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文||近代俄国贵族贫困问题

贵族是俄国的第一等级、特权等级，曾控制了两千多万农奴人口和绝大多数肥沃土地，但其贫困问题却早已如影随形，并且愈演愈烈。这种看似悖谬的现象，应该如何解释？其实，俄国贵族等级总体富裕的另一面，是大多数贵族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在经济上强烈依赖于政府。因此，贵族的贫困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与贵族等级本身的特质以及沙皇政府的统治策略有密切关系。

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后，贵族政治和经济地位都大不如前。因此，关于贵族贫困和衰落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这一时段，学者们特别关注贵族地产的大幅缩减、贵族经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遭受的冲击、政府改善贵族政治经济状况的主要措施等。对于1861年之前的贵族贫困问题，许多学者将其与农奴制的经济危机和解体联系在一起，认为贵族贫困与负债的原因在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已达极限，农奴制经济已到穷途末路，以至于农业生产下降、农民拖欠租税、农奴人口减少，无法满足贵族奢侈的寄生生活。这种观点争议较大，不少学者虽然力辩其非，但很少关注农奴制时代贵族贫困的事实。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研究领地贵族的庄园生活，分析其土地财产和经济状况。米罗诺夫在其巨著《俄国社会史》中综合研究了18—19世纪俄国贵族的收入与分化，展示了小领地贵族贫困加剧、不断破产的图景，但他并未深入分析贫困贵族产生的政治经济原因。国内史学界对近代西欧贵族的经济状况已有较多研究，辨析了“贵族的危机”“贵族衰落论”等概念的内涵与不足，但是对于俄国贵族的贫困问题尚缺乏有力度的专门研究。本文利用统计材料、法律文献等史料，着重研究18世纪初到1861年改革前贵族贫困问题的实质与表现，以揭示贵族贫困的程度、机制以及影响。

一 俄国贵族贫困问题的核心：小领地贵族

在论述俄国贵族贫困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明确本文所指的“俄国贵族”的范围。俄国贵族等级是根据国家的目标和需求，以政治命令的形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莫斯科公国时期，所谓贵族实际上是占有领地并效忠沙皇的服役人员（），包括各级各类军事官员、国家高官、宫廷官员。他们社会来源各异，内部差异巨大，缺乏统一的等级意识。彼得一世改革后，俄国贵族逐渐成为具有特定法律意义但内部又明显分层的特权等级。

1722年的《官秩表》是俄国贵族等级形成过程中的里程碑。它不仅将贵族纳入国家官僚体系，而且允许平民通过勤勉任职、建立功勋而获得官阶，从而晋升为贵族。如果说传统的领地贵族为国服役属于“贵而优则官”，那么出身于平民、没有领地、通过担任军官和文官而成为终身贵族和世袭贵族则属于“官而优则贵”，这样的“新贵族”可纳入官僚贵族群体，其中人数众多的终身贵族组成了官僚贵族的最底层。根据1858年的统计资料，欧俄拥有农奴的领地贵族共有106791人，而同时期欧俄的男性贵族共有445411人，其中男性世袭贵族304448人。可见领地贵族只占世袭贵族的三分之一，占全部贵族等级的不足四分之一。由于官僚贵族与领地贵族在生活方式、职业道路、思维方式、社会地位等方面相去甚远，社会上在谈论贵族时，通常指的是领地贵族。因此，本文对贵族贫困问题的讨论，仅限于领地贵族。

在1861年农奴制废除之前，衡量贵族财产状况的主要指标是其占有的农奴数量。据此标准，俄国世袭贵族可以划分为6个层次：第一，无领地贵族，即失去土地而仅占有农奴，或者只有少量土地而没有农奴的世袭贵族。第二，小领地贵族，只拥有不超过20个男性农奴。他们的经济状况极不稳定，对农奴的剥削最为深重，经常面临破产危机。第三，偏小型领地贵族，拥有21~100个男性农奴。他们属于殷实贵族，其领地收入使他们勉强过上符合贵族身份的体面生活。第四，中型领地贵族，拥有101~500名男性农奴。他们属于富裕贵族，是各省贵族会议中的主要成员，在各省地方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五，大型领地贵族，拥有501~1000名男性农奴。他们属于上层贵族，血统高贵，往往在省城或首都担任高官。第六，特大型领地贵族，拥有1000名以上男性农奴。他们属于俄国最大的地主，绝大多数时间在首都或国外生活，与皇室和高官联系密切，影响力极大，但与外省贵族联系很少。合而言之，前三类贵族可统称为小贵族，后两类则属于大贵族。

