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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难，今年也一定要出国。” 按原计划，荔枝本应该在去年夏天就已开始攻读硕士学位。荔枝还记得，自己能把当年的美国大学综合排名表倒背如流，清楚地根据自己的本科背景、绩点和年级排位，选好了能申请到的美国院校和对应专业。 可就在2020年申请季，特朗普政府10043号总统令一把掐断了她从大一开始筹谋的留学梦。因为荔枝的本科母校是直属工信部的、被确立为国防工业院校，也就是俗称“国防七子”中的一所。而2020年5月签发的10043号总统令，旨在暂停和限制美国政府所认定的“敏感院校”的中国学生及相关人员用F签证或J签证赴美进行研究生以上学位学习或进行科研。 2021年，她还曾短暂期待过新上台的拜登政府能取消对“国防七子”学生的限制。然而，尽管她如愿拿到了几所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仍没过签证关。 2020年被称作“疫情元年”。在名为“2020s艰苦留学组”的豆瓣小组里，聚集了超过48000名成员，简介只有短短一行：留学难，疫情下留学更难。 荔枝的家长在疫情全球爆发之后对她的留学计划不再像以往那般大力支持。伴随疫情而来的是就业市场和经济环境中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家长担心投入的金钱成本可能无法置换到可预期的回报。 智联招聘《2021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中表明，“2020年后海归回国求职人数同比增长33.9%”，“2021年回国求职人数以及应届生人数与2020年基本持平”，然而国内企业却对海归的青睐程度却不同于往日，海归就业的竞争压力加大。 所幸，荔枝在今年的申请季收到了比利时鲁汶大学的三封录取信。这是她综合考虑了包括学校的综合排名，以及最现实的因素——学费压力在内的种种因素之后精准击中的最优选。不过，比利时的申请机制又给她本就坎坷的留学路埋下一道槛。 想要到德国、比利时，还有奥地利和瑞士的部分学校留学必须经过APS审核（Akademische Prüfstelle）。德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留德人员审核部会通过20-25分钟左右的面试加笔试，来审核辨别中国学生学历材料的真实性。 荔枝没有想到，为了参加APS考试来到上海后，从2月开始，她断断续续地被封到了5月15日，才”积极地”逃离上海。德国的公立大学是免学费的，荔枝本来也想申请海德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的英语授课项目。自从困在上海自己卡在APS这关之后，她就自知赶不上德国大学截至5月份的录取季了。现在所有的希望都放在鲁汶这一个筐里。已经成为“社会人”整整一年，也没有全职工作，荔枝的焦虑比起应届本科生来得更为迫切：如果今年还留不了学，前路怎么走？要如何应对家人和亲戚的眼光？她对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索性心一横：今年必须出去。 遭遇：“我焦虑了、忧愁了，就给他们写一封邮件，天天写” 按照流程，在12月以前就拿到了录取信的同学就会立即开始开始申请APS，把所需材料寄送给审核部门，等待一两个月，待材料审核完毕后，学生开始排队等待面试通知，具体的面试时间会在考前14天通知下来，过期则作废。按照先例，荔枝给APS这套流程从头到尾留足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可惜天公不作美。想不到还有疫情的问题。”荔枝'智取APS’的第一道难是疫情期间封闭的本科母校，“我当时去申请材料是需要学校档案馆出材料。老师说，'学校封校进不去，我没法给你办理’，我当时哭了好久，问老师什么时候能进学校给我办理？他说：不知道。” 同样计划今年去鲁汶大学读研的22届毕业生阿布也因为大学封校管理体验了一番曲折。办理APS所需的小初高毕业证等材料，无奈家里寄过来的材料一直在顺丰的仓库里，快递进不了学校，他拿不到材料寄给APS。虽然现在阿布已经在老师的帮助下顺利拿回了这些重要文件，但仍没有把材料寄给APS审核。而且，学校要求学生出校之后不能再进校园，阿布打算在毕业离校后继续在上海找个地方先住着，等到哪天上海办事处重开考点，通过APS考试后再申请比利时签证。 