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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阿翠虽住在新华路的同一条弄堂里，读小学却不在一起，几乎不交往。直至中学我们在同一班。1970年4月8日，又一起去了江西南城县岳口公社双港大队上阳排生产队插队落户。阿翠留给我的记忆就是在她生病住院的日日夜夜，有些场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生死离别 四十四年前江西南城县医院的病房,由三四排砖木结构的平房组成。每间病房门的墙角边，几乎都放着一只病人家属带来用于煮饭的炭火炉。原本白色的石灰墙，被一茬又一茬病人带来又带走的炭火炉熏燎得一片灰黑。病房前长廊檐下一根根红漆剥落的木柱子上，缠着生锈的铁丝，上面搭晒着病人家属们刚从浑浊的井水中洗涤好捞起的布衫和短裤。病房前的院子中央有个水井，8月盛夏的午后三点，骄阳把老槐树的影子支离破碎地投向井台，树上一只知了用嘶哑的嗓音有气无力地断续叫着。 住院病房区在午睡的安静中，重症病房中她无意识的喘息，声声穿透宁静，阵阵揪住我的心。我意识到她在离我远去，可我只能无奈茫然的坐在病房门外长廊的木凳上，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突然，她躺着的那张木板床一阵乒乓作响，我一下子跳起往门里冲，和急着出来取抢救包的护士撞了个满怀。这时，只见病床上阿翠的身体在猛烈抽搐，强直的肢体不自主地撞击拍打摇晃的木板床，病房里的空气骤然紧张，一位医生使劲在做心脏按摩，另一位医生手脚麻利地打开护士递来的抢救包，强心剂通过那支三寸长的针头直接输入她的心脏。针头插入心脏的一霎那，她的身体猛地弹了一下——这是她肢体最后一次本能的反映，是她生命的最后一次跳动。之后，木板床不摇了，她平静了下来。 从上海赶来的她的父亲被县五七大军办公室安置在招待所，此时在两个人的陪同下来到了病房，走过来轻轻地呼唤一声：阿翠……, 然后弯腰在女儿的额头上吻着……,不肯起身……，后来，被那两个人拽走了。 病房里她静静地躺着，所有的抢救器材及身上的针管都已撤去，连日来一直涌在脸上的潮红已退去，看上去反而更像睡去了一样。此刻，那位被定为右派分子但又是医院主刀的陆医生仍在病房， 他也许在冷静思索分析，如何以确凿的病理数据推卸掉上海知青死亡后可能要强加给他的可怕后果；而我则呆立着，刚满十七岁的我，站在她的床头，不相信刚才是她年轻的生命与死神的最后搏斗，从公社卫生院到县医院陪护了十几天，我已经习惯了伸手去摸她滚烫的额头，于是又一次伸手触摸她的额头，肢体表层的凉合着身体内的余热，竟让我错觉是常人的体温！我把探寻、乞求的眼光投向陆医生，他微微摇头……，阿翠就这么走了！ 落户山村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我们这批幼稚的年轻人，自愿或不自愿地全部融入“一片红”的海洋中，主动不主动地把“十六岁的花季”撒向“广阔天地”，甘心不甘心地品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酸甜苦辣。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早春，我们一起到南城县的一个小山村落了户。 她叫吴顺翠，我的邻居和中学同学。家人邻居同学都叫她“阿翠”，长得文文静静，亭亭玉立。性格善良，为人真诚，不太爱说话，有些腼腆。
油菜地里，我们集体户的几个女生嚷着太热太热，说这后羿射日要把十个太阳全干掉才好呢，她文静地笑着说你们越叫越热；水稻田里，我们弯腰栽禾，妈娘们说：阿翠，你腰好细哟！她腼腆地说我挑担挑不过你们哟；棉花地里，我不小心把棉花苗当杂草锄了，她心疼地说：瞧，这多可惜；煤油灯下她为弟弟编织线裤，我们夸她手巧，她谦虚地笑说你们其实也会啊；月光下，我扯着嗓子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她倚着门框说你的声音真好听！… 伤寒侵体 夏天，双抢季节，她病倒了，高烧不退，躺在床上，胸脯急剧上下起伏，病魔肆虐她的身体，嘲笑山沟的缺医少药，幸灾乐祸我们的束手无策。最可恶的是那个头顶五·七排长乌纱帽的下放干部，竟然不允许我在那简陋的小屋里陪伴她！眼见她的病情日益加重，我终于冒着“逃避双抢”之大嫌，陪着她从大队医疗站到公社卫生院，最后到了县医院。 接到县五·七办公室的电话，她母亲从上海赶来医院时，伤寒症已把阿翠折磨得皮包骨头，好在最终脱离了危险。出院时，我和集体户的另一位知青搀扶着双腿打颤的阿翠，与县五·七办的人一起把她们娘俩送上了去南昌的车，然后她们坐火车回沪。 那年春节回沪时，我见着她大病初愈的样子，头发掉了很多，看上去很孱弱，但脸上有了血色，顽强的生命力在她年轻的肌体中蓬勃，她在康复中。大家都认为灾难已远离，谁都不会想到这个春节竟是她在人世上最后一个与亲人团聚的节日。 旧病复发 1971年，又是早春，我和集体户的另两个同学要回队里参加春播了。阿翠说要和我们一起走。按照现在人的思维，阿翠即使不说从此不回那个“第二故乡”了，至少也该在上海家里再修养一年半载的。可悲的是在那个年代，知青还必须积极表现，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改造，接受再教育，脱胎换骨！ 