贵族的财产状况不仅决定了他们的受教育水平，而且决定了他们服役的性质、条件和仕途升迁。在18—19世纪初，大约一半的贵族在退役时要么不识字，要么只接受过初等教育，基本上都来自小贵族；相反，三分之二以上的中等贵族和大贵族都有机会获得高等教育，并凭借自身的财产和教育优势谋取更高的职位。在实际中，贫穷的外省贵族通常被排除在近卫军团和首都机构的高阶职位之外，而贵族占有的农奴数量越多，则越有可能受到高官的庇护，在服役、任职中享受更大的特权。富裕的贵族子弟入伍更早，甚至在10岁以前就已经在军团注册，升迁的速度也更快，不需要等待官职的缺额便可升官。

贵族的经济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地位，而且决定了他们的等级权利。1785年《贵族特权诏书》规定，拥有庄园、年龄不低于25周岁且至少服役至尉官官阶的贵族可参加省级贵族会议，但只有年收入不低于100卢布的贵族才享有被选举权，才有资格担任贵族自治机关和行政部门的某些职务。这意味着至少要拥有20个男性农奴才有被选举权，因为18世纪80年代每个男性农奴的年均代役租约为5银卢布。到1831年，政府颁布《贵族会议、选举与任职条例》，进一步限制小领地贵族的政治参与权利。贵族在省、县两级贵族会议中的选举权被划分为直接选举权和间接选举权：只有至少拥有100个男性农奴或在同一省内占有3000俄亩土地的世袭贵族，才享有直接投票权；而拥有5~99个男性农奴或150~3000俄亩土地的世袭贵族，则有权结成小组，当小组成员的男性农奴总数达到100人或者土地总面积超过3000俄亩之后，才能共同推举1名全权代表参与投票。根据这一法令，1859年在欧俄47个省级贵族会议中拥有完全投票权的贵族也不过24020人，占领地贵族总数的22.5%，占全部男性世袭贵族的8%。而那些只享有间接选举权的小领地贵族受到排挤，至于连间接选举权都被剥夺的贵族，已经在事实上被排除在贵族等级活动之外。

由此可见，近代俄国贵族的贫困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从广义上说，拥有不到100名男性农奴的贵族都可被视为贫困贵族，因为他们政治上的等级特权受到了限制。从狭义上说，只有拥有不超过20名男性农奴的贵族才可算作贫困贵族，他们的经济状况处于艰难状态，而且这也得到了政府的承认。根据1740年4月26日的法令，当贵族从军职中退役时，如果其领地中的男性农奴超过70人，则应该提供1名新兵；如果拥有20~70名男性农奴，那么就不需要提供新兵，而只需缴纳20~30卢布的兵役费；如果拥有的男性农奴低于20人，那么“什么也不用交”。这项法令说明政府意识到，如果贵族领地中的男性农奴低于70人，那么男劳力的继续缩减就会破坏贵族的经济状况，因此宁愿让贵族付钱也不能损失其劳动力；而如果领地中的男性农奴低于20人，那么贵族已经没有能力缴纳兵役费了。这种法令的目的在于保护小贵族，以免他们的领地因丧失劳动力而破产。19世纪俄国政府继续利用征兵条例给小贵族提供优惠，只不过优惠条件有所改变。1832年的《税民兵役章程》规定，如果贵族占有的男性农奴不超过20人，那么他就被称为“小领地领主”，在征兵时他的庄园可以不选派新兵，只需缴纳兵役费。1857年版的《法律汇编》也保留了该项规定。在农奴制废除前夕，俄国内务部和编纂委员会一致认为，20个男性农奴是维持地主经济正常运行所需的最少劳动力，低于此数即意味着地主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所以，本文采取狭义标准，认为拥有不超过20名男性农奴的小领地贵族的大量出现和不断破产，是俄国贵族贫困问题的核心内涵。当然，如果从动态而非静态、从全局而非局部的眼光看待贫困贵族的出现和增多，那么应该承认，这绝非仅是小领地贵族本身的问题，而是由整个贵族等级面临的政治经济环境所决定的，也是贵族内部不断发生社会经济分化的结果。