学校这一关还不算难过，费时费力准备完书面材料后，荔枝来到上海，准备一边找找实习，一边等待参加上海考点的面试。彼时，她还不知道接下来三个月的生活会如此难忘。 3月初，荔枝所住公寓对面的一家超市出现阳性病例。“精准防控”的措施以该超市为中心，对周围的住宅小区都进行了封控管理。“这个阶段是人不能出小区但可以点外卖，还可以买到东西，”荔枝说。直到3月中旬浦东开始大范围出现感染数字增长，随后APS就在17号传出关闭办事处，暂停对外业务的消息。一开始，办事处回复荔枝的邮件称，虽然暂停了对外业务，但仍可以签收考生们寄送过去审核的材料。于是，当3月26号社区通知“可以出门”之后，她第一时间就奔赴快递站，通过菜鸟快递把文件从浦西寄出去，27号把文件送进了浦东。 不过，她还是晚了一步。3月28号浦东封城。她查询到自己的快递还没被投送到APS办事处，快递员却告诉她APS园区早已关门了，对外来的快递一律不签收。 “这跟他们邮件里跟我说的不一样。听说浦东封城前，APS门口堆满了大家的材料，都没有人收。这风风雨雨两个月，也不知道这些材料怎么样了。” “我们从4月1号开始，就预感要封到十几号了，只看见叮咚和盒马的配送小哥还能在路上跑，可是却抢不到菜。”荔枝说，在那之后的一个月里，每天睁开眼，一是愁自己能不能吃饱，二是愁自己的APS材料什么时候能送到。在4月底有听到关于解封的说法，但当她看到日增一万以上的确诊数字，至少在办留学手续的进度上，她觉得自己“等不起上海了，没有希望了”。 “那个时候该做的都做了，和其他留学生一起给APS写联名信，给教育部写信，给鲁汶写信...... 我焦虑了、忧愁了，就给他们写一封邮件，告诉他们我有多惨。那一段时间大概一周要写两封吧。天天写天天写，只有写的时候我是一个在产出的状态，而不是停滞在这里。” 除了鲁汶大学的国际处最开始给她回复了两三封邮件（后来也再无更多回复），其他的邮件均如石沉大海。按照校方的规定，学生唯有搞定APS，才能拿到签证，去学校上学，不能延迟入学，也必须线下注册。当荔枝发现自己卡在了APS这一个问题上，她所有的脑力和体力便都只能往这一处使，才能冲破这盘困局。 她参与了两次给APS写联名信的活动。信中学生们提出了几个层次的诉求和妥协，包括线下面试是否取消；如无法取消，主办方能否照顾到学生们在防疫规定下不方便在城市间轻易流动、改为线上面试；能否简化流程或者改成预约制，让学生能根据自身情况预定时间赶考。现在，APS北京考点已经可以接受预约面试。 “上海那段时间的情况就让你感觉，时间没有暂停，但是你在暂停，就让人特别的慌，压力特别大，很焦虑。”彼时，这座按下暂停键的城市悄然进入四月中旬。 “有一次收到的物资，竟然是粽子，我当时心态就崩了。四月份怎么会发粽子呢？我们还开玩笑，不会是要'封到端午吧’。”在一团未知面前，荔枝随即意识到，办理APS的步伐不能再拖。既然北京考点响应学生们的要求同意改制，那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迅速离开上海，先能发快递的地方把材料寄到北京，回老家隔离直到行程码不带星了才能预约进京待考，“留在上海是没办法解决我的焦虑的，它只能让我更焦虑。” 好不容易等到了居委会允许她离开上海的答复，5月15日，荔枝抽身启程。静默期的大马路上，一时想要叫到网约车去火车站是不可能的。而且新规定要求15号当天，所有车辆的纸质通行证要换成电子通行证，通行证只颁发给货车不给客车。既然四个轮子的没指望，她就扫了一架共享单车，骑了大概10公里，终于到达虹桥火车站。 “火车站是我这两个月里见过的，全上海人最多的地方。看经验贴中很多人能让外卖小哥载自己去火车站，但我联系的小哥都不肯跨区送我去，只好自己骑车子去。有人是骑了20公里的共享单车，甚至有人是走路到虹桥火车站的。”她感慨道，“能来到火车站的人都是各凭本事啊！” 回到杭州，一番波折终于算告一段落。荔枝觉得自己当机立断逃离上海是正确的。那种每天除了焦虑之外什么都做不了的局促，让她觉得难受，不停地想着，“人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过”。与其继续观望直到六月解封，她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正常的生活，至少回到“能点外卖”的生活状态里，“这种幸福是之前很少能体会到的。” 荔枝预约了6月末到7月初的APS考试，然后办理签证。距离鲁汶大学9月26号的开学日，还有令人安心的大把时光。 乐观：“任何选择都会是错的” 医学生陈文的留学路是仓促开场的。 