尚，桓阶也相继离世。曹魏朝堂不信任孟达的势力又一次抬头，孟达这个时候的处境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初到东三郡的时候。[18]其'连吴固蜀，潜图中国'的想法和事实，也就在这个时候悄然而发[19]。孟达曾经给刘备写信'臣诚小人，不能始终，知而为之，敢谓非罪！'这也许是他的自辩之词，然而身处深远之地，见疑于权而自危，加上又有所恃，这不能不说才是孟达反复的客观原因和条件。

时在宛城的司马懿获知孟达即将叛魏的情报，先是写信宽慰了孟达一番'将军昔弃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场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也许人在摇摆不定的时候，就会非常容易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话，孟达对此信表达的信任感，竟然深信不疑，导致不备。[20]细细考察，信里的内容，皆是托大之词，在曹魏的东三郡战略规划里，所谓疆场之任从来没有实施过，图蜀之事更是不见诸于行动。在曹操，曹丕和曹叡之世，东三郡对曹魏而言，就是一个稳定的南疆。三祖经营思路大抵相同，政策也一脉相承，以此为目标，在这里利用孟达，申仪羁縻统治，频繁调整行政区划，苦心经营，积极开发。

孟达对司马懿放松警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自己所处地理位置的自信。孟达给诸葛亮写信'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然而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并没有给孟达机会，'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这是军事史上一次著名的长途奔袭战例，孟达一千二百里之说见于《晋书·宣帝纪》。1200汉里合今日约420公里，司马懿的行军路线，史籍没有记载，考察司马懿当时的驻地宛城和东三郡之间的交通关系，这样的行军成果，我以为也是可能的。从宛城出发，经过120公里的平原道路，可以到达筑阳，这段道路条件较好，曹操当年在襄樊平原追击刘备，有一天300里的行军记录，约合105公里。[21]至筑阳后，又有汉江航道可资利用，这一段汉江航道到韩家洲堵水与汉水交汇处，约140公里，再由韩家洲使用堵河航道约180公里即可到达上庸孟达驻地。汉江和堵水航道水量丰沛，都可以行驶较大吨位的船只，据《竹山县志》'从两河口到竹山县城为中游,全长31公里,可行驶20吨木船;从竹山县城到郧县韩家洲入汉江河口为下游竹山境38公里,河宽水深,流速缓,落差小,能行驶更大吨位的船只'。这样的航运条件，不管是投送军队还是单纯地运送辎重和补给，都将大大提高机动能力，加快行军速度。司马懿时都督荆豫州军事[22]，对汉江航道的作用不可能没有认识，在时间要求紧迫的突袭孟达的军事行动中，加以利用，应该是可能的。但这是建立在汉江和堵水航道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堵河河道两侧山高林深，是天然的伏击场，如果孟达有所防备，司马懿使用汉江堵水航道，风险实在太大，所以会有之前写信麻痹孟达之举。在确定孟达无备之后，按这样的线路行军，八日而到达上庸城下，是不夸张的。

图12 司马懿行军路线推测

和孟达素有矛盾的申仪这时候当然是坚决地站在司马懿一边，在安桥阻击蜀军救援部队'及达反，仪绝蜀道，使救不到。'随后'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振旅还于宛。'在历史上多次反复的孟达，终于尝到了被人背叛的滋味，身死名灭。孟达曾经给刘封写信'然则疑成怨闻，其发若践机耳。今足下在远，尚可假息一时；若大军遂进，足下失据而还，窃相为危之。'准确地预见了刘封的命运，而这又何尝不是他最终结局的真实写照。

司马懿在解决孟达之后，凭借此时在东三郡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将士四倍于达'），以申仪在东三郡'承制刻印，多所假授'，为由，将其执归京师，并'徙孟达余众七千余家于幽州。'至此，自汉末以来，长期盘踞在东三郡的宗帅势力被彻底肃清，代之而来的是曹魏在其南疆的直接统治。

在明帝之世，诸葛亮军事行动频繁，但是在这期间，东三郡并没有成为蜀汉的军事目标。我们可以从这段时间东三郡经常变动的行政区划中看出一点曹魏直接治理东三郡思路的端倪。太和二年（228年），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巫县为上庸郡，锡县为锡郡。太和四年(230年)六月,省上庸郡入锡郡。景初元年(237年)六月，分魏兴之魏阳、锡郡之安富、上庸为上庸郡；省锡郡，以锡县属魏兴郡。仔细考察，在这看似芜杂的变动背后，无非就是四郡和三郡的嬗替，因为边地的相对平静，主要变化体现在上庸为中心的中段，郡治郡境的无常，一是可以有效防范深山巨壑间地方势力的再起。二是根据形势需要随时调整。至此，魏国的南疆最终获得了巩固。在三国最后的岁月里，东三郡作为辅助性军事力量，参与了灭蜀[23]和伐吴[24]的军事行动。

随着国家的再度统一，东三郡的特殊的作用和地位，也随之消失了。

五、结语

东三郡在汉末三国的乱世里，因为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和人口构成，先是宗帅割据的山间巨镇，等到魏蜀这些强大的势力认识到它的战略价值后，不再平静。风云诡谲的岁月里，诸葛亮跨有荆益战略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夭折，曹魏在东三郡苦心经营，积极开发，最终使其成为自己稳固的南疆。

田余庆先生在写作《东三郡与蜀魏历史》之时，依然感慨于东三郡的山川终古依旧，而今天的我们轻松游历于这片美丽的土地时，则可以庆幸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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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阳国志·汉中志》载:'右三郡，汉中所分也，在汉中以东，故蜀汉谓之东三郡。

[2] 《方舆纪要》：（金）州初治汉水北，去水不过百步，后移水南。

[3] 竹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竹山县志

[4] 《典略》'备遣军谋掾韩冉赍书吊，并贡锦布。冉称疾，住上庸。上庸致其书，适会受终，有诏报答以引致之。备得报书，遂称制。'二说有相悖之处。

[5] 魏殿文.韩冉使魏探微

[6] 《三国志·魏书·许靖传》王朗与许靖书云'得因无嫌，道初开通，展叙旧情，以达声问。'

[7] 杜志威.论东汉末年的凉州诸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