二 15—17世纪的服役领地制度：小领地贵族的起源

从起源上看，作为俄国贵族等级的前身，15—17世纪的服役阶层成分非常复杂、贫富差距极大，大多数服役人员都属于负担沉重、不稳定的小领地贵族。从15世纪中期开始，莫斯科公国的服役领地制度（）开始形成，原本以波雅尔和自由仆从为核心的服役阶层发生了巨大变化。宫内服役与军事服役开始合二为一，丧失了法律上的区别，以致每一个获得领地的人都要为君主服军役，土地成为他们从事军事活动的俸禄。这套制度明显具有军事化色彩，其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听命于君主的军事贵族阶层。

15—16世纪，莫斯科公国频繁的对外战争导致服役阶层的成分急剧复杂化。一方面，随着莫斯科吞并其他公国，征服喀山汗国、大小诺盖汗国和立陶宛的部分土地，当地的封建主（包括突厥—鞑靼贵族、波兰—立陶宛贵族等）进入莫斯科贵族之列。他们与古老的波雅尔、王公和封侯及其仆从的后代等一起，构成了服役阶层中的特权集团。他们可以无条件占有世袭领地（），可统称为世袭领主—波雅尔（）。另一方面，为了尽可能挖掘国家的战争潜力、控制新占领的区域，莫斯科君主从宫廷仆人乃至纳税等级中征召士兵，使他们也成为军队的中坚力量。这样的人包括：衙役、工匠、管家、粮官、会计、杂务员、书记员、马倌、犬倌、园丁，以及有幸分得土地的军事扈从、市民、农民等。他们只能以服役为条件占有自己的服役领地（），因此被统称为服役领地贵族（）。很明显，这两类服役人员虽然处于同一等级，但其社会出身和实际地位截然不同。而服役阶层内部驳杂变幻的成分正是导致俄国贵族不断分化、小领地贵族层出不穷的历史背景。

服役阶层内部极其不平等的关系首先体现在领地上。服役领地的面积取决于官阶和出身，往往差别巨大。比如，1478年伊凡三世在征服诺夫哥罗德之后，至少将当地封建主的58640奥布扎（）耕地没收充公（奥布扎为当时的土地征税单位，1奥布扎相当于三圃制下的15俄亩耕地），并分配给了各类服役人员。其中，有据可查的36658奥布扎耕地被分配给了1632个领主。在这1632个领主中，获得的耕地不足10奥布扎的小领主共有1063人，平均每人只有3.6奥布扎；而分配耕地超过100奥布扎的共有68个大领主，平均每人有273.8奥布扎。三分之二的领主只获得了10.4%的耕地，而4.2%的领主却拥有50.8%的耕地。可见，在莫斯科国家早期的领地制度中，沙皇对于少数宠信的近臣不吝赏赐，而大量小领主的土地数量实际上接近于农民。

