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黄伟民 第四章//国共合作 争议颇多（续2） 西湖会议 尽管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有孙中山的承诺，马林对说服陈独秀仍然信心不足，于是便派人去北京请为人憨厚、性情平和的李大钊来上海一趟。原来，马林结束在桂、粤两省考察后，曾到北京找李大钊，就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问题交换过意见，得到李大钊的支持。中央认为李大钊和马林都没有参加中共二大，现在马林又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于是决定举行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 考虑到陈独秀可能被法租界监视，加上马林出入不方便，张国焘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 8月27日，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李大钊、张太雷以及马林，来到了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花港观鱼的情韵，三潭印月的美景，还有那令人陶醉的苏堤……这一切都无法引起这一众共产精英们的游兴。  1920年代的杭州西湖 第二天，同在去年嘉兴南湖一样，与会者们租了一条游船，飘荡在风景如画的西湖上，吃睡都在船上。 平静的湖面和摇曳的荷花并没有给与会者带来宁静。游船在覆盖着竹林的小岛间缓缓地滑行，船上的会议却如暴风雨般激烈。 在这次会议中，马林是主要的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其理由是： 第一，中国在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 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很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政党。中国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一个各个革命阶级联盟的党，所以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到这个党里面去，来改造这个党，来共同推动国民革命。 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 第四，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联合战线的经验，必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 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 尽管马林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在会上还是遭到中国人的激烈反对。 陈独秀讲得比较多，他反对马林的主张：“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基本性质。一旦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肯定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反倒会大大地有害于中国革命势力的团结。就像两家人当邻居好相处，合成一家就容易吵架。国民党现在不肯两党合作，我们可以以后再跟他们谈。” 张国焘虽然当面聆听过列宁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意见，但按他的理解，列宁指的两党合作，也就党外合作。因此他有些激动地说，我认为党内合作缺乏基础。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信仰不同，国民党的组织方法不能适应革命要求，其革命方法也倾向于军事运动而忽视群众运动。 蔡和森发言支持陈独秀的意见：“我感到还是坚持'党外合作’方式好。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产党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工会一事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于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我们的独立性。” 马林见大家不接受自己的主张，非常恼火，摆出“钦差大臣”派头，大声说道：“共产国际已经指示得很明确了！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我想提醒大家一句，加入国民党，这是共产国际决定的政策！”并且再次拿出衬衣上的“尚方宝剑”。 他坚持己见的那股倔强劲，好像要与反对者决斗！ 陈独秀也提高了声调：“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做到的，这有过去国民党和其他派别建立联盟的实例为证。如果组织一个联合战线委员会，可以推举孙中山为主席，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多一倍左右。中共除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外，更应该重视争取国民党以外的广大工农群众来壮大自己。我们请求共产国际重新考虑中共的意见。” 马林将他在考察两广时的见闻和大家分享，再次强调“我们应该加入国民党！但是我们也应该保持中共组织的独立性，并应该继续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中心和组织中心。” 在这次会议上，李大钊显然充当了和事佬的角色。 他虽然同意大家的某些看法，但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他认为即使单纯的国民党员也抱有各种不同的政见，单独从事政治活动的例子也不少。国民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共产党员加入进去，不会受到约束，还可以成为两党合作的桥梁，实现中共二大的既定政策，同时可以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他也判断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联合战线是易于通行的办法。 李大钊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即共产党员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并以少数领导人的率先加入作为两党实现合作的桥梁。 陈独秀只好说，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但也必须有条件地执行。他认为对孙中山那套封建的入党方式不能接受，如打手模和宣誓效忠他个人；并且要根据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 胳膊扭不过大腿。陈独秀意识到，虽然他给维经斯基写过两封信，但他的意见已经被共产国际否定了。二大刚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这是组织原则，作为中共的一把手，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 在马林的一再说服下，会议终于通过了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这实际上修改了中共二大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 西湖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联合战线的方式上，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 这大概是陈独秀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他所不愿意——至少是当时不愿意做的事情。个性倔强、脾气暴躁的陈独秀屈服了。他意识到，要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们尊重他的党，只能是一个梦想，没有任何意义。 可见，以党内联合的方式加入国民党并非共产党人的本意。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多年后也承认，共产党人根本不想投奔国民党，是共产国际说服（不如说是强硬要求——引者注）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 为此，中共中央停办《共产党》，重新出版一份刊物，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新的刊物最后定名为《向导》，蔡和森任编辑。不到半个月，《向导》于9月13日创刊，主要宣传对象是国民党。 不久后，先是李大钊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国民党。随后，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蔡和森等中共负责人也陆续加入国民党，并开始了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工作。 