隆隆车轮把我们集体户的几个女生又送到了那个小山村。春播很快完成，转眼到了7月，双抢又开始了。炎炎夏日，顶着毒日头，在烫人的水稻田里浸泡十来个小时，我们几个女知青几乎承担了队里晚稻秧苗的50%的栽种量。 阿翠又病倒了，病情与上一年完全相似。更可悲的是，陪伴她治病的经历竟与上年如出一辙！病倒20多天后，我陪她从公社卫生院转到了县医院。 县医院的医生都记得她上年的抢救经历，按说她此时的病症十分像伤寒，但出于对“伤寒症一次患过终身免疫”的医学结论的过度迷信，医院反复的化验求证拖延了时间，她的病情被贻误了。 回天无力 住进县医院三天后的半夜，她突然急剧的腹痛，浑身冒汗，捱到第二天上午医生会诊，方断定为肠穿孔——伤寒症的最严重阶段，必须马上手术。 手术中，一位护士从手术室出来将我带进去，只见阿翠全身蒙着白布，几双手在她腹部忙碌着。陆医生指着手中那团白花花、血殷殷的东西对我说：“在这段肠子上有个洞，你看清楚了？现在我要将这段肠子剪去，再将两端缝起来”。血腥的手术室让我有点头晕恶心，但心中明白，医院冒险让一个右派医生给一个上海知青做这样的手术，我此时十七岁还未成年的事实已被忽略，他们要我以一个知青的身份做见证。我紧张慌乱做不出任何表情和表示，很快被带了出去。 手术后的当天晚上，开始有护士陪着我坐在病房外木凳上听她的呻吟声和喘息声。医生说麻药过后她会醒来，但是再也没有。起先她的双眼一直无反应的睁着，医生用胶布把她上下眼皮粘上了，说为了以后醒来视力不受影响；她鼻中插着输氧管，嘴唇上布满了大小不一的水泡；由于不停地抽搐，双臂被绑在了木板床上，一条胳膊上插着补液的针头，另条胳膊上插着输血的针头；腹部手术伤口处，血水渗过纱布， 将那件白底紫花的泡泡纱衬衫染上一片淡红；双脚背上，是两次静脉切开留下的伤口。夜深人静时，她的喘息声从敞开的门窗口传出去，很远、很响，医院前后几排病房都听得见，仿佛在向大家诉说弥留时的苦痛、对人世间无限的眷恋、以及对这畸形年代的万分痛恨！ 这样的情景她苦苦撑了三天两夜。她的父亲接县五·七办电报后第三天上午从上海赶到，见到了弥留之际的她，当天下午，她便永远离开了人世。 落葬长眠 阿翠离世后的第三天，我们集体户的三个女生，她的父亲和县五·七办的那两个人，跟着四个抬棺木的当地人，一行人来到县城外南山上当地的一处坟坡，为阿翠举行了葬礼。 四周静悄悄，坟坡很零乱，基本不见葱绿，少有的几棵松树也稀疏地散落在远近处，偶有一两只乌鸦从松树梢上掠过，落下哇——哇——哇一串串粗劣嘶哑声，使人备感厌烦和凄凉。这里没有沉痛的哀乐，没有捶胸顿足的哭嚎，棺木徐徐地落到了那个深深的坑内，我们默默地往坑里一锹锹填下红土。那个曾和我们一起朝夕生活过的人，在人世间度过了18个春秋，从此将永远悄然长眠于这片红土之下。 青翠永留 这一年的冬天，我又回到上海。这是插队落户后的第二次回沪。可怜阿翠仅回了一次上海便永久不归了。她母亲听说我回沪了，在家里痛哭了一场，吓得我好多天都不敢与她父母照面。但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又沉浸在与家人团聚的喜悦中，那种撕心裂肺的悲痛我体会不深。此时回忆这段往事，几次唏嘘哽噎，只恨自已文字功底不够，悲愤痛楚表达不切。年后开春时节，我又要返回江西时，她母亲来到我家，托我们集体户的几位女生和另一集体户的几位男生一起，在清明节时到她女儿坟上栽些青松。临走时，她哀哀地轻声自语：“半年了，我的阿翠大概已是一堆白骨了吧？” 那年清明节，雷雨交加，几位男生来邀我们同去县城。在雷声大作的气候条件下，赶四五十里路程，其中起码还要步行七八里路，我提出可否改日。结果是那几位男生完成了她母亲的托付，我们集体户的三个女生由于我的犹豫后来都没去。 可怜阿翠长眠地下，除当年和次年有几个知青到过她墓前外，以后再也无人给她上过坟。想起苏轼《江城子》中的诗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诗人与爱妻阴阳两分离整十年，哀思万缕，盘结于心，解不开，拂不去。千里之外，亡妻长眠地下。诗人的诗句很凄凉，但其亡妻十年后有孤坟尚存……..听说近年有同学去南城时曾试图寻找她的墓，可是当年的坟山早已是一片乱石砂砾杂草，连荒冢也无处寻觅了！四十四年过去了，小县城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镇建设、道路拓宽延伸，也许昔日的坟山早已不复存在了。 当年我没有完成她母亲的托付，心中常有负疚自责。如今从尘封的记忆中挖出这段难忘的经历，以这篇文字作为对她的纪念，并聊以自慰。逝者早已化作一缕青烟随风去，但她的音容笑貌连着她的名字如一抹翠绿永存我们心中。愿生者记住这段悲惨的往事，珍惜今天，珍惜友情，珍惜生命。也以此文纪念我们上山下乡整整四十五年！
“万物枯荣皆有时，万事从容皆得之。”人生的得与失就让命运来安排吧，该来的迟早都会来的，生活本可以从容面对，淡然自守，枯荣勿念。活着的人还要牵挂什么？还要追逐什么？都是路上路过的风景而已。人生自守，守的无非是心底的日月，一种本真，一种宁静。不要说什么青春无悔；只有劫后余生，才有如此的彻思和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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