16—17世纪由于门第制（）盛行，世袭领主在政治和经济上仍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特别是接近宫廷的波雅尔、杜马贵族、御前大臣等上层统治者经常受到沙皇的偏爱式封赏。因此这些大贵族长期在国内占据领导地位，不仅控制了历届杜马，而且占有的农户也在增加。与世袭领主相比，服役贵族的境况更不安定。到16世纪末，服役领地大大超过了世袭领地，成为土地占有的主要形式。但服役贵族不仅领地面积较小，而且其领地占有权也是有条件的，既不能传给后代，也很容易失去。政府不定期地改变一些服役人员的领地权，剥夺其领地，由此从广泛的中小领主中选拔出忠诚之人。莫斯科的统治者为了不让外省贵族在地方上扎根生长，禁止他们在自己庄园所在地任职，并且每一两年就要换职。由于长期在外履职和频繁换职，服役贵族缺乏与领地之间的稳固联系，在很多时候成为自己领地上的“临时过客”。因此，服役贵族缺乏坚实的地域基础，难以经受社会风浪的冲击。在17世纪初的大混乱时代之后，许多地区的服役贵族几乎全部消失，服役领地破产的几率远高于世袭领地。

除了缺乏土地所有权之外，服役贵族还面临领地数量不足的困境。服役领地占有制以领地作为服役人员的薪俸和经费，这是一种相当浪费土地的粗放式的发展道路。在土地财产不断分割的条件下，服役领地占有制要想有效运行，必须不断利用新的土地来补充。但是，随着沙皇政权将领地迅速分配给服役人员，服役贵族的数量越来越多，加上俄国领土扩张受阻和修道院大量侵占土地，给贵族分配适宜耕种并有农业劳动力的土地变得越来越困难。这种情况在16世纪末就已经出现，导致国家不得不减少领地的分配。许多外省服役贵族的领地面积只有数十俄亩，已经低于供养1名武装骑兵所需的最低数额（约150俄亩），导致大量服役贵族因为没有领地或者领地不够而陷入贫困。除了土地不敷使用，服役贵族同样缺少农业劳动力。17世纪农奴制确立后，以波雅尔子弟为代表的许多服役贵族在领地上不曾占有1户农奴，或者失去了自己的农奴，成为需要自己耕作养活自己的“空领地”贵族，其地位已经接近于纳税等级。

总体而言，外省服役贵族不仅受保障程度最差，而且面临着沉重的强制性服役负担，其地位是不稳定的，很容易向下“沉沦”。随着沙皇政府手中的空余土地逐渐消耗，服役贵族的经济状况很难有改善的空间。尽管17世纪服役领地和世袭领地的地位已经开始接近（比如服役领地也变成父死子继），但直到彼得一世和安娜女皇颁布法律，将二者同样视为为可继承的不动产，在法律上消除了它们的界限，才在事实上废除了服役领地制度。二者融合的结果，是人数占优势的服役领主（）取代世袭领主（），成为贵族土地所有者（即地主）的普遍称谓，共同组成了新的领地贵族。但是，世袭领主与服役领主以及他们的后代在经济上的鸿沟不可能遽然抹平。一些大贵族拥有数万农民和数万俄亩土地，有豪宅有官阶；而最贫困的贵族只能勉强度日，或者充当富裕的地主邻居的食客。

1678—170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了俄国贵族内部的贫富分化相当惊人，形成了明显的两极分化。根据沃达尔斯基的不完全统计，当时贵族总数约为7万人，其中地主20729人，他们至少占有了392515户农奴。占总数46.7%的小地主只占有6%的农奴，平均每人只占有2.4户；占总数2.3%的特大地主占有42.1%的农奴，平均每人占有356户，仅82个特大地主就占有了全国五分之一的农奴。这些大贵族彼此之间联络有亲，或者同出一姓，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事实上，虽然1682年俄国废除了门第制，但其隐形的影响并未消失。不同出身的贵族之间的社会鸿沟始终难以消除，使得贫富差异固定化。

三 18世纪沙皇政府的统治策略：贵族贫困问题的复杂化

彼得一世时期，国家与贵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显著地改变了贵族的数量和结构。彼得一世不仅改变了给贵族的报酬形式，而且通过强有力的奖罚措施，促进了贵族财产的重新分配，这导致贵族内部剧烈的上下流动，并让部分财产从旧式精英转入新式精英手中。