国共合作问题是中共二大前后争论的焦点，这一争论以西湖会议通过的决议暂告结束。 历史发展证明，西湖会议是中共二大和三大之间的一次重要会议，并且初步决定了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命运——中共的重大发展始于此，最后失败也源于此。 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与马林的关系逐渐好转。9月，共产国际通知中共派代表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决定亲自出席。 共产国际四大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陈独秀与刘仁静、王俊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正式派遣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经张太雷介绍，时在莫斯科当记者的瞿秋白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译员，也参加了大会。 11月13日上午召开全体会议，代表们知道列宁将抱病出席会议并作报告，都以十分期待的心情等待着这一激动时刻。当列宁出现在主席台时，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欢呼，经久不息，高亢的《国际歌》声响彻克里姆林宫会议大厅。 列宁开始作题为《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他表示，由于久病之后不能做大报告，只能讲些最重要的问题，谈谈这个题目中的一小部分，即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 列宁在报告中总结了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以来工作的成就和经验，从1919年实施国家资本主义，到1921年春实施新经济政策，看似退却了，却是以迂回的方式开展经济建设，力图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做好准备。苏俄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一年半时间里，已经在稳定卢布、改善工农关系、发展轻工业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重工业发展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列宁向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学习的要求。他提出，各国共产党在学习的时候，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别国的经验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制定有利于本国革命和事业发展的路线和方针。如果俄共（布）和各国共产党人努力学习，奋力进取，将共同开创世界革命的新形势和新局面。 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在共产国际大会上作报告。  1922年列宁在莫斯科 会议安排了大会发言，陈独秀两次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作报告，第一次报告的题目是《中国的政治形势》。对于陈独秀的报告，值得注意的，一是对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分析评价，二是关于未来前景，三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关于对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分析评价。陈独秀指出：除工人外，国民党人大部分为官僚和政客，只有孙逸仙一人是真正的革命者。国民党有很多不足之处：这个党没有党纲，甚至没有确定的组织，没有自己的政治路线，不相信人民大众的力量，而只相信依靠武力。这个党不进行任何宣传，因此人民大众并不信任它，尤其是在北方。在对外政策上，孙中山最近试图接近苏俄和德国。但是苏、德在中国，尤其是中国南方的影响很有限，孙中山还无法依靠他们，因此，孙中山不想与英、美最终决裂。这就是他害怕因与苏俄亲近而引起这些国家不满的原因所在。 关于未来前景。陈独秀分析了目前中国社会的四派势力，即北方的吴佩孚和张作霖，南方的孙中山和西南各省拥护“联省自治”的将领们。陈独秀认为在即将爆发的军事冲突中，无论是吴佩孚还是张作霖打赢，都不会结束中国政治上的混乱状况。至于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尽管是革命的因素，追求中国的民主，但他们依靠现有的军阀势力，不去争取广大群众，因此他们不可能取得胜利。而那些“联省自治”的拥护者们，未来将无法发挥独立的作用。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陈独秀指出，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组织人民大众打击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势力，致力于在中国建立真正独立的人民共和国。我们将支持国民党，帮助其改正错误，反对国民党接近张作霖及日本。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路线，它反对任何军阀，打击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并将竭尽全力将斗争坚持到底。斗争的近期目标为：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建立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陈独秀为中共设定的“建立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近期目标”，直至27年后才在他的另一位继任者——毛泽东手上得以实现。 陈独秀第二次报告的题目是《中国的政治派别及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他在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派别进行比较切合实际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口号和任务，尤其对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 在讨论东方问题的一次大会上，刘仁静也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发言。他的发言宣传了中共二大对当时（1922年）革命形势的判断，也阐述了共产党面临的政治形势。他强调，作为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应在国民党内把工人争取过来，团结在共产党周围。近来中共组织的一系列罢工，唤醒了工人群众，说明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加强了。他重点解释了中共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可惜，陈独秀和刘仁静的发言并没有赢得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赞赏，相反却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东方部部长拉狄克的指责，他甚至在主席台上对着中共代表团陈独秀等人说，中国同志把事情看得太美好，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拉狄克说：“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提上日程。”他要求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不仅到苦力中去，而且也要到被这一事件激起来的农民群众中去！” 中共代表们一时面面相觑。陈独秀这回算是亲自领教了共产国际这帮人的霸道作风了。 共产国际四大讨论了东方问题，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起草《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陈独秀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他和刘仁静都参与了起草工作。这是共产国际首次就东方问题做出决议。作为对东方问题总提纲的补充，共产国际四大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目前还处在资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准备时期。”在此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在于，“要以在民主基础上实现中国统一的倡导者的身份开展活动。中国共产党人要提出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为实现同唯一不追求帝国主义目标的大国——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的独立自主政策而斗争”。 可见，该决议吸收了陈独秀报告的很多观点，例如“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共产党人应当大力组织工人群众”等等。