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O年。虽是阳春三月，天空总是阴沉沉、冷飕飕的，毫无一点生气。共和国诞生后的三年灾荒到了最艰难时期。农村集体食堂仅有的一点点粮食只能作农忙时节的一日两餐的点缀，草头木根成了主食。大人小孩皮包骨，浮肿住院的人越来越多，饿死人的噩耗时有传闻。虽是春种大忙时节，田地里社员们的说笑声早已荡然无存，一个个有气无力的，劳作的场景十分凄凉。这年我七岁，上皇华小学一年级。生产队的食堂就设在我家堂屋里。早晨，我端着小瓷碗到食堂门口领回二两荞面菜团子，顺着檐坎边走边吃，还没到家门口便完事了。然后饥肠辘辘地去上学，下午两三点空着肚子，拖着疲软的脚步回家。幸运的是，母亲和两位婆婆一道给食堂办米。那时没有打米机，稻谷得先用櫑子磨去谷壳，再用碓舂，最后用风簸风去糠块。母亲打扫风簸时细心地把残留在风斗底板上的细糠一点点地搜集起来，用水调给我和妹妹充饥，这可算是上好的食材了。父亲工作在外，二姐出嫁了，母亲又不识字，加之连吃都顾不上，谁还能把孩子读书当回事。一九六二年春，父亲从供销社被精简下放回家。当天晚上，昏暗的油灯下，父亲叫我读书，我就是不动。他把我的语文书从书包里拿出，翻开，放在我面前，要我读给他听，我牛吃南瓜无从下口一一因为有很多字我不认识，怕读错挨打。僵持了好一会，父亲改口说：“不读吗，你就写嘛。”又找出纸和笔要我写“国家”二字，我斜歪着动笔了。写“国”字则是先写里面的“玉”却又少了一点，外面的国字框则是先画右边的横折，后画左边的竖折来拼接。父亲一看，火了，把我按跪在地上，一顿好打。妹妹吓得直哭，幸好母亲劝住。这是父亲第一次对我动粗。据祖父说，父亲自幼聪慧，从四岁零四个月零四天起就跟随伯父（私塾先生）读书，十四岁便教私塾。四书五经滚瓜烂熟，还写得一手好字，在家乡一带小有名气。目前，膝下独子八九岁了，连简单的字都不会写，他该有多么痛心啊！第二天一早，父亲送我到学校，面会了我的班主任和科任老师，不知和他们说了些啥。从此，老师们对我要求特别严。父亲回家后，制办了块两尺来长的竹板，并对我约法三章：每天教的课文，晚上须明声朗读给他听；每天的算术作业，回家后须重做一遍交给他检查，否则就板子伺候。父亲还把他仅有的一支黑壳子金星钢笔送给我。并开始手把手教我写毛笔字。那时小学生的学习任务很轻松：一到三年级只学语文算术，四年级增加珠算，五年级加开史地自然，六年级增加一本农常，作业当堂完成上交，老师们从不布置家庭作业。父亲常给我讲古人勤学苦读的故事，还教我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巜千字文》。从三年级起，我对学习便逐渐产生了兴趣。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很少和别的同学打玩，手里总拿着书边走边看。四年级时，我的书写就有点模样了，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轻松考入高小五年级。然而，生活环境还是那样艰苦。一九六二年夏初，一哄而起的集体食堂终于揭不开锅，不得不崩溃了，各家各户久违的炊烟又袅袅升起。吃的依然是蕨根粑、野菜团子，甚至包谷壳、白泥巴等代食品也上了餐桌。为了百姓的生存，上面的政策也放宽了些：允许农户喂养小牲口（主要是养兔，鸡没粮食喂，猪几乎绝了种）；还允许社员开荒种杂粮瓜菜自救。早饭后，父母锁了门，钥匙放在老地方，带上蕨根粑上山开荒，傍晚才背着砍挖的柴草回家。我和妹妹放学回家后，在老地方拿了钥匙开了门，吃点母亲预留的冷饭，妹妹看家，我便上山割兔草。后来家里养了猪，割猪草就成了我的专利。当年秋天，新开垦的荒地里种的荞子、小米有了收成，生活才日渐好转。“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这是父母的谆谆教诲。清晨，父母上山，我和妹妹就得起床。妹妹扫地，我煮饭。端个矮凳垫着搞锅，不会弄菜，醮点糊海椒胡乱吃点就上学。由于饮食生冷不拘，饥饱无度，我便得了胃病。五年级下学期的一天，老师正给我们上算术课，我胃痛难当，直冒冷汗，抱着肚子大哭。老师立即放下书本，背起我就往医院跑，还掏钱为我打针买药。疼痛稍解，又背我到他寢室，让我躺在他崭新的床铺上，亲手给我盖上被子。放学后又送我回家。