服役领地制度在彼得一世时期正式走上末路。1714年之后，彼得一世就停止给贵族分配服役领地，并通过征收附加税给服役的贵族和官员发放薪水。此后，贵族所拥有或受赏的带有农奴的土地已经不再具有服役领地性质，而是其私有财产。1722年的《官秩表》让每一个为国服役的贵族都匍匐在官僚品级的阶梯之上，依靠品级获得薪金。与此同时，彼得一世开始将国有农民赏赐给贵族作为财产。只不过当时实行按户征税制，衡量农民数量的单位是户。而随着彼得一世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人口调查，并且按照在籍人丁的数量征收人头税，衡量贵族庄园经济实力的单位变成了农民的人丁。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占有农民人丁已经成为确定贵族身份的重要标志。于是，许多没有农奴的贫困贵族（主要是波雅尔子弟）在彼得一世时期被列为“独院地主”，融入国有农民，从而退出了领地贵族之列，改变了自己的等级属性。

导致贵族消失的另一种方式是彼得一世对贵族的惩罚政策。彼得一世曾直言：“只赏赐有功之人，而非显贵之人。”对于反对沙皇改革、反对行政重组、不愿履行职役、玩忽职守的贵族，彼得一世毫不留情地剥夺他们的土地，并以此削弱门阀大族的消极影响。一批古老的大贵族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仅在18世纪上半期就有128个贵族家族被罚没土地，而其中8个家族的农民就有17.5万人。彼得一世又利用这些被罚没的土地和国有土地，作为对新贵族的赏赐，导致一批不知名的新贵族开始崛起。在新吞并的波罗的海省份和左岸乌克兰等地，这种赏赐更是达到了极大的规模，造就了一批新贵。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

沙皇政府对贵族的政策造成了复杂的结果。到18世纪中期，俄国领地贵族及其占有的农奴数量都大幅增加，贵族的整体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一方面，经过一系列政治动荡，大贵族地产在结构上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到1762年，俄国共有4727个贵族家族，其中2220个贵族家族在1700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他们占有299.7万名男性农奴（占总数87%）。另一方面，一批中小贵族消失，另一批中小贵族取而代之，使得领地贵族的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但他们占有的农奴数量一直很少。到1762年，有2507个贵族家族（占53%）是1700年之后新出现的，但他们只占有46.6万名农奴（占13%）。新出现的贵族家族大多分布在中部黑土区和中部非黑土区，大多是当地人，应该是此前丧失了农奴的“空领地”贵族。这表明，俄国中部存在着与“空领地”贵族退变成独院地主相反的另一种趋势，即没有农奴的部分波雅尔子弟购买了农奴，在彼得一世实施人头税后继续保留了作为贵族的特权地位。总的来说，在社会变动加剧的时代，贵族越早进入上层精英圈子，就越能保护自己的财产，而小贵族则一直面临最高的经济风险。

18世纪下半期俄国在欧洲的大肆扩张，特别是三次瓜分波兰，使俄国贵族等级的情况更加复杂。一方面，国家控制的土地和农民大幅增加，沙皇将其赏赐给近臣，显著增强了大贵族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为了控制这些地区，政府将当地的上层军官和原有贵族纳入俄国贵族等级之列，尤其是西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波兰小贵族也被纳入俄国贵族等级，成为俄国贫困贵族的重要来源。

由于历史原因，波兰贵族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占比极高，数量极多，但品级较低，经济规模较小。如前所述，彼得一世曾将俄国服役人员分成两类，上层是真正的贵族，而低等服役人员被归为纳税等级，比如独院地主、国有农民。但是，在新占领的西部领土上，沙皇政府并没有清理这些波兰贵族。他们之中除了古老的世家贵族之外，还包含大量的小地主和低等服役人员的后代，最后都成了俄国的世袭贵族和终身贵族。人口调查显示，1795年俄国男性世袭贵族和终身贵族共有362574人。其中，西部9省有250974人，占66.22%；到1834年西部9省有273316名男性贵族，占全国男性贵族总数（435645人）的63.68%。后来尼古拉一世以1831年波兰起义为借口，取消了西部省份部分波兰小地主的贵族权利，使其数量有所下降。到1858年，西部9省男性贵族数量仍有234940人，占俄国男性贵族总数的52.7%。其中，男性世袭贵族为190103人，占全国的62.4%。

