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听了李世默的演讲《中国新经济的前后二十年》，关于里面涉及到的一些理念，我们还是有必要再次进行详解和学习的，而且有些话是需要说出来的。 首先先说一下前20年——2000-2019，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确成绩单很亮眼，但是究其本质“质量不高”。具体来说就是我国的产业中的研发和销售还是很欠缺的，我们擅长的就是制造和装配等环节。换句话说就是中低端的产业我们占据了大头，但是实际上利润也低得可怜——即使我们也取得了耀眼的成绩，但是我们如果在高附加值的研发和销售没什么值得“耀眼”的。看似庞大的块头，实际却并没有很强。 此外，我国的一些领域，比如高铁，新能源，5G等等确实取得了耀眼的成绩，这些的确已经是得到了很高的附加值，但是，这并不是面对整个市场，这背后更多的是来自官方的支持和主导。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这样当然不“健康”。 李世默提到这前20年实际上就是“资本杠杆了国家”——根据笔者的理解就是资本“占了国家大便宜”。利用国家的政策等工具，迅速地建立和发展起来，然后把社会发展的正向外部效益——人均收入的提高，物流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等等不胜枚举吸收为企业的利益，却把企业发展的问题留给了国家去处理——比如收入差距过大等等。 至于出现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蛋糕”确实做得够大，看那些互联网大厂或者电商平台巨头，它们就是成果，但是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分配不均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这里的分配不均是指按劳所得，不是“纯粹的平均”，比如一些人的应有权益没有得到保障——快递小哥没有社保等。企业做大了，却并没有承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甚至一度还出现“资本无序扩张”——这在我们这种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允许出现的。国家把企业扶持起来了，企业只享受到了好处，出的问题却让国家接盘。这种模式根本就不“安全”。 关于企业发展或者资本扩张，李世默的观察非常有意思，也很到位，在此段进行引用“它之所以发展这么快，是因为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汲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正外部效益，比如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物流交通的完善、信息技术的普及，这些都是国家做的。但是它的这种资本驱动、赢者通吃的发展模式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都由国家来承担，造成全社会出现了“镀金时代”的问题，比如收入差距的扩大，外卖骑手没有社保等社会经济问题。”（李世默，中国新经济的前后二十年） 中央提出了“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我们制度的追求。经济社会需要“健康”发展。分配结构需要优化，大家都得有致富的机会，机会多了，加上大家的“撸起袖子加油干”，那我们的财富分配以及贫富差距必然就会缩小。 这就是下一个“后20年”。李世默称之为“国家杠杆资本”。社会的发展需要在国家大战略的引领下进行，资本驱动升级——比如创新企业，创新产业链等。涉及到收入的分配，通过产业升级——创造更多的高技能岗位，不仅可以创造更多的高收入群体，而且可以提高人均收入，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高技能人才的大规模出现也为我们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在全球的“竞争力”以及解决“卡脖子”问题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根据李世默的几个例子，我们可以大概总结出传统行业的升级需要在创新技术的引用，供应链的改造和优化，硬科技的进口替代以及可持续发展下力气。关于如何升级产业，这个会在后来的文章进行讨论。但是产业的升级已经“箭在弦上”，不仅是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更是为了人民的福祉。比如芯片的研发和制造，医疗器械的进口替代等等。 最后就是不管是风险投资（VC）还是一般的企业发展都必要牢记：一是要关注共同富裕的方向——紧跟国家的大战略走；二是要牢记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度，资本必须要将自身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紧密结合，不能只想着自己追求利益而背弃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和人民的福祉。 中国的制度和环境，日益强盛的未来，都可以保证，只要企业的发展和人民以及国家的利益保持一致，就能够取得长远的发展。我们的国家不是西方那一套纯粹的“资本逐利”，服务的只是一少部分人群，我们关注的是全体国民的福祉。国家可以先帮助扶持企业发展，哪怕是作为背书人和主要客户，但是那不长久，只有在大战略背景下，把企业的发展和利益同人民结合在一起，才可以实现优质的，可持续的，更大规模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共同富裕开始提出，未来可以慢慢实现的重要一步。 |
|
|
来自： 新用户49272060 > 《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