一个分配到学校不久的外地青年教师，如此爱生如子，使我终身难忘：我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数学老师朱文辉一一宜宾人，瘦高个，瓜子脸，高鼻梁，戴眼镜！遗憾的是我无缘回报他的恩情，只好把他对我的这份爱转送给了我的学生们！一九六六年春季学期，我小学毕业了，考试成绩是全班第二名。然而命运开始捉弄我了，随着中央“5.16通知”的下达，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间，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席卷神州大地。我自然受到牵连，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看到那些成绩大不如我的同学被推荐去上初中，我万分沮丧，痛苦，内心酸楚极了，常常呆若木鸡，以泪洗面。父亲强打精神，为了安抚我，一天晚上，他把我领上楼，从楼角的旧木箱子里翻出一个预测吉凶的墨笔手抄小本《诸葛武侯神数》，要我按照我内心的意念写三个字。我不假思索地写了“要读书”三字。父亲便根据这三个字的笔画数在书中翻检了半天，拼凑出“秋风刮去一天香”七个字来。父亲安慰我说：“别悲观，你读书的机会终归是有的。虽然暂时被秋风刮去，但总有一天会散发香气的。”话虽这么说，但我内心“要读书”的潜意识总是挥之不去，沉闷、叹气老是死缠住我。幸好没多久，学校全面停课闹革命，那些上初中后不愿闹腾的同学便回生产队参加劳动，这才使我强烈的读书欲望渐渐平静下来，成天跟大人们一起投入到集体生产劳动之中。那时，生产队实行工分制：男劳力每个劳动日计10分，女劳力计9分，我最初才评3分（价值不过8分钱）。我眼疾手巧，虚心好学，能吃苦耐劳。不到两年我便学会了种庄稼的基本功：犁耙铲扯、种管薅刨、栽秧打谷、背挑拉抬，我都能上阵，且不比别人差，也渐渐长成了大劳力。冬天农闲，家家都要备好一年的燃料。我和父亲都得与乡亲们一道大清早就要翻山越岭，去玉母寨、七家湾、冷家厂背煤，最远处来回近三十里。吃过早饭还得拖着疲惫的身子出工改田改土。这段时间，我在父亲的指导下读完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名著，不时还练练毛笔字。 一九六八年秋，初中复课实行推荐招生。父亲为了圆我的读书梦，不惜求爹告奶，找关系托人情，终于把我塞进了皇华初中的门槛。然而时逢动乱，文革浪潮高涨，校长主任靠边站，工宣队、贫宣队进驻学校并掌了权，教学秩序极不正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成了政治教材，《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取代了理化生，《数学》极为简略。语文没有教材，何老师刻印发了《人民日报》的一篇关于珍宝岛反击战的社论，就讲了一两个周。作文则是写批判文章。为了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学校常组织学生到猴虎山开荒种地，还多次带学生外出拉练一一学工、学农、学军。我则经常被安排去抄写学校的黑板报。那时，我写了篇反映同学们学工活动的长文章，被几个语文老师拿去各班评，这使我在学校点有名气。家离学校仅四五里，我每天跑通学。上午九点半钟上课，我清早可上山割背篼牛草称了挣得几个工分再去上学。下午四点过放学，回家还得割猪草。每当武斗风一吹，老师四处躲，学校便放假，我就回家挣工分。就这样断断续续的初中读书生活在昏昏噩噩中混到一九七二年春季便结束了。那一年邓小平复出，实行全面整顿，学校秩序正规了些。皇华中学首届高中班招生，但仍是推荐，这次父亲像是看破了红尘，也再没脸面去活动，我当然就没戏了。美好的求学梦却成了肥皂泡，就如此破灭了。这正应了农村的一句俗话：“人要发狠，老天爷不肯”啊！父亲说，我们家的祖训是耕读为本。既然读不成，就只好安心耕了。初中毕业回家的下半年，我便结了婚，决心当一辈子农民了，反正家乡的每一块田土都滴有我咸咸的汗珠，都留有我深深的足迹。不料两年之后，命运却有了转机。七四年秋，我的伯兄光益（中师毕业，公办教师）从象顶公社建化村小初中班调回离家较近的白太小学。调出学校尚差一名民办语文教师，老兄便介绍我去试试。我喜怯交加：喜的是终于有机会继承父业，与文字打交道；怯的是鄙人只是混了几年初中，这点糟糟能行吗？