与西部省份世袭贵族的高占比不同，当地地主及其占有的农奴在全国的比重要低得多，而且地主的经济规模越小，在全国同类人口中的比重就越低。1858年西部9省的地主为16400人，仅占欧俄地主总数的15.4%；占有的男性农奴为2811561人，占欧俄男性农奴总数的26.3%。与此同时，当地拥有农奴不超过20人的地主仅占欧俄同类地主的11.2%，他们的农奴拥有量只占欧俄同类农奴的11.3%。可见西部省份的领地贵族面临明显向下的社会流动，越是小贵族就越有可能失去自己的农奴。从另一个角度看，西部9省的地主占男性世袭贵族的比重仅有8.6%，而欧俄其余37省的这一比重为83.3%。换句话说，其他省份每5个男性世袭贵族就至少有4个是地主，而在西部省份，每12个男性世袭贵族中只有1个是地主。西部省份贵族和地主数量之间的巨大差额，表明当地绝大多数贵族实际上已经破产。根据1853年的统计，西部7省（缺少基辅和波多利亚省）完全失去土地和农奴的贵族家庭有22756个，占欧俄33省的比重达92%；只占有土地而不占有农奴的贵族家庭共有17945个，其土地面积为342750俄亩，平均仅占有19.1俄亩，与农民相差不大。

四 从黄金时代走向经济危机：俄国领地贵族的收入、负债与财产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被誉为俄国贵族的黄金时代，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如此。但是，到19世纪上半期，贵族的农奴人口逐渐萎缩，以农奴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和工矿企业也都陷入结构性的危机，形成了难以克服的经济困境。与此同时，贵族拖欠国家信贷机构的债务越来越多，以至于他们三分之二的农奴都处于被抵押状态。小贵族不断失去自己的农奴和领地，生存日趋艰难。

尽管不能说俄国农奴制经济已经丧失了发展潜力，但它的确面临着严峻的结构性危机和转型危机。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前，劳役制的扩张、地主剥削程度的强化引起了农民越来越多的不满。地主经济商品化的发展也带来了矛盾性的后果：它虽然有助于国内商品市场的形成，但它本身是建立在强制劳动基础上的，强化了劳役制农民的农奴制关系，阻碍了新的经济形式在农村的出现。农奴制让地主无偿利用农奴劳动，拥有比其他生产者更低的商品生产成本，但这种市场环境是扭曲的，无法给地主提供经济改良的动力。当时虽然有少数大贵族通过所谓的“合理化”经营来提高庄园收益，但是这种试验无法持久，因为它们需要其他庄园的输血才能生存，最终大多以失败告终。

除了农业之外，许多贵族还创办了工业企业。传统的贵族企业形式是酿酒业、采矿业、呢绒业、毛纺业，后来又发展起了制糖业、冶金业。这些工业活动虽然极大地增加了贵族的收入，但它们仍然建立在农奴劳动基础上。贵族占有工厂、矿场和农奴工人，跟占有农业庄园一样，农奴工人的无偿劳动像在农业中为地主服劳役一样。这种强制性的无偿劳动让贵族企业能够与以雇佣劳动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企业相竞争，于是地主宁愿使用无偿的强制劳动也不愿意向机器生产过渡，农奴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导致产品技术落后且价格昂贵，削弱了竞争力。这在这种情况下，到19世纪中期，贵族的工厂开始停滞和衰落，农奴工人也减少了。