大学的前三年里，陈文都在为保研做准备，直到去年9月初发现保研计划多半会落空，才决定转战英国和荷兰的硕士项目申请。今年2月28号，她在自己的雅思考试首战中拿到了总分7分。由于写作分距离目标学校的录取要求少0.5分，她需要准备“再战”。不过她没有想到，不到一个月之后，“再战雅思”的计划止步于学校和浦东的封控。 陈文的学校在3月末开始封闭。到4月3号，学校陆续出现阳性病例。她在宿舍里做志愿者，和自己同一楼层的感染者有过正面的接触。她粗略算过，宿舍楼有六百多号人，其中15%的人都感染了，所以学校把学生集体转移到江苏隔离。正当同班同学要被接走的时候，她出现发烧症状，自己在宿舍呆了3天后，跟着大队人马来到江苏，一直隔离到了4月25号。 在被集中隔离的14天里，陈文心里一直记挂着雅思考试。不过由于疫情影响，她一遍又一遍地收到报考场次被取消的短信。4月25日，好不容易结束了隔离，陈文打算先回趟家缓一缓，再去别的城市考试。结果，学校又将先前出校隔离的同学又集体接回了上海，安置到上海的一所酒店继续隔离。新一轮的隔离一直持续到5月21号，三天后就是她的毕业答辩。她用“煎熬”二字来形容自己那段时间的心理状态。由于被分到了一个只有内窗的房间，没有自然光，她分不清是白天还是晚上，作息紊乱，每天凌晨三点睡，中午12点起。“这段日子是我的大学生涯最黑暗的日子。” 5月26号。毕业答辩后的第二天，老师们去医院上班前用自己的私家车把学生们送到火车站离开上海。没有直飞航班，陈文只能从上海坐高铁到西安，再从西安转第二天下午的飞机回家。26号晚11点，陈文和其他一起从上海来的大学生在高铁站里坐着睡了一晚，第二天在高铁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坐大巴车赶到机场。 直到四月底，陈文虽然手握5封录取信，却还有其他手续没有办理，也无法自由出入浦东的时候，她接到了老师的电话：你有想过你的plan B 是什么吗？有没有想过找工作呢？至此，陈文正式接受今年无法出国留学的现实，并决定先工作一年。GAP一年后再尝试出国，这在老师看来是一个并不理智的决定，推荐她留在国内考研。 据麦可思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22年应届本科生读研的比例为19.2%，其中选择在国内读研的学生占比17.2%，2019年这一比例为15.2%。夏木攻读的医学又是2022届本科毕业生国内读研比例最高（28%）的学科，紧随其后的是农学（25.6）和理学（25%）。 不过，陈文相信，自己比老师清楚自己更适合、更想要什么道路。 如果明年还不行，怎么办？陈文说，那到时候可能就得“认命”去考研了，如果目前的职业能发展顺利也可以再工作一阵子，但读研对于她而言是必须要走的一步，她更不想放弃出国留学这个选项。 上初中的时候，陈文曾送给自己一句话：突破知识的浅薄和眼界的狭窄。她从初三开始就离开家远赴上海求学，自认为是一个一直在突破自己舒适圈的女孩。比起在学识上有所长进，开阔眼界的目的在她心中的分量更重，远渡重洋也是为了亲眼去触碰与自己不一样的那些人和那些想法的存在。 陈文说，她一个容易纠结的人：刚开始纠结的是去哪个学校读书，后来又害怕做更多的决定，因为选择之后带来的东西会是什么，没人敢打保票。 “你不要害怕做决定。你要相信，什么决定它都会是错的。”朋友试图用“悲观”来开解她——如果害怕未来的自己对今日落下的棋子懊悔，那不妨从一开始就预设所有结果都是苦涩的，但仍然接受它们。 “也许我在工作中能一帆风顺，会不会就不读研了呢？就算我明年出不去也没有关系，也许我到明年我不想出去了呢？也许我只能留在国内考研了呢？这也没有问题。” 和无数2022届的毕业生一样，这三年里他们被抛掷到反反复复的不确定性中。陈文清楚，自己最深层的焦虑仍然没有被解决，也可能永远都无法得到解决。 “但这又怎么样呢？就这样吧。人嘛，总要活得开心一点。” 确定：“疫情是我生活的转折点” 关于留学的决定，阿布觉得自己需要纠结之处不算多。 高中时期，阿布只想在数学系就读。但高考后结束后，考虑到工科专业就业机会更多，他选择了妥协，被机械工程录取。 妥协没有给他换来预想中的坦途，“后来就业环境一年比一年差”。自从进大学起，阿布就对自己就读的机械工程专业抱怨连连。他发现，如果走保研的道路大概率会继续读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出国就是唯一的出口。 中国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的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千万大关，达到1076万。