父亲鼓励我说，路是闯出来的，不去闯怎么知道自己就不行呢！于是，我壮着胆到了离家50多里的建化民办初中班试讲。一堂课下来，仅凭我仪态端庄，表情沉稳，口齿清晰，字迹工整，竟被该校录用了。那时，农村劳力人口流动需要本地生产队出证明，大队公社盖章方能外出。然而我家乡的大队支书说我父亲是反革命，三番五次就是不盖公章。最终我只能给生产队签了与石木二匠相当，每月缴副业款15元计300工分的合同，去任民办教师。民师待遇每月只有20元。一九七六年十月，弥漫上空的阴霾终于被强劲的雷霆驱散，温暖的阳光渐渐照亮了中华大地，科学的春天终于来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引起了社会的共鸣。教育被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形势逼人啊，我一个徒有虚名的初中生要立足于初中讲台，唯有勤奋学习，充实自我！我食宿在校，除了教学“六认真”之外，我如饥似渴地挤时间自学。那时书籍奇缺，伯兄借给一本中等师范《语言基础知识》教材，我摩玩不止，书中重要的定义、实例等我几乎能背下来。凡是涉猎文科的书都读而不厌，火炉边，油灯下常熬到半夜。蚊帐被煤油灯熏黑了，每天早晨擤出的鼻涕都是黑的。学问，学问，不懂就问，我曾多次带着问题步行几十里拜访我初中时的语文老师，请他指点迷津。“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教的民办初中班的学生在太平区统考中，成绩还不差。我也于做民师的第四个年头一一一九七九年十月在省级民转公招考中，以全县总分第四名的成绩顺利转为公办初中语文教师。然而，仅有的初中文凭，离国家对教师的学历要求差距很大。为了搏取合格学历，我曾考入县教师进修校脱产中师班学习。入学一个月，问题出现了：我月工资32.5元只够我个人花消，半边农的家庭尚有老小六口人，还得等我的节余补贴家用呢。无奈的我只好装病退学，另辟蹊径。一九八三年暑期，县教育局推荐我去宜宾师专离岗进修两年以获大专文凭，又因家庭负担重而主动放弃。于是，求学取文凭又得兼顾家庭，只有走在职函授之路了。我利用工余时间刻苦自学高中政史地等知识，有幸于一九八四年秋季，假冒髙中学历考入了西南师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函授班，学制为五年。那时的函授十分正统，五年间，苦，真没少吃！每学期除了保质保量完成岗位教学任务外，还要外出参加面授学习，抽空完成上交书面作业。暑假回家可充实了：天拂晓就和妻子领着孩子们上山挖洋芋、薅草，十点左右才下山早餐。午休时间便到林间树阴下读书应考，清静、凉爽，别有一番情趣。下午太阳偏西，又得上山劳动。晚上还得挑灯夜读。特别可贵的是每次学科考试前的集中复习时间。途中客车上拿着书，用餐时桌上放着书，连厕所里蹲着也拿着书。我常和同学老崔一共住一室，他熬不过我就约定晚上十二点必须灭灯睡觉。到点了，关了灯，我躺在床上老想着书里的东西。听老崔鼾声起，我便悄悄开灯夜战。老崔一觉醒来，说我不讲信用，我便谎称刚开灯上厕所。我清楚地知道，全县同班23个同学中，论学历我最低，论年龄我第二，论家庭负担我最重一一笨鸟得先飞啊！就这样，五年下来，17个考试科目，23个同学仅剩5人没补考过，我也是其中之一。记忆犹新的是最后一次考试，或许是用功过度，走出考场后一见书本就头昏脑胀，直想呕吐，十多天才恢复正常。“皇天不昧苦心人”，一九八九年七月，五年的呕心沥血终于换来了西南师范大学颁发的红色烫金封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证书。至此，我才真正拥有了做中学语文教师的合法资格，堂堂正正地站在高中讲台上活跃了近二十年，并顺利评上了中学高级职称，直至退休。回首我的求学之路，云遮雾绕，曲折而崎岖，荆棘丛生，幸得艳阳暖照，给我力量，助我登攀，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取得了成功！正是：
文字：张光佑 图片：网络 编辑：采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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