俄国领地贵族经济危机的最直观表现，莫过于他们拖欠给国家信贷机构的庄园抵押贷款越来越多，陷入债务的泥潭无法自拔，进一步加剧了贵族的贫困化。从18世纪下半期开始，沙皇政府为了扶持贵族、抵制高利贷而建立起了一批信贷机构，给贵族提供了非常优惠的贷款条件。贵族将这种长期抵押贷款视为对本等级的特殊补贴，自然蜂拥而至。而且，即便拖欠还款，政府也很少取消贵族的庄园赎回权或者强行拍卖庄园；只要贵族能继续支付利息，就可以保有自己的地产。因此，他们的债务一旦积欠，就很难停止。到1859年，贵族的庄园抵押贷款总额超过4.255亿卢布，被抵押的庄园总数达44166个，被抵押的男性农奴总数达到710.7万人，占男性农奴总数的65%，平均每个男性农奴承担的债务达到59卢布87戈比。考虑到农奴制经济的生产效率低下、频繁的歉收以及贵族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许多贵族实际上已经成为无力偿还的负债者。

不过这些贷款很少改善地主的农业和工业经营状况，而是助长了地主无限制的奢侈消费。1844年一位地主说：“奢靡之风现在已经传遍整个国家，大量的资金被用来装饰地主的房屋，为此他们不得不将自己庄园抵押或出售。地主们在宴会上觥筹交错，选用最昂贵的葡萄酒，更不用说各种珍馐佳肴……居住在农村的很多地主也像城市和首都的贵族那样学会了奢侈，因此大多数贵族庄园破产，并不令人惊奇。”大多数俄国贵族都是在“故意奢华”，奢侈消费明显超过了实际的需要和自身的承受能力。为了维持虚浮的社会尊严，贵族很容易变得负债累累。

19世纪中期俄国领地贵族还面临另一个重要问题：作为庄园劳动力和主要收入来源的农奴人口增长缓慢，甚至逐渐减少，许多小地主失去自己的农奴。在欧俄47省，地主的男性农奴人口总数从1835年的10978312降至1859年的10694445，占男性总人口比重从45.54%降至37.47%。24年间男性农奴减少28万多人，所占比重下滑超过8个百分点。农奴数量的减少在不同地主那里的表现有很大差异，对小地主的影响尤其剧烈。1835年大贵族只占地主总数的2.9%，但他们控制了47.5%的农奴，而占59.9%的贫穷贵族只拥有4.7%的农奴。到1858年，大贵族的庄园因继承关系被分割，小贵族因为破产而失去了农奴，导致地主的贫富差距稍有缩小：3.4%的最富裕贵族拥有43.9%的农奴，43%的贫困贵族只拥有3.2%的农奴。

土地和农奴在领地贵族内部的再分配，对于小领地贵族明显不利。小贵族不得不亲自从事农业劳动，或者到政府部门和军队谋一份差事勉强过活。在农奴制废除前夕，小领地贵族最集中的省份是中南部黑土带、东乌克兰、斯摩棱斯克等地区，在部分省份甚至占到全部地主的三分之二。在库尔斯克省的许多村庄中，数十个小地主像农民一样比邻而居。该省约有1000名地主拥有的土地不足5俄亩，有的甚至不足1俄亩，即便按照农民的生存标准，他们也属于赤贫。在该省与哈尔科夫省交界处，“村庄的所有人口都是贵族，每个茅草房里面都住着一个贵族。遇到的贵族与普通农民看不出任何区别，而且不识字……他们虽然还有贵族的特权，但是无人承认，所有人都将他们视为外人”。这样的贵族已经无法维持贵族体面，很难摆脱困窘状态，最终悄无声息地融没于曾经隶属于自己的农民之中。