决议将东方问题的总提纲更加具体化了，力求制定出更符合中国实际斗争的策略。 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会上的发言与会议通过的提纲和决议，在关于共产党首要任务和工作重点问题上，存在明显的矛盾：是为了社会革命的目的而去组织无产阶级，还是全力以赴地帮助资产阶级首先实现民主革命？如何做到既保持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完全自主，又能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暂时的妥协？如何既能实现统一战线，又能把统一战线的领导掌握在我们手中？带着困惑来参加会议的陈独秀，更加困惑了。他怀着复杂的感受，离开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会场，徘徊在风雪弥漫的莫斯科大街上。 几乎在同一时间，马林结束了第二次赴华使命后回到莫斯科汇报工作，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他和越飞共同撰写的《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提纲，向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提出，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统一，必须立即着手把中国最大的、真正的政党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苏俄必须援助国民党，而不应再援助那些利欲熏心的军阀。  陈独秀（前排左1）与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部分代表合影 据此，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与会者围绕中共的任务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是全力支持国民党，还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开展工人运动。争论没有结果，只好把它提交给俄共（布）中央来决定。 次年1月4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除托洛茨基赞成由共产党独立领导开展工人运动外，其他委员如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都表示赞成全力支持国民党。会议作出议决，决定实行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支持国民党的费用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中支出，具体由外交人民委员部同越飞协商，向政治局提出补充拨款的议案。 根据这次会议的结果，1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会议，通过了由季诺维也夫起草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一月决议）。 决议表述了共产国际对于国共合作问题的观点，肯定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合作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 这种前后矛盾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让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吃尽了苦头。此为后话。 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得悉陈独秀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莫斯科共产国际四大，立即致函中共代表团，表示接受中共领导，从而解决了旅欧少年共产党的归属问题。 再辩合作 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后街31号（今恤孤院路3号），有一栋两层高，每层两间相通的砖木结构、人字瓦顶的普通房屋，属于没有骑楼的典型旧式广州民居。楼房因年久失修，显得有些破旧，但不失宁静。 1923年6月的广州已进入盛夏季节，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栋楼房中秘密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30余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会议。 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是因为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1923年3月下旬，陈独秀和中央机关已迁到广州。广州也是当时国民党的大本营。  中共三大旧址，广州东山恤孤院路后街31号（原房屋现已不存在）。 虽然马林极力主张国共党内合作，而且在西湖会议上得到了认可，但是在全党思想上并未统一。即使在中央高层，有些人也是基于服从国际领导这一点认可国共党内合作的，在思想上并未转过弯来。尽管马林做了大量工作，但在三大上还是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三大上关于国共合作方式问题的争论，已不是共产党员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而是全体党员加入还是部分党员加入，特别是要不要动员产业工人加入，以及共产党如何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的问题。 陈独秀对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建议，有一个从反对到接受的过程。西湖会议前，他反对加入国民党，后来经过西湖会议上马林的工作，特别是经过共产国际四大和总结了二七大罢工失败的教训后，到中共三大召开时，他已接受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因此，陈独秀不但在三大的政治报告中，对以前反对党内合作策略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而且还在会议期间，依据共产国际的“一月决议”，拟定了一份体现共产国际执委会意见的详细提纲，供大会讨论。 在讨论中，马林、陈独秀等人提出，既然共产国际已有指示，我们就应该加入国民党。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关于产业工人是否加入国民党问题，陈独秀等人主张不保留产业工人，因为保留就会减少国民革命的势力。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非常幼稚，党目前又不能公开，所以，中共要搞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势力于国民党。 南下广州参加会议的李大钊在发言中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可利用统一战线去发展工农运动，壮大革命力量。 瞿秋白、张太雷等发言也赞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瞿秋白发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会得到自身发展的机会。”又说：“如果我们作为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去参加国民党，后者就势将寻求军阀、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助。” 毛泽东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少、力量薄弱，斗争水平较低，要把工人运动引上政治轨道难度较大。而中国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比较活跃，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有活力，可以领导目前的民族民主运动。因此，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 张国焘、蔡和森、林育南表示异议，担心全体党员加入会丧失党的独立性，会使党腐化。认为不能期望中国资产阶级起革命作用，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 后来，张国焘等人虽赞成加入国民党，但反对产业工人加入，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加入国民党就会削弱共产党。他们强调应坚持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独立性，主张“工人阶级应该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张国焘说：“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 邓中夏则明显表现出对国民党的不信任。他说：“国民党是一个内部利益迥异的政党，很难改造，让孙中山听取新党员的意见十分困难。” 蔡和森批评陈独秀等提出的“把工人置于国民党的旗帜下”，是违反共产国际决定的。