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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一年东安县全境图 田赋是封建政权对土地征收的赋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田赋制度的改革，如唐初的“租庸调”和唐中期的“两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摊丁入亩”“地丁合一”。 偷税漏税，古今都有。但明代东安这宗重大偷税漏税案，其性质之严重，税额之巨大，恐怕在明、清两代，没有其他偷税漏税案可以超越。 这是一宗什么样的偷税漏税案呢？康熙十一年《东安县志·卷之四·食货志·经界》载： 东安邑里新造，恢复田土委官丈入版图，编充里甲，有附籍豪民莫扩甫承占田四十二顷四十余亩，谢世富承占田一十二顷五十四亩。各岁派钱粮不赴本县上纳，却在阳春县伪立转解协助明色，任意逋负，于是东安境土日见侵削。万历十七年，知县郭濂始究，详罗定道陈公衡转详制府，追完旧逋，削除协助明色，一应粮差俱听本县追纳，于是经界始正，而豪民负嵎恣睢，影射逋负之弊始绝。 附籍东安的豪势莫扩甫，在东安县承占了水田42顷40多亩，另一豪势谢世富在东安县承占了水田12顷54亩。我们知道，1顷就是100目，那么，42顷就是4200亩！42顷40多亩就是4240多亩！豪势莫扩甫承占了东安4240多亩水田，这个数量之大，今人是不可想象了。谢世富在东安承占了1254亩水田，也算是独霸一方的豪势。 按照明朝政府规定，东安的田地，应该在东安缴纳田赋。但莫扩甫和谢世富是阳春人，为了偷税漏税，他们在阳春县伪造转解协助手续，不在东安纳税，也不在阳春纳税。 催科听讼，差不多是明清知县的全部工作。催科，就是催促百姓缴交赋税。赋税完成情况是朝廷考核知县的重要指标，没有一位知县敢掉以轻心。听讼，就是升堂审理案件。莫扩甫和谢世富在东安共有近5500多亩水田，长期不向东安县交税，按理每一任东安知县都会很焦急。但既然人家可以在阳春县伪造转解协助手续，其背景与能量，一个七品芝麻县官，是要充分考虑的。
九星岩（严景明修图） 但东安县有幸，万历十六年（1588年），东安县迎来了一位文治武功两手都硬的知县郭濂，第二年，即万历十七年（1589年），郭濂知县就开始向莫扩甫和谢世富动刀！ 当然，仅靠郭濂知县的力量是不行的，他必须依靠领导。于是，郭濂呈详罗定兵备道陈文衡，请求陈文衡转详制府，即总督，也即两广最高军政长官，于是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还追回了之前应缴东安县的赋税，明确今后所有粮差（赋税、差役），都由东安县调遣。 这里需要向读者解释两个问题。 第一，郭濂为什么不通过罗定州知州向省里反映情况？那是因为罗定州知州官位不如罗定兵备道。首先，罗定兵备道是道员，是文官，不是武官。其次，道员是联系省与府（直隶州）的官员。 第二，莫扩甫和谢世富为何什么可以在东安拥有这么多田地？那是因为他们有钱。万历五年（1577年），东安县建立，当时地广人稀，田地没有人耕种，官府当时的中心工作就是“召民承田立籍”。凡是有钱的人，都可以到东安县购买田地耕种。在当时的情况下，东安县的田地应该相当便宜，有钱的莫扩甫和谢世富大量购入东安的田地，是非常自然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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