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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转载，作者Humanitas 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过这么一句话：“西方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过像处于特权阶层的俄罗斯人那样如此强烈的忏悔动机。'  这话说得多少有些自夸，但也足以说明俄国的上层社会有相当一部分对底层的苦难悲天悯人，并不会落井下石，更不会去一味美化俄罗斯民族遭受到的苦难。 一、俄国人苦难的核心——农奴制 俄罗斯同样是个多难兴邦的文明。与外敌的战争倒属其次，因为人们可以借机颂扬伟大的民族精神。真正的苦难来自内部，是那万恶的农奴制。  因为农奴制是俄国专制的基础，是贵族们尸位素餐的养料。尽管彼得大帝时期的政论《贫富论》说：“地主不是农民的天赋主人，只是临时主人，沙皇才是他们真正的主人。因此，地主不能使他们破产，而应该执行沙皇的法令保护他们，让他们富足，因为农民的财富就是沙皇的财富。”但沙皇实则只想控制农奴，用克柳切夫斯基的话说，沙皇并不会真的关心农奴本身，而是他们的逃跑，使得政府失去了新兵和纳税人。所以俄国在近代早期反而是扩大了农奴制，法律使农奴越来越失去个性，地主可以将他们当作商品买卖。到了叶卡捷琳娜女皇时期，法律甚至禁止农奴们向皇帝或是政府申诉地主对他们的不公，违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克里米亚战争打碎了俄国上下沉醉在欧洲宪兵的迷梦，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意识到俄国早已全方位落后于西欧，废除农奴制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与其等待农奴自下而上地解放自己，不如主动地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1861年2月19日，俄国以法律的形式废除农奴制。 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农奴就此翻身把歌唱。在沙皇的眼里，农奴仍然是养料，改革不过是将养料从土地转移到工厂。这项改革并没有给予农民像其他社会阶层同样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得不偿付高额的人头税，紧紧地被拴在公社的土地上，并且依然接受着习惯法的审判。农奴尽管获得了部分土地，但也必须为他们所获得的土地而给地主大量的补偿，而且获得的土地质量也无法与贵族的相提并论。据《俄罗斯》史收录的统计：“在改革后，3 000名贵族保留了9 500万俄亩的上好土地，而2 000万被解放的农奴获得了1.16亿俄亩土地。”农民的痛苦、绝望、愤怒的情绪对于沙皇俄国来说是个巨大的威胁，这种威胁一直持续到沙皇统治的结束。 废除农奴制改革，从俄国的角度来说当然是伟大的，推动了俄国的近代化，让俄国在列强中不至于完全掉队；从俄国人的角度来说有价值这是一定的，但得大打折扣。列宁精准地评价道：“当农奴获得自由时，他们已经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了。”  二、东正教下的弥赛亚意识 东正教带给了俄罗斯人自我牺牲的弥赛亚意识。所谓弥赛亚，就是救主的意思。俄国独立后，以“第三罗马”自居，自诩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东正教和斯拉夫民族的保护者。 近代俄国的扩张，这种弥赛亚意识是主要的精神动力。伟大的叙事与苦难的现实之间碰撞，导致俄罗斯人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对外，俄罗斯人有不顾自身拯救他人的使命感（当然这个使命感多半也是罪恶），可以为斯拉夫兄弟悍不畏死；对内，俄罗斯人却希望能够被拯救，面对自己的苦难却是逆来顺受：异族的侵略和统治总是被解释为对罪孽的惩罚，这一点放到俄罗斯独立后也是一样。苦难不仅被视作神圣，而且被视为完成使命付出的必要代价。这种自我牺牲发展到极致，就是一种对苦难的自我陶醉、自我麻木，尤其是身处底层的人。如果没有普加乔夫这样的领袖，广大农奴还要说：“上帝是仁慈的，只要我们有力气，有家小，上帝是不会让人饿死的。”