他说：“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全部掌握领导权，至少应该拥有部分领导权。” 事实上，对于国共党内合作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党内高层领导人，基层党员中也有许多人不理解，特别是工人和从事工人运动的同志。在他们看来，国民党并不注重工人运动，在工人中影响甚微。加上国民党中官僚、政客不少，鱼龙混杂，许多中共党员不愿意与之为伍，反对加入国民党。 参加大会的几个来自基层的党员代表说，孙中山是有名的“大炮”，只会唱高调，别的什么都做不了。国民党的基地在广州，在上海有一个比较大的组织，至于其他地区，国民党的影响力很小。他们质疑道，在国民党的支部数量屈指可数的情况下，为什么非要每个人都加入国民党不可？他们该加入国民党的哪个组织？如果让共产党员自己把国民党组织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然后再加入进去，这种做法是可笑和愚蠢的。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代表们仍未取得一致意见。陈独秀只好把《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提供给大会表决，这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一月决议”有关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精神而起草的。结果这项决议以21票赞成，17票反对获得通过，可见党内意见分歧之严重。 中共三大通过的宣言、决议和各项文件，标志着党的工作中心由一大确定的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反对中外资产阶级的工人运动，实行“社会革命”，转变为组织与领导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中共三大第一次作出了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 1921年至1923年，共产党人先后领导过一些农民运动：沈玄庐领导的浙江萧山衙前农民运动、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毛泽东领导的衡山粤北农民运动。虽然这些运动先后遭遇挫折，但还是引起了一些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的思考。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颇有见地的谈到了农民问题。他在发言中指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我们也应该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就不难形成国民革命运动。 可惜当时没有多少人重视这些颇具预见性的话。 三大虽然第一次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但其表述可以说是含糊不清的。决议宣称：“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大会选出了由14人组成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选举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5人组成中央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共中央高层。 陈独秀在三大上对毛泽东评价很高，他在报告中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马林也高度评价毛泽东，说他是“优秀的工作者”。 当然，陈独秀和马林对毛泽东不约而同地产生好感，除了毛泽东在湖南的工作出色外，还因为他支持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策略，这一点对马林来说更为看重。从马林记述当时中共党内争论的笔记来看，毛泽东对马林的观点颇多赞同。马林也频频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以反驳张国焘。由于马林的赏识，当然也因为得到陈独秀的器重，毛泽东才得以当选为中央委员，并顺利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中央局。 同前两届相比，第三届中央领导集体新成员多，出身劳动家庭者多，并且第一次有产业工人党员代表进入，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正如罗章龙所说的：“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显示了工人革命政党，阵营颇为严整，工作效率也高，为前两届中央所不及。” 中共第一、第二届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张国焘，为什么没能进入中央局？党的二大后，张国焘试图把他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置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之外。未经请示中央批准，便由组合书记部直接发命令、找活动分子去工作，影响了党的团结。马林就曾批评说，党内组织了一个以张国焘为首的小团体。陈独秀也在三大工作报告中严厉批评道：张国焘“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看来，张国焘此人后来在红军长征路上闹分裂，另立中央是有历史渊源的。 正是因为张国焘所作所为的影响恶劣，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只获得很少的票数，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更不要说中央局了。 在1923年的广州，共产党已经可以半公开活动。三大完成各项议程后，于6月20日闭幕。最后一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陈独秀提议代表们唱《国际歌》，但由于会场处在居民区，为安全起见，全体代表来到黄花岗，由瞿秋白带领大家齐唱《国际歌》。这是中共党代会上第一次唱《国际歌》。此后，在闭幕式上唱《国际歌》的做法，为历届党代会和其他重要会议所沿用。 三大闭幕后，7月28日才收到共产国际5月《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五月指示）。由维经斯基起草的这个指示，与几个月前的“一月指示”有所不同，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作用基础上，对党内合作模糊化，主张尽力找到“适当的形式”，如行动委员会或民族委员会等，然后把国民党等民主阶层联合、吸引到反帝运动中来。 《指示》强调：应明白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必须属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加强共产党使其成为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把工人阶级的各种力量集合于工会，是共产党员的最重要的任务。对国民党的要求应当是无条件地支持工人运动。 可以想见，如果“五月指示”及时传达到中国，在中共三大上的争论会更加激烈，能否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也很难预料。 “五月指示”还要求中共注意将反帝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紧密结合起来： 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这样革命才能成功。 “五月指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土地革命问题，还为中共制定了比较详细的目标和口号。 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并没有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足够重视，更没有将其付诸实际行动中。毛泽东在三大上关于农民问题的发言，在当时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插曲而已。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调整三大的相关政策，于11月24日至25日在上海（中共中央已于9月迁回上海）举行了三届一中全会。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开展国民运动问题，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指出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要求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须努力做到站在中心地位。体现了在国民党内争取领导地位的指导思想。并要求共产党员的一切政治言论行动，要受党中央的指挥。 三届一中全会基本上统一了党内对国共合作的认识。之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根据中央指示，积极投入到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