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比3月上升0.3%），其中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达18.2%。麦可思研究院《202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指出，在求职方面，求稳心态成为主流，有近半数待就业本科毕业生正在备战公考。在被称为“毕业生史上最难就业季”的2022年，阿布也迎来了本科学业的终点。 “传统大学培养模式下出来的机械专业学生经常很难找到待遇较好的工作。现在很多企业对机械工程专业毕业的学生已经不太感兴趣了，喜欢偏计算机（方向）的学生。相比之下，传统工科就业选择面比较窄且待遇很低。开价稍微高一点的公司都会要求求职者'自愿’工作更长的时间。”阿布也希望能找到满足他“工作生活平衡”理念的职业。 父母对于阿布选择出国的态度从保守转为支持。加上他在本科期间有意识地铺垫，修了更多其他专业的学分，阿布终于顺利从机械工程变轨到自己喜欢的理科专业。今年申请季，他已经斩获了5所大学的录取信。如果能顺利通过APS、拿到签证，阿布会在9月远赴比利时鲁汶大学；倘若APS和签证依然被疫情管理所耽误，他也还留有一手——去不需要递交APS材料的瑞典皇家理工大学。 “疫情是我生活的转折点。”而且，转向的是积极的一面。阿布发现，自从2020年寒假后没能返校，只能关在家里上网课之后，他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更多了。他便把精力放在自己想做的方向上，比如，利用国外优质课程的线上资源学习自己喜欢的课程，也逐渐发觉，自己完全有可能在读研阶段转攻喜欢的学科。对于阿布来说，疫情从传统的教学空间中割开了一道逃脱的缝隙，他的人生方向反而因此明确。 和阿布不同，疫情一改荔枝家中对她的支持。但与之相同的是，经历了在上海的这三个月，荔枝对留学的信念感变得越发坚定。 居家隔离的时候，她避免让自己什么事情都没干陷入焦虑，也在招聘软件上广撒网找实习机会。荔枝往上海和杭州两地的线上和线下实习岗位，前前后后投了大约有100封简历。原本，她认为凭借一份能得到美国名校青睐的简历，自己不至于颗粒无收。然而，在几乎全面陷入停滞的上海，荔枝的求职信都全部石沉大海。 “怎么本科找工作能这么难呢？我想不明白。一个好的大学本科毕业已经特别不值钱了，基础的岗位都不愿意要你。感觉除了读书没有什么路可以走了。” 荔枝拿到了鲁汶大学三个专业的录取信。她决定选择其中看起来最“好就业”的那一个。在这段没有工作、一度买不到菜、对解封和APS考试进度提心吊胆的等待里，她理清楚了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是否真正成为了一个成年人，能为自己的想法付出行动并接受结果？ 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之后，荔枝才告诉家里自己要回杭州的消息。“我知道当时从上海回杭州有很多不确定性，每一步我都想明白了，我愿意冒这个风险。就算规定又在我动身的时候临时改了，不允许我回杭州了，我在上海虹桥火车站露宿街头，我都是愿意的。我愿意为了我后面的未来放手一搏。”荔枝觉得自己在“逃出上海”的冒险中成长了，抗压能力，规划能力越来越强，“我顺利回来后，我爸说'你是个大人了，有的事情做得比我做的都好’。” 当各种猝不及防的变化扑面而来，荔枝认为她真正经历到的不是苦，而是焦虑。她有自己的解法：困境就摆在那里，首先得想能不能从中跳脱出来，跳出来后再看能如何努力，改善之后的生活。 “人生嘛，一山放过一山拦，也没什么问题。” 2022年申请季，在这些“预备”留学生身上留下了相似的印记。疫情下的不确定性仍会纷至沓来。任何一次取舍或许会改写他们的一生，选择的结果可能并不如想象中的圆满...... 不过“这也没什么问题”，好在，他们仍在心里为自己留下了一截松弛的余地。 （注：文中所有人物均使用化名。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邮箱：yilin.yuan@ftchinese.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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