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伋，字子思。孔伋的父亲孔鲤先孔子而死，父亡母去卫，留下年幼的子思由祖父孔子抚育。在祖父孔子的教育和熏陶下子思极其颖悟，且勤学好思，《阙里文献考》记载说在子思年幼之时，有一天孔子闲居，曾喟然长叹。子思上前再拜,问道：“您是否担心我以后不修德敬业有辱祖上的名声？还是担心尧舜的圣王之道不能相传？”孔子说，你小小年纪怎能知道我考虑的东西？子思答道，我常听您说过一个道理，做父亲的辛辛苦苦劈了柴，儿子却不知道把劈好的柴背回家，这就是不肖之子。我经常仔细反复思考其中的意思，就是担心自己有所懈怠而辜负了您老人家。“先圣欣然而笑曰：'然乎，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关于子思之早慧，由此可见一斑。 孔子去世后，子思子师从孔子门人曾子学习并发扬光大之，而深得儒学真传，是以“道统之传，独受其宗”。曾子着力发展了儒家的“内圣”之道，以此作为儒学“外王”的基础；子思则步曾子“修己内圣”观点之后，进一步发展了孔子“修己安民”的思想；而后来继承与发展了孔子学说的“亚圣”孟子则又是子思的门人,所以，子思子在儒学传继中实际是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被后世誉为“述圣”。子思子和孟子之学，更被后世誉为儒学的“思孟学派”，被视为儒学主干。从这一点上来说，子思子孔伋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先秦早期儒学的一个关键人物，在早期儒学发展史中也处于一个枢纽的地位。 根据记载，子思在十六岁时到了宋国，曾与宋大夫乐朔言学，因言语冒犯，乐朔不悦，怂恿其徒围困子思，宋君获悉后亲往救援，子思才得脱险。后来子思遂仿周文王困羡里作《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而撰《中庸》四十九篇。子思子为孟子之师，故关于子思的事迹《孟子》所记尤多，后世所记，也应以之为准。《孟子·离娄下》载：
孟子评价子思说，曾子、子思子所遵循的是同一道德原则，虽然曾子为师、子思为徒，但纵然其彼此交换位置也会如此。通过《孟子》所记可知，子思子孔伋在处理事情上，是有着极其鲜明道德准则的。  原子思子祠碑碣，现存邹城孟庙。 《孟子·公孙丑下》又载：“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 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朱子《孟子集注》云：“缪公尊礼子思，常使人候伺道达诚意于其侧，乃能安而留之也。”鲁缪公尊礼于子思，其目的正是礼遇贤士，但其却又迟不见用。故《孟子·万章下》又载：“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台无馈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鲁缪（穆）公所谓的礼贤下士仅仅表现于屡次问候、频繁赠送上的层面上，子思对于这种虚假的所谓礼遇极其不悦，乃至最后一次把缪公的使者赶出了大门：喜欢贤人又不能用，这怎么能是真正的礼遇贤士呢？子思为行道而不苟安于缪公之优礼，可谓是为真贤者。《万章下》又云：
鲁缪公曾数次造访子思，一次缪公对子思说：“在古代，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君和士人交朋友应该是怎么样呢？”子思不高兴地回答到：“古人以士为师，怎么能同士人交朋友呢？”子思不高兴的意思是说，若论地位，缪公你是君主，我是臣子，我怎么能够敢和国君交朋友呢？若论学论德，缪公你是需要向我学习的人，又怎么和我交朋友呢？拥有千盛兵车的国君要求和士人交友都做不到，更何况是召唤呢？在当时，仰慕子思的其实并非鲁缪公一人，《万章下》记载费惠公即说“吾于子思，则师之矣”，费惠公就公开明言，应尊子思为师。《公孙丑下》又记载孟子离开齐国的时候，对挽留他的行者说：“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阙里文献考》则又记载了鲁缪公曾欲拜子思为国相，子思见时臣皆世袭，“淫宠相倾，不以德训”，遂对曰：“若为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耻也。”于是推辞不受，并且告戒缪公说：“君若饥渴待贤纳用其谋，虽蔬食水饮伋亦愿在下，风今徒以高官厚禄钩饵君子无信用之意……臣不佞，又不任为君操竿下钓，以伤守节之士也。” 子思一生以弘扬孔子学说为志，游学于鲁、宋、卫之间。秉持家法、恪遵祖宪，一生正直耿介，宣扬礼乐教化，虽处贫而不易其志。《礼记·檀弓下》云：
子思居卫不得其用，在此期间生活很是窘迫，《孔氏祖庭广记》记载说当时子思常穿一件没有罩衣的袍子，还经常吃不上饭，“缊袍无表，二旬九食”，卫国之臣田子听闻后便送给他一件狐狸皮的袍子，但又担心子思不接受，于是就假装去拜访子思，临别时故意装成遗忘了似的把袍子留下。但子思发现后立马明白了其用意，马上归还了袍子，并说：“您像丢弃袍子于沟壑一样，我现在也虽处于贫穷窘迫的状态，但我的身体绝不能随便抛弃于沟壑啊。”但纵然窘困如此，当子思看到卫政“君不君、臣不臣”之时，依然正告卫国国君说“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子思晚年返回鲁国，“教授其徒数百人，而道卒。传于孟子。孟子之受业也，子思尝语之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异而不修，其所以异不异矣。故君子高其行则人莫能阶也。远其志则人莫能及也。礼接于人人不敢慢，辞交于人人不敢侮。其唯高远乎？’”（《阙里文献考·卷三》“世系第一之三”） 以上资料无不说明子思子孔伋严守礼义,学识渊博，品行高洁，在各诸侯国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山东曲阜孔林中的子思子墓 关于子思子的生平，《孔丛子》所载颇详，后世孔氏志书也多以此为则。而关于子思的师承关系，传统主流观点认为子思受业于孔子弟子曾子，子思再传孟子，《荀子第六·非十二子》也有“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之文。《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袓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淮南子·要略》又说“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典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先秦时期的原始儒学“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秉持先王之道，关注道德、社会和政治，以六经为依托，旨在进行社会教化，以期社会稳定、政治有道。