只要沙皇励精图治，都可以是农奴们的弥赛亚。  精英们也不可避免深受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种情感描述为：“把整个的自我，整个的自己牺牲给社会，不但不要求自己的权力，相反地，却不附任何条件地把自己的权力交给社会……我以为，自愿地、完全自觉地、不被任何力量所强制地为大众利益而奉献自己的自我牺牲精神，是最高的个性发展、最高的个性权威、最高的自制力以及最高的意志自由的标志。自愿地为大家牺牲自我，为大家去背十字架，去受火刑，只有最发达的个性才能做到。” 同样抱有这种情感的精英们，却要作受苦受难人们的弥赛亚。普希金有一首诗名字就叫《先知》，很具有代表性，充满了结束人们逆来顺受的使命感： 我忍受着精神的饥渴， 踯躅着向黑暗的荒原走去， 我面前的十字路口 出现了一位六翼天使。 .. 他用剑刺进我的胸膛， 挖出那颗跳荡的心， 然后，把一块通红的煤炭， 放入敞开的胸膛。 我躺在荒原，像一具尸体， 上帝的声音呼唤着我， 起来吧，先知，去看，去听， 去执行我的旨意， 去走遍海洋和陆地， 用我的话去点燃人心。 三、俄国式的人道主义 回到人道主义这边。怀着对本国人的强烈同情心与使命感，越来越多的贵族选择背叛自己的阶层，而不是与沙皇共谋。对于人们遭受的苦难，他们绝不避讳，绝不美化，而是如实记录。相关内容实在是汗牛充栋，我就寻找些在我认知范围内力所能及的吧。 俄国启蒙的先驱，《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作者拉季舍夫，他在《上沃洛乔克》篇勾画了地主对农奴的剥削，把农奴当作既无意志又无愿望的工具，还拷问道：“在生产这块面包的土地上，不也是浇灌了汗水和眼泪，还有痛苦的呻吟吗?如果你们所吃的那块面包是由国有土地或至少是由向地主缴纳代役税的土地上长出来的麦子做成，那是你们的幸运。如果它是用贵族粮仓里的粮食做成，那就是你们的不幸。这块面包里包含着悲哀和绝望，这块面包上铭刻着上帝的诅咒”。面对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审讯，他仍直言不讳道：“我的愿望是从地主手里夺走所有农民，使他们成为自由的人。” 果戈里在《死农奴》（鲁迅译本又称《死魂灵》）塑造了一个农奴投机商的形象——乞乞科夫，在他看来，死去的农奴都可以是商品：“不，大妈，我要的是另一种货物。请问，您这儿死过农奴吗？”“谁说他们是活的了？就因为他们是死的，您才受损失嘛：您得为他们付税，现在我替您省了这些麻烦，也省了这笔开支。懂吧？我不仅替您省钱，还另外给您十五卢布。现在明白了吗？”乞乞科夫能将死农奴当作商品，还是因为沙皇政府先将死农奴当作了税源，乞乞科夫不过是钻恶法的漏洞而已。果戈里又借女地主柯罗博奇卡之口批判道：“而且死的都是一些很棒的人，都是能干活的。不错，后来又有好多人出生，可他们有什么用呢；都是些娃娃；税务官跑来，说要缴人口税。人已经死了，却像活着一样，要我为他们缴人口税。”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第四章写道：“听着，如果人人都得受苦，以便用苦难换取永恒的和谐，那么，请回答我：这跟孩子们有什么相干？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他们也必须受苦？为何要他们以苦难为代价换取和谐？为什么他们也成了肥料，用自身为他人栽培和谐？人们抱成一团为非作歹，我可以理解；抱成一团实施报复，我也可以理解；可是不该把孩子也扯进来。如果他们的父辈作恶果真都有他们的分，那就不是这个世界的真理，我是理解不了的。”他常常为苦难和对苦难人的怜悯折磨得精神失常，苦难和同情成为他作品的基本主题。还是在第四章，他不免痛苦地自白：“我宁愿留在苦难得不到补偿的状态。我宁愿让我受的苦得不到补偿，我心中的愤怒得不到发泄，哪怕我并不正确。” 四、结语 最后，我还是以别尔嘉耶夫的话收尾：“个性不是部分，也不可能成为相对于任何整体的部分，哪怕是相对于巨大的整体，哪怕是相对于整个世界。”本文没有太多自己的话，但站在巨人的肩膀，是求知的必经之路。人总要经历苦难，但我希望这苦难是人在成长中自找的，而非一种被牺牲的肥料。人经历苦难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是为了再也不要回到过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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