五 结语

普遍的相对贫困是俄国贵族历史上的长期特征，反映了俄国贵族等级制度中的一些本质问题。

第一，在贵族地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国家意志和沙皇政策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西欧的某些封建主甚至比国王还要富有，但是在俄国，贵族的财富是依靠皇室获取的。俄国的君主拥有重新分配土地的权力，而且直到18世纪末并不严格区分皇室领地和国有土地，再加上俄国领土的扩张、土地的开发和国有农民的增加，就为沙皇调节贵族地产提供了条件。而国家调整贵族地产规模和性质的过程，也是改变统治阶层的成分与数量的过程。无论是15—17世纪的服役领地制度，还是18—19世纪沙皇对贵族的赏赐和信贷支持，都是俄国君主通过赋予贵族特权、增加贵族财产，来巩固皇权、增强军事力量和控制地方人口。所以说，“俄国贵族土地财产的形成、发展、重新分配和演变，从总体上都与政治经济体制的命运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贵族从君主那里获得的特权本身是不平等的。获利最多、地位最稳定的，是接近皇室、被沙皇宠信的大贵族，而占大多数的小贵族获得的资源最少，也最容易面临经济破产和阶层跌落的风险。这也说明，权力和财产在俄国是直接相关的，富与贵很难分离，贵族要维护自己的财产就必须依附于皇权。

第二，俄国贵族的长期贫困，与其说反映了贵族的衰落，不如说是贵族内部严重分化的表现。贵族的分化和贫困贵族的大量存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沙皇政府有意维护贵族等级的开放性。俄国贵族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阶层，无论是在服役领地制度下，还是在《官秩表》的时代，政府一直在支持新鲜血液进入贵族等级，这对于扩大沙皇政权的统治根基极为重要。早在服役等级阶段，开放的社会来源就导致贵族内部存在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这既体现财产数量上，也体现在财产权利的性质上。随着沙皇政策的调整和经济条件的改变，领地贵族的贫富差距时有不同，但一直处于很高的水平。因此严重的贫富分化不仅是贵族经济演变的结果，更是贵族等级本身固有的特征。这种分化大大降低了贵族的凝聚力和团结性，削弱了贵族团体的力量。当富裕贵族与贫穷贵族的差距轻易达到百倍以上，连农民都认为贫困的小地主失去了贵族的高贵地位时，贵族之间的团结是很难实现的。不同层次的贵族不仅在心理和生活方式上大相径庭，而且在地域上也出现了分离，这使得贵族内部分歧重重，没有形成代表本等级利益的全国性机构（当然沙皇政府也不允许）。过于严重的内部分化，也是导致沙皇政府在经济上扶植小贵族、又在政治上限制其权利的深层原因。

第三，从根本上说，俄国贵族的贫困是因为农奴制经济的原始粗放，也跟俄国贵族缺乏一子继承制度有关系。在农奴制废除之前，俄国贵族一直具有为沙皇服役的性质，其结果是他们在获得的领地上建立起了农奴制庄园，依靠农民无偿的、强制性的劳动维持自身优越的生活。但是，农奴制下的贵族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并不习惯于追求利润和预防破产风险。在农奴制下，贵族既不关心庄园的生产，也缺乏经营庄园的能力，又养成了奢侈消费的生活方式，只能通过加紧剥削农民和获取国家的优惠补贴来维持自己的寄生生活，因此很容易在政治经济动荡中消亡。所以说，特权地位虽然给俄国贵族带来了财富，但是仅仅依靠特权并不足以使贵族走上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反而使他们满足于旧式的生活。俄国贵族不像西欧贵族那样实行一子继承制，而是采用诸子分割继承制，导致贵族的领地越分越细。这不仅降低了贵族领地的收益，助长了贵族的贫困，而且加剧了对农民的剥削。因此，贫困小领地贵族的大量存在，是导致农业收益低下、农民生存环境恶化的外在条件之一。从这个角度看，尼古拉一世时期压缩小领地贵族数量的政策，也有限制农奴制、改善农民生活的意涵。

END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2年第6期，注释从略。

郑重声明

据反映和编辑部发现：近期有不法机构和个人盗用《史学月刊》编辑部名义，向作者发放稿件录用证明文件，并收取相关费用等。在此郑重声明：本刊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法规进行出版，发表文章不收取任何费用，凡以我刊名义收费者，均系假冒诈骗行为。再次提醒作者，谨防上当受骗。

另，作者来稿，请采用打印稿和电子文本同时寄送的办法。具体请参照本刊投稿须知（本刊官网与“shixueyuekan”公众号有详细说明）。

敬请广大读者和作者相互转告周知，感谢您的支持和厚爱。

《史学月刊》编辑部

20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