《史记·儒林列传》又载：“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但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各依其所长，渐次分成了不同的学派，乃至韩非在其《显学篇》中说儒分为八：“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由于“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的一致性，所以后世遂以“思孟学派”名之，思孟学派也更被后世尊为儒门正传。子思子继承了孔子的家传心法，作《中庸》四十九篇，建立了以中庸为核心的学说，更被后世视为儒门心性学说之源。《汉书·艺文志》说“《子思》二十三篇”，宋人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孔氏志书《阙里文献考》均载《子思子》凡七卷。《四库全书总目》编录九篇：内篇中《天命》第一，《鸢鱼》第二，《诚明》第三；外篇中《无忧》第四，《胡母豹》第五，《丧服》第六，《鲁缪公》第七，《任贤》第八，《过齐》第九。不过《子思子》一书早就亡佚，所以此书所遗留的篇章是现今研究子思最集中的资料。 《子思子》二十三篇久佚，《中庸》为《小戴礼记》所收，流传于世。《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子作《中庸》”，司马迁的这个说法虽然曾被前人质疑，但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却证实了司马迁记载的可靠性。同时，《隋书·经籍志》还记载说《小戴礼》中《表记》、《坊记》、《缁衣》也是子思子所作。关于《中庸》，汉代郑玄注云:“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郑玄和孔颖达也均证实了《中庸》即子思所作，宋代程子更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远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由于《中庸》的影响在后世愈来愈大，至宋代朱子，遂将其从《小戴礼》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子书”，是为宋代以后王朝开科取士所必须。 “中庸”，作为儒学最高的道德准则和心法，自古就被受到特别重视，更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基础。其“五达道、三达德、九经”之说，主要言及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等儒门修养之法。子思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并发挥之，将中庸作为孔学之核心，以“中”、“和”为最根本法则，又将“诚”作为宇宙之本体，遂将天、人、物合而为一。《中庸》讲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乃“不可须臾离”。而关于诚与明的关系，“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中庸之道论述“天人合一”观：人的喜怒哀乐皆是自然属性，为了追求与天道、天性合一的至诚、至善、至仁、至真的人性，因而需要对情感加以约束和限制，故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只有“致中和”才能“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一篇，首揭天与性的关系，成为理学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性由天命给物，也就是赋予物，这体现的是原始理学的本体论。而人与物的道则是率性，也就是依照天的规则，这体现的是理学的方法论。《中庸》的观点，补充了《论语》中性理方面的阙失。孔子罕言性理之学，可知的孔子论性理言论仅见于《易传》。《易传》对天的功能阐发极多，尤以天生成化育为重中之重。理学的源头，一为《易经》、二为《中庸》，而由于文王卦辞主要说卦义，周公爻辞多自道德政治之类言，因此孔子《易传》的广大与高明，就成为了理学本体论的来由。后人可以看到，《中庸》多讲“人”与“物”，而《易传》则以“天”为主要内容，两书一贯的宗旨就是天与人物执行共同的规则，于是“理”这一伟大的概念遂应运而生。西方哲学冀图以绝对的框架来描述自然的主宰，中国理学则以一概念而统摄之，通过即一物来穷尽可能的“理”，由“用”达到“体”，此即《中庸》在理学体系架构中的重要性。 通过子思子的著作可以看出，他在孔子、曾子之后深入探讨了人性，认为最初的人性是仁爱，而忠、义、礼、智、信等品质都是由“仁”生发而来。通过子思子的这个观点，可以发现这其实已与孟子的“性善论”非常接近。同时，子思子继承了孔子的中庸观，创立了“至诚”、“慎独”的哲学思想，这都成为后世儒学殊为的重要理论体系。  故宫南薰殿所藏历代圣贤画像中的子思子像，绘于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后。 《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年六十二”，对于《史记》的这个记载，前人多有质疑。孔子第六十九代孙孔继汾《阙里文献考·世系》也辩正说：“《史记》称子思年六十二岁，今考先圣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又六十九年而穆公始立，子思生于先圣未卒之先而受敬礼于穆公即位之后，核之年岁殊不相合，或以六十二为八十二之误。”孔继汾的这个观点极有见地，近代儒学大师钱宾四先生在其《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中专列《子思生年考》，对相关史料条分缕析，辩正旧说，其观点正与孔继汾相契。钱穆认为子思子当生于鲁哀公十二年（前483），其卒则不晚于鲁穆公十四年（前402），享年八十二岁。  山东邹城原子思子祠图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以子思“圣人之后，孟氏之师，作为《中庸》，万世尊仰”，赠“沂水侯”。度宗咸淳三年（1267）春正月，以颜渊、曾参、孔伋、孟轲配享，“诏封曾参郕国公，孔伋沂国公，配享先圣”，由是，孔庭四配底定。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齐国公叔梁纥加封启圣王，鲁国太夫人颜氏启圣王夫人。颜子兖国复圣公，曾子郕国宗圣公，子思子沂国述圣公，孟子邹国亚圣公。”明世宗嘉靖九年（1520）厘正祀典，改称子思子曰述圣。 子思子除配享孔庭之外，后世还在山东邹县南关建有中庸书院（亦名子思祠、述圣祠），以衍圣公次子、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奉其祀事。 子思子卒后，葬于孔子墓之南。子一：孔白。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